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俊華（德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IAE Pau-Bayonne 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從習近平邀請的專家來說，八位顯然是體制內的、而且確實也是國內享有盛名的學者和專家。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院長江小涓、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國家發展改革委宏觀經濟研究院院長王昌林、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朱民、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特聘教授陸銘、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

而第九位即香港中文大學（深圳）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院長鄭永年。他屬於不久前（今〔2020〕年七月）才「回到祖國的懷抱」的學者，他自從在美國獲得政治學博士後，長期地在國外大學任職，前不久還是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系的亞洲研究院的院長。順便說一下，他那個「全球與當代中國高等研究院」目前還在籌建中。

按照中國國內不成文的規則，即便你在國外名氣怎麼響，人只要在國外，畢竟還只能當外人來處理。所以，一旦涉及到類似於上述座談會之類的小圈子內的重要場合，外人是無法涉及的。這裡有個政治信任問題。那麼，這次為何鄭永年能得到習近平的賞識呢？

據香港的《頭條日報》報導，去（2019）年的反修例風波，鄭永年面對這種情景，決定向中國政府獻計獻策，於是他提出風波後香港要完成「二次回歸」，即從制度上「再造」香港。他指出，香港在1997年回歸中國，實行一國兩制，中國只享主權沒有治權，治權在行政長官和港府。就治理而言，最具實質性的法律體系並不在中國主權之內。而這種情況只能通過「二次回歸」扭轉過來。

這裡且不談，鄭永年教授是否注意到了《中英聯合聲明》的實質、由此而產生的國際責任以及違背此許諾的國際影響，也不追究他提出此建議時是否還有其他的用意。

事實是，這一說法獲得了習近平的肯定。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不久前在一次演講指出，「香港在治權和人心等方面的問題比較突出，以至於鄭永年教授等國際知名學者提出了一個新命題，就是香港需要『二次回歸』。」

如今，我們再回過頭來看習近平在今年引進香港安全法以及一系列有關措施，我們不得不把這一行為跟鄭永年的提議聯繫在一起。

作為一個學者，我對此深有思慮。首先，我應該說，鄭永年是中國國內非常受尊重的學者，因為從他的很多時論和著作，不僅理論基礎扎實，同時他也確實敢於提出一些國內一般學者不敢提的問題。

記得我在2003年被他邀請到他那時工作的諾丁漢大學開會時，他依然是一個相當有批判性的學者，這從他邀請的其他學者（加拿大的吳國光，美國的楊大利），以及我們會後出了一個英文版關於中國網路的論文集子的內容也能看出。但是，近一、二年來，我個人感覺的是，他的有些政論文顯然有點變味。而這個變化，就跟我下面所說的處理黨性和學術性的關係有關。

記得2009年在浙大工作時，我參加了浙江省政治學會年會，省社科院的負責人說的話使我難以忘卻。他說，「作為一個學者，最佳情景就是把黨性和學術性融合在一起。但是，在黨性與學術性有衝突時，那他應該如何操作呢？當然是無條件地服從黨性。」

RTS31IPE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首先，這裡我們要搞清楚什麼是學術性什麼是黨性。

學術性指的有三方面。一是方法論。複雜的且不說，最簡單的比如說就是論理過程的形式邏輯思維。二是夯實的理論基礎。三是學術良心。學術良心就跟康德（Immanuel Kant）所說的所有人的良心一樣，有其自有的正義感，且以客觀事實為出發點的研究原則。一個人正是因為有了學術良心，才不會把黑白顛倒、指鹿為馬。

學術性的最後一方面體現在其批判性。即對現存似乎對被大多數認可的理論和現象勇於求證、質疑，其目的是為了維護真理、求得真相。

那麼什麼是黨性呢？如果去看中國共產黨的黨章，似乎有抽象的定義，「實現共產主義」等等，這裡就不重複了。黨性強調的是維護黨的利益。而在現實生活中，「黨的利益」這個東西永遠是動態型的。它是由某時某地的黨的一把手決定，具有一種隨意性、實用主義的特點。

以不準妄議中央「七不講」為例，在習的前任那裡至少沒有這種說法。但是，習的自信心不強，又怕別人議論和批評，所以就把這個非黨章的東西變成了黨性的一部分了。

應該看到，學術性在某種場合是可能跟黨性吻合的，尤其是在經濟和技術領域，但是，在社會科學範疇內，特別是在政治學，顯然衝突的機率遠高於吻合。這樣，擺在一個學者面前不得不做的選擇就是，或者是唯唯諾諾做一個姓黨的「學者」，並能獲得足夠的物質甚至是國內的名譽保障；或者是沉默，做一個不啞的啞巴，只思考不發聲；或者乾脆擺脫這個環境，舒暢地說話，舒暢地做人，但同時卻也可能承擔相當的負擔和痛苦。

記得有一次國內開一個學術會議，北京的賀衛方教授也出席了。一個坐在鄰近的同事輕聲告訴我：「他是受內控的」，意思讓我們小心、不要隨便接觸。這種變相的、莫名其妙的「政治孤立」也是具有批判精神的學者在中國必須承受的痛苦。我們今年看到的清華的許章潤、中央黨校的蔡霞也是屬於上述最後一種學者。

如果大家讀過「三代國師」王滬寧前期著作的，那從他早期的思想肯定難以想像，他今天竟然會成了中國宣傳部的精神支柱。王在80年代的言論是有一定的批判性的，這從他的早期著作《政治的人生》也可察見。但是，我們今天在他的言論裡似乎看到的只有「黨性」，學術性則成了一種修飾。

以他為例，我要說明的是一個學者也會變的。據說，鄭永年教授也獲得了「海外國師」之稱號。我不知，這是否將成為與王滬寧的左右配對。

歷史最終會證明、事實上已經開始證明，鄭永年的「二次回歸」到底是個好主意還是個餿主意。而對每個中國學者來說，似乎永遠無法逃避在「黨性」與「學術性」有衝突時所作的選擇。

  • 德國之聲致力於為您提供客觀中立的新聞報導，以及展現多種角度的評論分析。文中評論及分析僅代表作者或專家個人立場。

© 2020年德國之聲版權聲明：本文所有內容受到著作權法保護，如無德國之聲特別授權，不得擅自使用。任何不當行為都將導致追償，並受到刑事追究。

本文經《德國之聲》授權轉載，原文發表於此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