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énez）

泰迪

他們四周都是屍體，沒有人知道該怎麼辦。泰迪躺在地上，死於槍傷，這是唯一證明軍人用子彈攻擊他們的證據。事情發生在阿天瑪加雅大學（Atma Jaya），他們把泰迪帶去一間教室，匆匆地布置了一間太平間。有幾個學生唱著愛國歌曲，讚頌著殞落的英雄，有一個黑髮女孩，眼眶含淚，在黑板上寫下那些在最近反對政府的人的名字，西吉、魯克曼、穆查米、諾瑪、黑魯、泰迪……。

他們在討論由誰打電話給泰迪的父母，以及應該跟他們說甚麼。幾個小時前，這些學生無畏地面對上千名武裝士兵，但是現在，一片混沌，他們緊張地往前往後，像小孩子一樣爭吵著，找藉口脫離這個令人恐懼的任務。

「我們應該告訴他們真相。」其中一個人，提高音調對著他的同伴說。
「我們應該告訴他們，他已經受傷了。」其他人回應。
「但是他已經死亡了，不是嗎？」第三個人說。
「我們會說他是突然死的。」

人有可能立刻死掉嗎？有沒有可能找到比秒更小的時間單位，在這之間一個渺小的時間片段，我們被子彈襲擊了，我們倒落在地上，這就是我們知道的結束嗎？立刻死亡，這樣有比較好嗎？在完全不了解的情況下離開，沒有任何機會跟自己告別，或者是還活著的時候，看劊子手最後一眼。

更早的幾個小時前，泰迪並不知道有可能會死。生命還沒向他顯示，壞事可能降臨在任何人身上，他的無知讓他免於害怕。一個印尼科技大學的年輕學生，和其他大學裡面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加入國會前的示威遊行，要求真正的民主改革，拔除政治裡面的軍人勢力。警方封鎖了好幾條街道，將近有二公里遠，在市中心的賽馬吉橋。安全警戒的樣子就像過去的戰時戒嚴。在警戒線之前是鎮暴警察，瓦斯、盾牌和木棒，警察配備自動武器，在更後面，是特種部隊的士兵，跟著裝甲運兵車且配備步槍。如果前方的警戒線守不住的話，士兵是唯一有資格允許射擊的人。他們可以確保有罪不罰，也很習慣利用這個優勢。

學生的隊形非常混亂。每個人都想走到前頭。他們的武器是嘴巴—拿著旗幟、口號標誌和擴音器。當兩方人馬面對面，學生嘲笑士兵還有他們的武器。一個年輕人爬上一輛老舊巴士的頂端，叫他們放下槍。「回家，不要服從任何要求你們開火的人，你們覺得人民是甚麼？那些政客花了一整天坐在國會裡面，用他的屁股暖他的椅子，但是我們呢？加入我們然後向政府開火！」

一小時過去了，學生和士兵持續對峙。學生想要通過，但是士兵斥退他們，阻斷他們的路。這種缺乏溝通的對話十分引人注目，因為士兵和學生是同樣的年紀：有些人是成人，有的十七歲或十八歲，最多大約二十歲。這些士兵的生命無法有太多改變，反觀學生那一邊也是相同的命運。如果這些士兵的父母，能夠有錢供他們讀大學的話，他們也許就不用站在這拒馬之後了。

當夜晚來臨，士兵都累了。盾牌、盔甲和武器很重。經過這五味雜陳的下午之後，官員也都還沒有吃飯。一位官員，穿著一塵不染、胸前還有勳章的制服，拿起擴音器宣布，「任何不是武裝部隊的成員，或者是記者團，都必須立刻離開這裡。我重複，任何不是這其中的成員……」

從學生團體裡傳來另一個聲音：「你好好保住你自己的位置吧！」

過了一會兒，催淚瓦斯開始噴向學生。雅加達的空氣頓時聞起來就像胡椒和薑。我曾經嚐過。

晚上，當我返回艾美酒店，寫一些關於示威遊行的事情，透過通風良好的窗戶，瓦斯蔓延入我的房間，當我看著警官和學生，在蘇迪曼（Jendral Sudirman）街上彼此追逐。我的眼睛開始流淚，電腦在眼前一片模糊，我必須一直拿水拍打我的臉。

學生自有方法阻擋催淚瓦斯的效果：他們用手帕摀住嘴巴，塗抹牙膏在眼睛的周圍，舒緩刺痛。他們唱著：做吧不要流淚／捍衛真理／做吧不要害怕／捍衛真理……。

卡車載著高壓軟管抵達，水柱噴向學生。他們就像骨牌一一倒下，但是之後又站起來繼續前進。他們唱著：我們一起前進／我們獻給你／我們的祖國。

警察的防衛線被突破，這些學生—如果他們不是擁有很好的組織，也會被擊破。一些士兵站在最後一道防衛線，唯一的指揮官下令準備射擊，士兵蹲下瞄準這些敵人，這些能夠輕易被擊倒的敵人。在拒馬的後面，士兵被交代學生是其他團體，他們想像著要打敗這些危險的敵人，但在我眼中看來只是沒有武裝的年輕人。當他們開槍的那一瞬間，看不到人民，只看到敵人。

幾聲槍響之後，人群往四方分散。有些學生跑向人行道，躺在那裏，仍然揹著他們的背包。他們為改革（reformasi）哭泣，改革驅使他們進行長達數月的抗爭。現場傳來膽怯地、步履蹣跚的哭聲，在一片混亂中尋求幫助。最後一次他們看見泰迪，就像其他人一樣奔跑著，他背對士兵，跳過燃燒的輪胎，消失在催淚瓦斯的煙霧中，他的臉上塗滿一紅一白的印尼國旗。當夜晚的微風清除了煙霧，學生已經不在原本的位置，士兵因為勝利而大笑且跳舞。泰迪呢？有沒有看到泰迪？

他們搜尋屍體，但沒有人知道該對他怎麼辦。艾斯和我抵達阿天瑪加雅大學，那時還不知道我們能不能幫學生解決問題。艾斯在法蘭哥獨裁時期移民到西班牙，在象牙海岸的中國餐廳工作很多年。當他回到印尼，找到一份在西班牙大使館的工作。坐在他的摩托車後面，我們一起見證了許多遊行，穿過軍方的查哨站，幸好我有西班牙的身分證，所以我們才可以跟著學生的示威隊伍，穿越整座城市。

當我跟他說他比較醜，我比較帥時，艾斯笑了，我們可以假裝我們是在那危險的一年中的蓋・漢彌爾頓（Guy Hamilton）和比利‧關（Billy Kwan）。記者最喜歡彼得威爾（Peter Wire）的電影，那些都是描述蘇哈托將軍政權的事件。記者這項工作，因此顯得特別冒險犯難和羅曼蒂克，就像我們在學校時的想像一樣，直到認知到這與真實世界有多麼不同。「你負責文字，我負責照片，我可以當你的眼睛。」關在電影裡這麼對漢彌爾頓說。艾斯帶著我們穿過查哨點，幫忙翻譯印尼話（Bahasa），幫我拍許多照片，而我負責邀請他來艾美酒店的黎巴嫩餐廳吃晚餐，這可以提醒他仍是地中海人。

學生很興奮地歡迎著我們。

「記者（Wartawan），記者！」他們對我們大叫「記者」這個印尼話。

他們帶我去看泰迪，掀開他臉上的白色屍布，他們指著他身上的傷口，請我們拍一張照片。我拍了，他們都如釋重負地歡呼，因為他們知道在對抗印尼武裝部隊這件事情的證據紀錄，似乎不太夠。

這是我第一次作為亞洲特派員的任務，也是我第一次看見有人被槍殺。我曾在那臨時搭起的太平間的記憶，已深深地腐蝕了。可能因為住在亞洲之前，我就已經與玩世不恭的魔鬼交手過，這麼多年也遇過許多不可避免的掙扎，常看到殘酷費解的悲劇，那是一種特別的、只會降臨在記者身邊的世界。

那是一場我預見會輸的戰役，這種戰役通常會被充滿勇氣和熱情的男女所鼓舞，即使是在蒼涼當中與魔鬼作戰。

隔天報紙登出這張照片，標題寫道：軍隊使用「真實的」子彈，對抗沒有武裝的學生。泰迪是這場悲劇的犧牲者，現在他終於可以安息了。

死去學生的朋友終於動起來要打電話給他的父母，告訴他們，他已經被軍隊殺死，當場死亡。

電話另外一端，沉默。當父親來看兒子的屍體時，沒有呼天搶地。他沒有掉下任何一滴眼淚，或者問這是誰的錯，或誓言復仇。他安靜地站在屍體旁邊，幾分鐘後閉上眼睛，說：「真主也許就是想安排他以這種方式離開。」

在他死後的兩天，泰迪的葬禮在雅加達的卡勒墓地舉行，那是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十五日。參加的人有他的父母親：艾迪與瑪麗亞、三個姊妹：莉法、林、尤莉、學校系主任和老師，以及將近三千名的學生，穿著代表各自不同的大學的有色衣服。泰迪最好的朋友在他的墳上獻花。當掘墓人結束他們的工作，瑪麗亞的哭泣，打破墓地裡的沉默，她的女兒們得拉住她的媽媽，才不會讓她也跟著想去死。學生們一動也不動地等待泰迪一家離開，好讓這群同伴能夠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告別。他們都還沒有跟泰迪說再見：他們來這裡對他說，無法沒有他而繼續活下去，無論參加了多少喪禮，無論有多少同學來說再見，沒有人可以埋葬讓他死去的原因。學生的聲音顫抖，當他們見到他母親的痛苦，都哭了出來。每個媽媽都應該有自己的小孩相伴，而他們則失去了摯友。

學生大叫真主是最好的：真主偉大（Allahu Akbar）！

「真主偉大！」所有人跟著重複。

短短幾個月前，雅加達大學的學生完成了一些無法想像的事情。在幾週的示威之後，他們在教室籌備了反抗活動，在一九八八年五月佔領了國會，強迫蘇哈托總統下台。獨裁者已經統治印尼長達三十年，他是東南亞最大規模軍隊的司令，由一幫亂髮的孩子和偉大理想所拱上的。學生在他的統治之下出生，他們不知道太多事情，也從未受過他們父母親嘗過的苦。令人驚訝地他們接受了可能死於民主的危險性，即使從未接受過第一手的民主概念，即使會捉襟見肘而失去它。通常都是如此發展：年輕的學生解放年長者的憂慮，試著改變這個遭受欺壓的國家，無論是否冒著生命危險，但過了許多年，危險仍然存在。就如同北京的獨裁者直接開坦克上天安門廣場，或是一九九八年八月和二○○七年九月緬甸的將軍，在仰光摧毀民主運動的反對者。關於努力的勇氣、逝去的生命，也沒有辦法帶來任何改變，獨裁者仍然擁有權力。世代必須更迭直到最後一刻，當野蠻的過去成為歷史，恐懼消失，然後其他的學生領袖再度走上街頭。

印尼大學的學生擔心這場革命無法成功。是的，蘇哈托下台了，但是他建立的制度仍然存在。

新的總統管理民主過渡時期，他是蘇哈托的右手，哈比比。他是軍隊的領袖，造成學生的死亡，另外魏蘭托司令還是擁有他的職務。國家的上流階層，解除了蘇哈托所擁有的權限，他收到簡易的退休令，必須退休，回去他的雅加達豪宅。他曾是一個喜歡服務西方的獨裁者。人權老將李德曾經描述過這個簡單的數學問題：「如果你殺了一個人，你就應該去坐牢；如果你殺了二十個人，你應該去精神病院；如果你殺了兩萬人，你會得到政治庇護。」如果還有更多——就像在印尼的微笑將軍，你偷了上百萬的錢，把國家的財富瓜分殆盡，分給你的小孩，再去入侵和摧毀別的國家，例如東帝汶，最後以你之名完成侵略，你被允許退休而且安享天年，沒有人會煩你。

（文未完）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雨季的孩子：跨國記者的亞洲底層苦難實記》，木馬文化出版

作者：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énez）
譯者：林品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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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裡沒有四季，只有乾旱和雨季、自私與寒冷。
一位新聞記者踏進亞洲底層發掘十個最真實的故事，
在那裡，看見惡魔確實存在著。

「我選擇報導這些無法爬上載滿機會的火車的人，
常借用他們的語氣，因為他們的故事充滿了勇氣與尊嚴，
值得我一一寫下。」————大衛・希門內斯

近幾年亞洲雖然呈現高度的活力，迅速發展，甚至在人權問題上都有一定程度的進步，但是仍然有許多貧窮的人存在於此，有許多底層的人們不被看見。

《雨季的孩子》是一本真實故事集，一位特派記者十五年來貼身觀察，講述在亞洲被遺忘的角落：人處在社會底層，聲音不被所聞。書中藉著十個地區不同孩子的故事，反映亞洲不同的面貌以及悲哀，也看見了人性面對苦難的尊嚴與勇氣。

作者在過去的旅途，親眼目睹了戰爭、政府對人民的壓迫，以及鄉村的貧窮，在那裡我們習以為常的日常用品，對他們來說卻是遙不可及的夢想；還有讓人們失去一切的天然災害，嚴峻的不公不義常發生在他們身上，但我們卻對此保持冷漠，好像這些我們所擁有的權力，他們不配獲得。它們不是悲傷的故事，只是讀起來有點苦澀罷了，因為它反映了某種我們不忍卒睹的現實。這些主角都別具特色，儘管他們的生存特別需要勇氣，還有許多關乎活下去的人性考驗。

這些雨季的孩子是：

  • 波蒂，5歲女孩，出生於柬埔寨，愛滋帶原兒，母親住在醫院，父親偶爾會來看他們，但只是為了找她孱弱的母親發洩性慾。作者離開醫院前要求幫她拍張照片，她選了她最喜歡的粉紅色洋裝，但令人不能相信的是她比母親早死，之後她母親也上吊身亡。
  • 莊無敵，12歲的泰國拳擊手，出身自最貧窮的區（Korat），那裏的雨季不是太長就是太短，在這村子能做的就是成為出色的拳擊手，然而Cuan至今7戰7敗，他們家仍然一貧如洗。
  • 雷內，出生於馬尼拉的掩埋場，10歲，他每天就是等待垃圾車到來尋找可用之物，他甚至無法想像其他地方的生活該怎麼過，他最大的夢想就是開垃圾車，認識作者之後他的夢想改變成趕快長大離開這裡去從軍。
  • 曼海三，蒙古13歲地下兒童，那裡的孩子都是孤兒，他們口裡的家是地下坑管，在那裡，他們不會抱怨老鼠，他們討論黑暗飢餓還有恐懼，所有恐懼之中，最壞的就是警察。

本書特色

將每座城市中的小孩故事串起成為一本書，除了小孩故事之外，還有作者對於每座城市或是國家的觀察，輔以從1998年開始他在亞洲四處生活的經歷。書中的小孩反映了亞洲不同的面貌以及悲哀。

Photo Credit: 木馬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丁肇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