《國旗的世界史》：在伊斯蘭世界，白、黑、綠、紅這幾個顏色都有深刻的意涵

文：提姆．馬歇爾（Tim Marshall）

【第四章 阿拉伯的色彩】

白色是我們的行動，黑色是我們的戰鬥，綠色是我們的田野，紅色是我們的劍。

——沙菲．阿定．阿希里（Safial-Din-al-Hilli, 1278-1349），阿拉伯詩人

如果阿拉伯人是一個民族，他們便為一個有許多面國旗的民族。許多國旗有相同的顏色，凸顯出系出阿拉伯的親屬關係，但它們的多樣化同時也告訴我們，這個觀念上的民族在許多方面分歧重大。某些阿拉伯現代民族國家沒有深厚的根源，而未來十年，我們也可能看到新國旗飄揚於橫掃阿拉伯的大風中。

中東和北非有二十二個國家可被稱為阿拉伯國家，人口合計超過三億人。從大西洋海岸的摩洛哥起，一路沿著地中海抵達埃及，再向東、南延伸至科威特、阿曼和阿拉伯海。於此區域內，也有許多不同的族裔、宗教和語文社群，如庫德人（Kurds）、柏柏人（Berber）、德魯茲教派（Druze）和加色丁禮天主教會（Chaldean）等。但兩個最重要的元素是語文和宗教。這三億人裡面，大多數都講某一種阿拉伯語，並同屬於伊斯蘭信仰的某一支。

這就說明了為什麼，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尋求推翻土耳其在中東地區統治的泛阿拉伯主義的旗幟，會設計成白、黑、綠、紅色，因為在伊斯蘭的世界裡，這幾個顏色都有深刻的意涵。即使今天，泛阿拉伯主義做為政治思想已經失敗，仍有人信服它的大業。我們也仍從許多阿拉伯民族國家的顏色看到這個理想，尤其是敘利亞、約旦、葉門、阿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科威特、伊拉克和可能建國的巴勒斯坦。這些顏色也往東，啟發那些曾受伊斯蘭統治之許多非阿拉伯國家的旗幟，如伊朗與阿富汗。

這些顏色都出現在一九一六年阿拉伯起義（Arab Revolt）的領導人漢志地區的夏里夫．胡賽因（Sharif Hussein of Hejaz）設計與升起的旗幟上。胡賽因希望將眾多阿拉伯部落結合在同一面旗幟下，爭取脫離鄂圖曼帝國統治而獨立。某些歷史學家認為，實際設計這面旗幟的是英國外交官馬克．賽克斯（Mark Sykes）。很明顯地英國參與其事，而當時，阿拉伯人大團結則吻合英國於本區域的利益。

這面旗幟預備代表一個巨大的阿拉伯民族。在此之前，只有部落及伊斯蘭各朝代的旗幟。阿拉伯起義大旗有三條橫向的色紋：黑色在上、綠色在中、白色在下。在旗子左面的三分之一，有個指向右邊的紅三角。（圖4-1）如同鄂圖曼國旗上有伊斯蘭星和新月，此圖像也可以表示與過去的關係：採用歐洲三色旗的基本設計，同時容納了深刻的伊斯蘭與阿拉伯象徵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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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色是伍麥葉王朝（Umayyad dynasty）的顏色，在六六一年至七五○年，它定都大馬士革，統治了廣袤的地區，並把伊斯蘭帝國一路往西，擴張到葡萄牙，並往東直抵撒馬爾干（Samarkand）。據說，伍麥葉王朝選擇白色為代表色，是為了紀念先知穆罕默德在白達爾（Badr）的首次作戰。
• 七五○年，伍麥葉王朝被第二個遜尼派伊斯蘭王朝阿拔斯（Abbasids）推翻，後者選擇黑色為代表色，以示與舊時代有別，另也表示追悼先知穆罕默德（五七○－六三二）的親人在喀巴拉戰役（Battle of Karbala）中喪生。據說，黑色也代表先知曾使用過的大旗；此外，在前伊斯蘭時期，黑色也可能是部落投入戰爭時頭飾的顏色，因此它又另具重大意義。
• 綠色代表九○九年至一一七一年，創建於北非的什葉派伊斯蘭法蒂瑪王朝（Fatimid dynasty）；但一般普遍認為，綠色是伊斯蘭的代表色，因為傳說中，它是先知喜愛的顏色：據傳他身穿一襲綠色披風，而且在他征服麥加（Mecca）時，他的追隨者升起了綠色旗幟。直到今天，你仍可見到，世界各地的許多清真寺尖塔在夜裡點亮綠燈。
• 至於紅色代表什麼，則不那麼清楚，但許多學者認為它出現在阿拉伯起義大旗上，是因為它是夏里夫．胡賽因的部落哈希姆（Hashemite）之代表顏色。

這四個顏色的意義幾乎和全世界其他所有案例一樣，存在於觀察者的心中，只有這個才能成為事實，即使它們源起的細節已不可考。阿拉伯知名新聞工作者米納．阿－歐拉比（Mina Al-Oraibi）在接受本書作者訪問時曾說：「大多數阿拉伯人都認得一九一六年的大旗，並認同它。即使不了解所有細節，一般人都曉得顏色的歷史；而在阿拉伯人最直接的想法中，則立刻將其聯想到泛阿拉伯主義。」

當夏里夫．胡賽因提出阿拉伯起義大旗的構想時，其實還有其他的設計圖案。他的一個兒子（短暫地）成為漢志國王，另兩子分別成為約旦國王和敘利亞暨伊拉克國王；他的原始想法是每面國旗都相同，只不過約旦國旗有一顆星、伊拉克兩顆星、敘利亞三顆星。

胡賽因是最後一個哈希姆家族的麥加埃米爾（Emir of Mecca）以及漢志國王（King of the Hejaz）。漢志位於今天沙烏地阿拉伯的西部，涵蓋麥加和麥地那（Medina）。他自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血胤，而他的王朝已持續掌握政權七百年。他權力鼎盛時，擬建立一個龐大的阿拉伯國家，領土從北方敘利亞的阿勒坡（Aleppo），一路延伸到阿拉伯海濱，也就是葉門的亞丁港（Aden）。

他為了達成目標，結合著名的阿拉伯勞倫斯（Captain T. E. Lawrence of rabia），成功挑戰鄂圖曼帝國。接著，他期待英國人幫助他成就大業，可是現實政治總不承認他自認為已和勞倫斯成立的協議。胡賽因有他的想法，英國人和法國人也有他們的算盤。他開始自稱是阿拉伯諸國之王（King of the Arab Countries）；但英國人只肯承認他是漢志國王。他不知道這點，但英國人和法國人則心知肚明，他們在一九一六年已祕密簽訂《賽克斯－皮科協議》（Sykes-Picot Agreement）。他們沒有要幫助泛阿拉伯團結與阿拉伯獨立，反而祕密協商瓜分此區－但是要先利用阿拉伯各部落幫助他們擊敗鄂圖曼帝國。胡賽因的世界即將垮台，而以一面大旗代表一個獨立阿拉伯國家的前景當然也跟著斷送了。

他先拒絕接受一九一九年的《凡爾賽條約》，然後拒簽將在一九二四年通過的《英國－哈希姆伊拉克條約》（Anglo-Hashemite Treaty on Iraq）。這兩項條約將賦予《賽克斯－皮科協議》關於阿拉伯區域的元素法定效力，對於胡賽因及許多阿拉伯人的雄心壯志而言也是詛咒。當年，他若能讓英國人支持他，今天中東各國的邊界可能就大不相同。總之，阿拉伯鄰人也各有盤算，因為意識到國王權勢衰弱，遂自行其是。

這些鄰居就是阿布都－阿濟茲．賓．紹德（Abdul-Aziz bin Saud）領導的紹德部落（Al-Saud tribe）。他統率阿拉伯半島東部內志地區（Najd）的瓦哈比（Wahhabi）軍隊。沒有參與阿拉伯起義的他，已趁機征服日後證明石油資源豐富的波斯灣地區，如今正覬覦西邊的地區。只要英國人支持胡賽因，阿布都－阿濟茲就不敢動他一根汗毛，但到了一九二四年，倫敦已經厭煩這位哈希姆領袖及他的泛阿拉伯主義大夢。英國人不再支持他，所以命運已決。勞倫斯日後寫道，胡賽因「是個悲劇人物：勇敢、頑固，但無可救藥地不合時宜」。

阿布都－阿濟茲策畫一連串針對胡賽因的抱怨，譬如：聲稱他阻擋內志地區的部落到麥加朝聖。他的部隊發動攻擊，不到幾星期就占領麥加。阿布都－阿濟茲大軍兵臨城下時，胡賽因退位，並流亡到塞浦路斯；到了一九二五年底，阿布都－阿濟茲占領整個漢志地區。他手下某些更激進的野心派希望再攻占外約旦（Transjordan）、伊拉克和科威特，但阿布都－阿濟茲比胡賽因擅長玩國際政治競爭，曉得這將使他與英國人直接競爭。一九二七年，他和倫敦取得協議，宣布成立漢志暨內志王國（Kingdom of the Hejaz and Nejd）。到了五年後的一九三二年，他宣布一個新國家的誕生：將兩個王國統一為沙烏地阿拉伯王國（Kingdom of Saudi Arabia）。

新國家當然得有新國旗。但鑑於哈希姆族和紹德族之間的嫌隙，紹德部落建立的王室當然不能採用近似阿拉伯起義旗幟的國旗；而且還需要反其道而行。紹德族因而選擇了綠色。到了一九三二年，有鑑於瓦哈比教派至少有一百年在綠旗上凸顯「清真言」（shahada）。因此，在綠底色上，便以白色字體標示出「萬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是真主的使者」。一九○二年，阿布都－阿濟茲在圖案上又添加了一把劍，代表紹德王室。他非常喜歡它，即使新成立統一的國家，仍以它為國旗，即使它上面根本沒提到漢志王國。

一九三四年出版的《國旗誌》（National Flags）作者巴克斯特（E. H. Baxter）在他的書中寫道：「據說，這面國旗是約百年前、現任國王的祖父設計。」另外，根據CRW旗幟網頁（CRW Flags website）的說法：「如果從羅伯．拉瑟（Robert Lacey）所著的《王國》（Kingdom）一書的第一九○頁及一九一頁中間複製當時人拍下的照片，便可知它在一九一一年就已經使用過。」阿布都－阿濟茲修訂了設計：有時有兩把劍、有時是在靠近旗桿的位置有條白色垂直條紋，但到了一九三八年，我們今天所見的版本（它在一九七三年由官方欽定）大體上都已經一致。主要差別是，目前的劍較沒那麼彎。（圖4-2）沙烏地阿拉伯國旗的設計圖案使得「清真言」（正確讀法是由右到左）從任何一面看都一樣，而劍就和文字一樣，永遠指向同一個方向。

這是全世界少有的幾面國旗之一，而且從來不降半旗，因為這樣做會被認為是褻瀆真主。同樣的道理，我們很少看到它被印在衣服上，譬如恤衫或短褲；就連拿它做廣告也可能出問題。一九九四年世界盃足球錦標賽決賽前，麥當勞一口氣得罪了許多穆斯林，它把參賽國家的國旗全印在外賣紙袋上。沙烏地阿拉伯很不爽，因為他們最神聖的信條竟被揉成一團，丟進垃圾筒。麥當勞趕緊把數十萬個紙袋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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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世界盃足球錦標賽決賽前，國際足球聯盟總會（FIFA）想特許製作一款印上當年所有參賽國家國旗的足球。沙烏地阿拉伯則抱怨，他們可不想看到全世界電視播放他們的國旗被人踢來踢去的畫面，尤其是上面印了「清真言」。二○○七年，美軍一番好意，用直升機運送了一堆足球到阿富汗霍斯特省（Khost Province）某村鎮，以便小朋友有些東西可玩。不料，有些足球上印了沙烏地國旗。由於有人示威抗議美國人的魯鈍，足球統統不能踢了。結果呢？美國軍方隆重道歉，並學到了一堂教訓。英國酒館店東也曾因在比賽期間揮舞沙烏地國旗而招致抱怨，迴避之道則是改用沙烏地的正式國徽－兩把交叉的劍與一棵棕櫚樹。

平時升旗呢？沒問題！事實上，旗子愈大且愈高愈好。世界上最高的直立旗桿位於沙烏地阿拉伯第二大城吉達（Jeddah）的阿布杜拉國王廣場，它就是你所能想像的那麼大，甚至還更大。你不妨想像一下，廣場上約有四個足球場大，正中央有根一百七十公尺高的旗桿，飄揚著一面四十九公尺長、三十三公尺寬的國旗。國旗有五百七十公斤重，也就是相當五隻初生小象的重量。吉達這根旗桿在二○一四年，打破了塔吉克首都杜尚貝（Dushanbe）一百六十五公尺高旗桿的紀錄；塔吉克則曾打破了亞塞拜然的紀錄（一百六十二公尺）；亞塞拜然則超越北韓的紀錄（一百六十公尺）；北韓更一舉壓倒先前土庫曼一根一百三十三公尺高旗桿的高度。這個比高競賽可說沒完沒了。

沙烏地領導人也試圖成為全球伊斯蘭的前鋒。然而即使在一九三○年代，沙烏地領導人更關切擴張紹德王室的權力，以及他們基本教義派瓦哈比版本的伊斯蘭，而非其他阿拉伯地區的事務。直到今天，其他地方的阿拉伯人對沙烏地政府仍有某種程度的憤懣，不滿它聲稱是麥加和麥地那（Medina）兩大聖城的保護人。利雅德的正當性源自於戰爭的征服，而沙烏地阿拉伯官方版本的伊斯蘭並不被什葉派或多數遜尼派的穆斯林認同。瓦哈比派的伊斯蘭排斥宗教寬容，堅持以政治力在所有階層執行宗教信仰。這種意識型態影響到凱達／基地組織和伊斯蘭國，也回過頭來噬咬沙烏地政府。嚴格來講，瓦哈比派並不接受民族國家的原則；然而，沙烏地阿拉伯是建立在雙元權力結構上－紹德王室和瓦哈比傳教士。兩者在十八世紀達成協議，用今天的話來說等於是：「你管政治，我們管宗教。」只要國家機關不限縮教士的權力，多數瓦哈比菁英也不會要推翻王室。不過，他們沒考量到的是，他們對民族國家的想法將有助於建立奧薩馬．賓拉登（Osama bin Laden）及其他許多恐怖主義革命黨。

在歐洲殖民統治即將結束的那數十年間，少有新興獨立的穆斯林國家遵循沙烏地的例子，把「清真言」印在國旗上，只有一小撮國家選擇綠色為主要顏色。新興獨立的阿拉伯國家，其領導人並不以忠誠於伊斯蘭聞名，有些國家雖然是虔信的穆斯林，多數卻也貫注些許矛盾的社會主義意識型態，尤其是復興黨（Ba’ath Party）；復興黨後來成為敘利亞和伊拉克的執政黨。鑒於他們傾向建立強大的國家機制，領導人很難把伊斯蘭的主導色彩作為他們國家的代表色。

沙烏地阿拉伯這個新王國宣告成立時，約旦已經有了自己的國旗（圖4-3），它以夏里夫．胡賽因的泛阿拉伯設計為基礎，包括哈希姆紅三角裡的星星。這個星有七個角，涉及首都安曼（Amman）興建位置的七座山，以及《古蘭經》第一章（Surah）的頭七段韻文，即真主、人道、民族精神、謙卑、社會正義、道德和希望。紅色三角繼續代表哈希姆王朝，因夏里夫．胡賽因的後裔仍為約旦國王；但有鑑於現在約旦約有一半人口是巴勒斯坦人，他們對王室的忠誠度有多深，並不確定。約旦國旗原本要包括巴勒斯坦土地，因此現在的巴勒斯坦旗幟類似約旦國旗，只差沒有那顆星星而已。到了一九三○年代，伊拉克和敘利亞雖仍未脫離英國、法國而獨立，它們的旗幟也以阿拉伯起義大旗為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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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些國家追隨鄂圖曼，在各種不同的底色上採用各式星星和新月，儘管這些意念比伊斯蘭早了好幾百年，卻已經和伊斯蘭結合在一起。大家都知道，拜占庭（後改名君士坦丁堡，即今天的伊斯坦堡）採用新月為標誌。它發生在何時已不可考，但傳說中，拜占庭在西元前三三九年贏得了一場決定性戰役時，天上高掛明亮的上弦月。當時的新月就是女神雅笛美斯（Artemis）的表徵。數百年後征服拜占庭的羅馬人，便稱呼月神雅笛美斯為戴安娜（Diana），並秉持以新月做為本城象徵的傳統，把它用在旗幟上。當土耳其人在一四五三年征服早已改名為君土坦丁堡的這座城市時，也維持這個象徵，將它加在旗幟上，新月因而開始與穆斯林世界連結起來。傳說中，鄂圖曼帝國開國君主奧斯曼一世（Osman I）的夢想便是讓新月延伸到全世界。

起先，鄂圖曼帝國的新月旗以綠色為底色，但之後在一七九三年改為紅色。相關的傳說故事為，今天土耳其國旗上的新月和星星映照在土耳其士兵的血海上。一般都認為，星星的五個角代表伊斯蘭的五大支柱－信仰、祈禱、行善、齋戒和朝聖－但這個說法可能得存疑，因為一七九三年，國旗上的星星有八個角，是要到一八四○年代中期才改為五角星。

到了二十一世紀，土耳其國旗（圖4-4）上的伊斯蘭新月在許多人心中變得更加醒目。究竟土耳其算不算歐洲國家，這點辯論激烈，有趣的是，歐洲的基督教風味愈來愈淡，甚至出現它的文化是否植基於猶太－基督教價值的辯論。這些辯論全都牽扯進移民／難民危機，以及似乎沒完沒了、是否該准許土耳其加入歐盟的辯論。你可以強烈主張，宗教和歐盟是兩個互不相干的議題，的確，一個國家的宗教也並非入會的衡量標準。即使如此，宗教仍被扯進討論之中。不論對錯，某些歐洲人一看到新月就激起了關於古代戰爭的集體記憶，以及在鄂圖曼帝國勢力鼎盛時期的一六八三年，大兵西向、直抵維也納城門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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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新月和星星國旗驕傲地飄揚於布魯塞爾郊外、北約組織總部門前，但就有人沒辦法想像距離只有幾英里的歐盟總部，土耳其國旗若與其他歐盟國家國旗一起飄揚的景象。當然，北約組織是個遍及半個地球的軍事同盟，而歐盟是個政治（甚至有人說它是文化）群體。即使如此，兩者都有它的價值基礎。土耳其古代的象徵涉及伊斯蘭，離維也納之役已有三百多年，而現在注定，未來數十年，其仍會涉入到現代政治戰役。

土耳其國旗在二○一六年七月中旬那場未遂政變期間與之後，也扮演過重大的角色。當局曾透過社群媒體號召群眾走上街頭、反對政變；清真寺也透過廣播系統播出Sela祈禱。這種祈禱文通常用於喪禮，但有時也代表號召人群集合的信號。民眾反應熱切，許多人揮舞著土耳其國旗、擋住政變部隊。國旗也被用來覆蓋在政變動亂中喪生者的遺體；政變失敗後，數十萬湧上街頭的人們也都揮舞國旗，表示支持艾爾多安總統（Recep Tayyip Erdogan），或顯示他們反對軍方的叛變行動。集合起來的民眾形成一片紅白色大海，男女老少揮舞著新月和星星旗，並穿上代表國家顏色的衣服，拉起數百英尺長的大型國旗。夜裡，那類似足球迷所持的紅色閃光燈甚是壯觀。當然並非人人都支持艾爾多安，但使用國旗做為團結的象徵，也透露了一則訊息：若人民有一致的意見，那就是反對軍事政變，因國家在過去多年來政爭不休，人民早已厭倦。政變失敗及隨後對異議人士的鎮壓，削弱了土耳其的自由民主紀錄，也強化了艾爾多安總統的伊斯蘭支持者。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國旗的世界史：旗幟的力量與政治》，遠足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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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提姆．馬歇爾（Tim Marshall）
譯者：林添貴

85個以上國家及伊斯蘭國、LGBTQ社群、海盜等旗幟的研究
充滿有趣的軼事和細節，對全世界旗幟詳盡而華麗的巡禮

數千年來，旗幟代表我們的希望與夢想。我們織造國旗、毀滅國旗，高舉國旗前進。到了二十一世紀，我們仍為它犧牲。旗幟在國會、王宮、住家或展示間，在聯合國總部、阿拉伯街頭、德州民宅前院飄揚。它們代表大國政治，也代表暴民。從中國民族主義再度崛起，到歐洲和美國的認同困難，乃至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興亡，全世界陷入混亂，我們需要了解人們圍聚在旗幟下這些標誌的歷史、權力和政治；這些標誌讓我們團結，也讓我們分裂。

歌德曾說：「國家始於一個名字和一面國旗，然後才成為國家，就好比人類落實他的命運一般。」

每個國家都有一面國旗，見證歐洲帝國在全球擴張、思想散播，及對現代世界的影響。我們如此寄託感情的這些國家標誌從何而來？國旗在人類史上是相當晚近才出現的現象。印在布上的標誌早於國旗之前出現，古代埃及人、亞述人和羅馬人都使用它，直到中國人發明絲布，今天我們所知曉的國旗才蔚為風氣，絲布做成的旗幟便伴隨大軍進入戰場。

新布料和風俗沿著絲路傳播。阿拉伯人率先採用，歐洲人因為在十字軍東征期間接觸到而跟進使用。這些軍事作戰涉及許多西方軍隊，因此更需要使用徽記、旗幟來幫忙辨識參戰部隊。後來這些徽記用於區分階級和血胤關係，尤其是皇室朝代需借重它們來辨明，於是歐洲旗幟從戰場標誌、海上辨識，演進到成為民族國家的表徵。

許多旗幟隱諱不明的歷史，可以告訴我們許多當前的發展。「黃色是最溫暖、高尚和最接近光明的顏色；藍色是興奮和寧靜的混合，而且為能產生陰影的距離；還有紅色是黃色和藍色的提升與合成，而光線由此消失成為陰影。」國旗涉及我們傳統的部落趨勢和認同意識，一種「我們相對於他們」的意識。國旗設計上的許多象徵意義是根據衝突和對立的概念而來，譬如紅色一般代表人民的鮮血。標誌可以發揮極大力量，迅速溝通觀念，強烈汲引情感。從希特勒和納粹的卐字旗到伊斯蘭國的旗幟，其所強調的宗教或預言象徵仍可抓住人們的注意力，有時甚至可獲得支持。

本書敘述主要國家國旗和一些罕為人知國旗的故事，還有一些有相當趣味歷史的國旗故事。以全世界最為人熟悉的國旗——美國的星條旗——為開端，其視覺所代表的意義掌握住美國之夢，是標誌可以界定及團結國家最強大的實例。然後從全球當前的大帝國移向一個過去的帝國：英國國旗的影響力延伸到地球最偏遠的角落，這面旗幟代表一個龐大帝國的聯合陣線，而不列顛群島內部也有強大的民族認同意識，仍未消褪，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以及持續有人主張蘇格蘭獨立，就是明證。

歐盟旗也努力起著團結的作用。在有根深柢固認同意識的歐洲大陸，許多歐洲人比過去更珍視他們的國旗。有些歐洲國家的國旗是以基督教圖案為基礎，但長久以來宗教的關聯性多半已褪色。再往南去，阿拉伯國家則不是如此：他們的國家經常出現強大的伊斯蘭標誌和思想，向其人民訴求。阿拉伯各國國旗的象徵意義相當強大，民族國家卻十分薄弱。未來的發展或許會使這些國家的形狀和國旗另起變化。可能的觸媒是，在阿拉伯世界有許多恐怖組織活躍；這些組織的行動和影響不時出現在電視螢幕上，我們有必要了解它們。像伊斯蘭國這樣的組織也極力利用宗教標誌，灌輸恐懼並創造全球知名度。

再往東到了亞洲，這些現代民族國家中有許多回到他們古老文明的根源來設計國旗，通常是呼應他們歷史的轉捩點、或融合古今。反之，我們在非洲看到非常現代概念的顏色，它們甩開殖民統治的桎梏，愈來愈自覺地面向二十一世紀。而拉丁美洲的革命家與殖民者保持緊密的文化關係，這個大陸的許多國旗反映了十九世紀建國者的理想。

旗幟的力量可以啟動強大的感情，讓人們甘願追隨這面布旗投身砲火之中，為它所代表的意義效命捐軀。我們正處於地方、區域、國家、族群和宗教的認同政治都在增長的大環境。權力轉移，舊日的確定性已不復存在，因此人們在動盪、變化的世界尋找熟悉的標誌，做為意識型態的定錨。國家的現實未必能實現其國旗所訴求的理想；即使如此，國旗仍可以如美國內政部長佛蘭克林．連恩（Franklin K. Lane）所擬想星條旗的說法：成為你相信我能做到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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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