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

教育方針注重數理與自立

說起來，我於日本戮力提倡洋學，想盡辦法讓日本成為西式文明富強之國。我使慶應義塾成為西洋文明的領導，使之宛如東道的主人，也可說是一手包辦西方文物制度的買賣，或是西方學問的特別代理商。外國人並沒有拜託我這麼做，而是我主動這麼做，難怪會受到守舊頑固的日本人的厭惡。

我的教育主義著重在自然的原則，亦即以數、理兩科為根本，然後發展出萬種有形的實際學問。至於道德方面，我將人定位在萬物之靈，能夠自尊自愛，不做卑鄙之事，不做不道德的事情。不管在什麼情形下都不觸犯不仁、不義、不忠、不孝等事，把自己的品性提升至高尚的境地，培養出獨立完整的人格。我定好這兩個基礎之後，專心一意地付諸實行。

我們比較東西雙方進步的緩急，可以看出極大的不同。雖然雙方皆有道德的準繩，也有經濟的議論，在文武方面各有優劣，可是我們從國力的強弱來看，在富國強兵、為最多數人民謀求最大幸福這方面，東方諸國明顯落後西方國家。若說國力的強弱是取決於國民的教育，那麼雙方的教育必然有所迥異。

我們拿東方儒家思想與西方文明思想來比較，東方所欠缺的是，在有形方面是數理學，在無形方面是自立精神。不管是政治家治理國事，還是企業家從事工商買賣，甚至國民愛國，家庭親情濃郁，莫不出於此二者。自從有人類、國家以來，西方人的萬物萬事都離不開數理與自立精神。而如此重要的兩種原理，卻是我們日本向來所輕視的。在這種情況下，短時間內，日本不可能與西方諸強並駕齊驅。我深信這完全是漢學教育的過錯，我們因為資金不足，無法在私塾中設立專科，不過我們盡量以數理為教育的方針，另一方面提倡自立論，隨時隨地不斷地提醒學生注意此事。

我本人也努力實踐，在不知不覺中，我越加不信任漢學。時至今日，我聽到慶應義塾的畢業生出社會後，不管其身分地位如何，在數理方面不會迂腐不通，並顯出高尚的人格，能夠獨立處世。這是我老年餘生的一大樂事。

前面說過，我不僅不信漢學，不注重漢學，從年輕時開始，我就想更進一步把陳儒腐說一掃而空。一般的洋學者或翻譯員詆毀漢學者並不稀奇，也不會造成太大的傷害，然而我讀了不少漢文書，卻假裝不懂漢文，而且還抨擊漢學，因此格外受到憎恨。

我在一般人面前佯裝是個漢學的門外漢，可是漢學中的典故我大抵都知曉。如前所述，我從少年時起即跟隨嚴格的老師學習艱深的經史，不但熟讀《左傳》、《國語》、《史記》、《漢書》，連《詩經》、《書經》等經義，以及老莊等較有趣的書籍，我都曾聽老師講解，自己也曾研究。這些完全是豐前中津大儒白石老師的教導之恩。我明明通曉經史之義，偏裝作不知，我往往不客氣地攻擊漢學者的弱點，可說是個叛教者。站在漢學的立場，我是個旁門左道。

我之所以將漢學視為敵人，那是因為我深信，在今日開國之際，若是陳腐的漢學占據了少年的腦子，則日本無法進入西方文明之國的行列。因此，我要盡最大的力量拯救他們，將他們引導至我所信仰的原則。我的態度是，全日本的漢學者儘管攻擊我，由我一個人來抵擋他們。縱觀當時的政府及社會，雖然文明教育已經稍微普及，可是中年以上的人可說與洋學無緣，當他們思考或決定一件事情時，都以漢學的道理為依據。漢學可說是做人處世的最大準則，而我卻完全否定漢學，因此我深感自身的安危受到威脅。

著書翻譯 一切中立

維新前後是我致力於著書翻譯的時期。這著書翻譯的由來，我在《福澤全集》的序言中寫得很清楚，在此省略不談。我著書翻譯的工作，完全是我一人的想法，既沒有受到他人的指示，也沒與別人商量。我照自己所想的執筆，我沒把草稿拿給漢學者或洋學者看，也不曾託人寫序文或題字。

我這種作法也與當時的作法迥然不同，其實或許應該請當時的大老寫序文較好，可是我討厭這樣做。我不喜歡這麼麻煩的事，不管事實真相如何，我的著書翻譯絕不受守舊人士歡迎。儘管如此，我的書仍然成為大暢銷書，這大概是託文明開國風氣之福吧！

慶應義塾遷至三田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慶應義塾從芝區新錢座遷至現在的三田，這也是義塾的一大改革，有必要在此說明。在前一年的五月，我罹患嚴重熱病，病癒之後，或許神經過敏，總覺得新錢座土地不時發出臭味。事實上，這個地方確實是塊濕地，因此我興起遷移住所的念頭。我在飯倉找到很多要出售的房子，當交易快談成時，我的學生說，既然老師想搬離義塾，那不如連同義塾也一起搬走。

當時東京市內有不少諸侯的行館，學生們每天都四處尋找空行館。起先大家意見紛紜，這邊也不滿意，那邊也不滿意，最後大家決定搬到三田的島原藩避難行館。該處位於乾燥之地，也能夠眺望海濱，頗適合當校址。雖然大家無異議通過，可是這間房子是別人的，想遷移至此，必須拜託東京府，由政府徵收島原藩的土地，再租給我們。

要達到此目的，必須先在政府內部打好關係。我不僅拜託當時的東京府知事，也拜託我的好友佐野常民等人。我們由義塾的高年級學生奔走活動。有一天我去岩倉公官邸，那是我第一次拜訪他，結果很快得以晉見。我先向他說明慶應義塾的處境，並拜託他將島原藩的房子借給我們。岩倉公當下就答應了。

一切皆極為順利，就連東京府也恰巧來拜託我一件事。當時東京的市區是由諸藩的士兵拿著槍來維持治安，這些維持治安的士兵名為「巡邏」，在東京市區實在極為煞風景，彷彿東京是個戰地似的。政府認為這種情形不妥，乃計畫成立類似西方警察的組織。

政府為了了解警察的組織，乃派官員前來託我調查。在談話中，他還透露若調查有成，政府會有回報。我心中暗喜，我說：「這件事容易辦，我立刻著手調查。不過我也有事拜託，我曾經向長官請求借用位於三田的島原行館基地，希望能如願。」我可以說是拿調查警察法與租借土地做為交換條件，官員並沒有拒絕，可說是默許。

於是我收集各種原文書，將有關警察法的部分翻譯出來，整理出一本書。東京府將我的翻譯參照本地的實情加以修改，斷然廢除士兵的巡邏，成立新的組織，名為「邏卒」，後來又改名為「巡查」。東京市區終於制定了和平穩當的取締法。因此東京府也欠我一次人情，乃徵收島原的房子及土地，並發出公文將該不動產借給我。我租借土地約一萬數千坪，建築物包括兩棟諸侯的住屋及數棟長屋，合計六百數十坪，以一坪一圓計算，我繳納六百數十圓的租屋費，於明治四年（一八七一）春天將慶應義塾遷移至該地。

廢除敬禮

搬家之後，新校地甚為寬廣。我們將諸侯住屋當作教室，店面長屋作為書生的宿舍，由於房間不夠，再買下附近幾棟房子充當學生宿舍。遷到大校地之後，學生人數也逐漸增多，慶應義塾令人耳目一新。

順便再介紹一則奇談。我們從新錢座遷移到三田之後，校地增加三十倍，建築物也不可同日而語；新教室的走廊有九尺寬。我每天在義塾巡迴，將星期日定為清潔日，一一檢查學生的房間，連角落也不放過，我甚至親自開門檢查廁所。我一天要經過好幾次走廊，因此會遇到不少學生。由於新生還不懂義塾的規矩，每次見到我都彎腰行大禮。對方既然很有禮貌地敬禮，我也必須回禮。這件事在匆忙時覺得十分麻煩。因此，我詢問教師們說：「你們在走廊遇見學生時，會不會因為敬禮而覺得麻煩？」大家都異口同聲說，義塾變大了，在自己的家中老是敬禮真是煩人。

我聽了便說：「好，我來貼布告。」布告上寫道：

私塾的學生不僅對長者要有禮貌，學生相互間也禁止粗暴無禮。然而在講堂的走廊或宿舍內外往來頻繁的場所，即使遇到教師或學長，也不須恭敬地敬禮，相互行以注目禮即可。學生沒有必要將時間浪費在無益虛飾的事情上，希望各位學子遵守之。

若是說不要對長者敬禮，聽起來好像是要叫人忘記禮儀，冒犯長上。但是我當時的目的不是如此。要將千百年來在壓抑之下養成的一般習慣改變成活潑的朝氣，廢除敬禮也是一時的手段，其功能確實能立竿見影。現在義塾仍保存這種風氣，處理學生問題一律用義塾的規則，有違反規定者便毫不留情地處罰。學生若感到不滿，儘管離校，我們毫不在乎。我們雖然制定規則維持學生的秩序，但是沒有必要保留敬禮這種鄉下的習慣。雖然如此，本義塾並沒什麼粗暴的學生，相反的，大部分的學生看起來氣宇軒昂，富男子氣概，這大概是廢除虛禮虛飾所致。

官方出售土地

三田的諸侯行館基地成了我的租借地之後，我既沒有繳地租，也沒有付租地費，只付租屋費，這塊土地如同我的私有地。然而畢竟是租借地，不知何時會被趕走。東京市內也有很多與我們同樣的租借官地者，我推測他們一定與我一樣擔心，因此我左思右想，看看能不能買下官方釋出的土地。

當時的政府有一「左院」的機構，我認識左院的一個議員。每次與他見面，我總是向他遊說租借地有名無實，與其大家皆使用官地，不如將這些土地釋出，成為私有地，讓大家能夠擁有所有權。我不斷向他分析利弊得失，此外，每逢遇到其他政府方面的人，我都提起這件事。

明治四年（一八七一）左右，我終於聽到政府擬將市區的租借地出售給租借人或有關人士的風聲。我喜出望外，打聽到東京府有一位掌管土地問題的課長，名叫福田。我立刻至福田的住處，確定事實的原委，並約定公布命令時要通知我。我回家之後，天天在家裡等候佳音。數天之後，有人來通報，今天已經發出命令。我毫不猶豫，隔天即派遣代理人至東京府請求購買土地。

我們雖然繳了錢，但是東京府才剛剛公布命令，尚未有人申請，也沒有帳簿，收據的格式亦尚未決定。因此東京府說正式交付的證書待日後另發，今天僅收下訂金。我付了訂金，等同於土地已經出售給我。幾天之後，購買土地的正式證書交付給我，那塊土地終於成為我的私有地。土地所有權狀上面寫著除本基地外，尚有市區附屬畸零地，總共一萬三千數百坪，本基地每千坪價格十五圓，市區畸零地較貴，兩者加起來才五百數十圓，幾乎等於免費贈送。

這個價錢的高低另當別論，我之所以如此性急，是因為我在該處住得越久，就越覺得那是一個好地方，可以說是全東京最好的地方，沒有一個地方可以與它相提並論。當我正與義塾的師生共享歡樂時，突然出現一個不好的預兆。果然不出所料，官方出售諸侯行館的風聲傳開之後，島原藩的一名武士來我處說，這行館是有淵源、有紀念性的行館，其原主人島原藩主請求購買此地，希望我能讓渡。

我拒絕了他，我說：「這塊土地從前是誰的，我不過問，總之我是向東京府購買的。我只遵從府的命令，如果你們有什麼意見，請向東京府反應。」可是對方也非常難纏，三番兩次來找我，最後要求只要出售一半即可，我還是不答應。

我堅持說：「土地所有權的問題不是由島原藩與我雙方直接談判即可，因此不願回答。一切的問題，你自己去問東京府。」幸運的是，這困難的談判從此消失。即使至今日，在東京市區仍難找到像慶應義塾這麼好的地方。面積一萬四千坪，土地乾燥而平坦，面臨大海無屏蔽，空氣清新，眺望亦佳，這是慶應義塾唯一的資產。現在若是出售，其價格將會是當時購買時的數百倍至一千倍。不過我們的年輕教師野心更大，他們認為有一天價格會提高到一千倍、兩千倍。

教員為錢的多寡爭論

三田的新校地萬事順利，慶應義塾雖然沒半塊資金，但是我們每個月向學生收取學費，再分配給教師，總算能夠收支平衡。

慶應義塾的教師都是本義塾的早期畢業生，所以並沒有向義塾拿錢的念頭。說起來，我自己不僅未向義塾拿過一分錢，在興建校舍時，每每由我出錢建設。教師們也是如此，他們若是到外面工作，可以領到不少薪水，可是他們寧願在義塾工作，這也等於是拿出私房錢的意思。

我雖然沒有資金，但也能維持義塾的經營。現在將當時的實際情形介紹如下。每到月底分配金錢時，教師之間動輒有所爭議。這爭議即是分配金錢多寡的爭議：「我不能拿那麼多，你分太少了。」「不，我拿太多了。」我太多了，你太少，好像在吵架一樣。我在旁邊觀看，每次都笑著說：「你們又在吵了。不要算得那麼清楚，反正也沒多少錢，分個大概的數字就好，不要再爭吵了。」

正因為如此，慶應義塾才能夠成立，也就是說是教師、學生把義塾當作自己的家，努力學習，絕不是我一個人所能創立的。世間上的種種事情，還是不要介入太多，令其自由發展較好。後來時代逐漸進步，開始募集義塾的維持費用，而且也開始為籌備大學而募款，這些募款活動，我都不怎麼參與，一切都委任義塾畢業的年輕人。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福澤諭吉自傳（開啟日本明治維新的啟蒙大師）》，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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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福澤諭吉（Fukuzawa Yukichi）
譯者：楊永良

從下級武士一躍成為日本萬元鈔票的肖像人物──
拒絕從政卻啟發無數政治家的日本近代教育之父
想了解日本如何成為亞洲強國，一個不可不知的關鍵名字！

【內容簡介】

從頑童到啟蒙大師
福澤諭吉出身為下級武士，卻不受階級所限力爭上游。他曾是個頑童，卻願意反覆檢討自我並力求進步，不畏挑戰傳統。二十一歲那年，他昂首走入西學之門，成為日本近代改革的重要推手。

在亂世中堅持自己的道路
德川幕府末期，時局動盪，美國黑船來航，日本被迫打開國門，一時之間內憂外患並起。福澤諭吉夾在佐幕派與尊皇派之間，甚至面臨來自浪人的殺機。即使如此，他仍不畏「攘夷」的主流觀點，堅信唯有向西方國家學習，日本才能富強，遂致力於翻譯外文書，並創辦西洋文明的火車頭學校「慶應義塾」以及《時事新報》。

影響明治維新──福澤諭吉的思想改革
在接觸西方知識之後，他更積極提倡自由平等、男女平等、婚姻自主等思想。首次訪美後，他帶回日本第一部韋氏辭典，出版介紹西方文明的專書《西洋事情》，成為日本英語教育的先鋒。福澤諭吉雖然終生不願踏入政治圈，卻在各方面大大地影響了明治維新，促使日本晉升亞洲強國，進而改變了整個世界的歷史。本書由福澤諭吉口述，歷時兩年於《時事新報》連載，不僅是日本國民教育必讀作品，更是完整理解日本近代史最重要的一本書。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