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儀深（訪問）、彭孟濤、林東璟、潘彥蓉（記錄）

對於《泰源風雲》的一些回應

目前坊間有關泰源事件出版的書有高金郎先生的《泰源風雲》 ，另外，過世的柯旗化先生，他的《台灣監獄島：柯旗化先生回憶錄》 一書中也有提到一些。關於高金郎的部份，他與誰一同計畫？事件如何進行？我並不清楚，而且事後的討論，可能每一個人有自己的想法，可是我要強調的是，高金郎書中所寫的是他個人的想法，與我們實際所做的完全不一樣，整個焦點被模糊掉。

（一）三點說明

《泰源風雲》一書中，高金郎說在接近事發前，我們兩人曾經有過討論，而我對於發動革命是抱持反對的態度，是因為我在計畫後期才知道事情的經過，也才進入情況，所以我才會和他發生爭辯。關於這部份，我想提出一些說明：第一，他說我曾經和他討論電台的事情，但我根本沒有和高金郎討論過這件事，我是和Nori討論電台的事情，而我事後和高金郎提起這件事，所以他書中所寫的是我和Nori討論的內容，這部份，依我的推測，可能是出獄後高金郎聽我提起。

當時除了Nori以外，我根本沒有和義監押房內的人討論過事情，也沒有機會討論，只有事發前幾天，我有個別問每一個人「要做？還是不做？」很簡單地問一個人兩句話而已。我和高金郎唯一談過一次話，時間很短，他問：「外面準備的情形如何？」我說：「不能做。」他則說：「如果不能做就不要做。」因為整個內部的人，尤其是義監的部份，據我所知，都是他們內部的人在說而已，他們所接觸到外面的人只有江炳興，而且每一次都只有兩、三句話而已，所以高金郎等人根本與外面的同志有相當的隔離。高金郎不曾擔任過外役，高金郎告訴張炎憲教授說他曾經和鄭金河有過討論，但是鄭金河是外役，他們要如何討論？我也不便評論。

第二，他寫到行動要兵分幾路進行，說不定這是他們義監幾個押房內的人曾經有過討論，這我不敢說，因為他們內部幾個人的討論，與我們外役所計畫的方向是不一樣的，我們也沒有「行動準則」，所謂的「行動準則」是高金郎的書出來之後才有的。

第三，《泰源風雲》書中所寫的宣言很長，李萬章讀了之後說了一句：「好像主角是他。」我認為，哪有可能在事件過了這麼久之後，你還能記得這麼完整？說實在的，我的記憶力算不錯，但是現在要我說出完整的宣言，坦白說，我講不出來。我知道有幾個人曾經準備了幾份很長的文件，不管是直接拿給我或間接透過江炳興轉給我，這些東西都曾經我之手。我看過之後，覺得這些東西有點不切實際，因為宣言並不是在談歷史，也不是在講故事，宣言不能超過五、六百字，必須簡短。

坦白說，關於文告的事情，我們之前並沒有和內部的人討論過，只有中門的幾個外役談到說要有文告。我們準備的文告只有五百至七百字的中文版一種，並沒有所謂的英文和日文版。但是考慮到佔領電台後，菲律賓和琉球可能收聽得到，可以將信息傳送到美國和日本，所以只有很簡短，大約三分鐘的英語和日語發音的聲明錄音帶。為了安全起見，這些文告和錄音帶，都不是押房內的人負責。

（二）我參與的時間極早

高金郎說我是最後才知道有計畫這件事，我舉一個例子補充說明。有一個人叫陳東川，他跟和我同案的張啟堂有私交，與我的交情原本也不錯，他後來沒有參與，事發前一、兩年，他與鄭金河一同策劃。擔任外役一旦有吵架的情形發生就會被調回押房，隔了一段時間，因為人手不夠才又會被調去做外役，陳東川就曾經被調回押房。

陳東川的個性很倔強，政治意識不是很清楚，他與鄭金河兩人經常發生衝突，他們兩個同是養豬場的外役，每次發生衝突，陳東川就說要去「自首」、要「同歸於盡」，我就會去找人在二科的張啟堂一起去半路攔阻，要他公私分明，不要將他和鄭金河私人間的事情，和大家的安全問題混在一起。在我一直阻擋計畫時，陳東川曾對我說，就算只剩下他一個人，他也要拚。

陳東川這個人很衝動，也就因為這樣，後來陳東川雖然也是外役卻沒有參與。鄭金河原本也是一介武夫，但是他知道如果兩個人發生衝突，他會被關起來，如此一來事情就不能進行了，所以有好幾次，我聽說在溪埔地，陳東川公開挑戰鄭金河，試圖激怒鄭金河，但是鄭金河都以「我怕你啦！」來避免兩人的衝突。不知內情的人，認為鄭金河這麼強壯，為什麼要這麼讓步？事實上是鄭金河心中另有目標，不管受到什麼刺激他都願意吞忍，而不與陳東川起衝突。

留下歷史見證

事件發生五年後我才出獄，我到詹天增家探視他的母親，他家中只剩老母親一個人，他母親告訴我，直到上個月他們家還有人在站崗，而這種情形已經持續了好多年。這五個被槍斃的人當中，我聽見鄭金河交代鄭清田幫他照顧建國（鄭金河之子），詹天增則拜託我照顧他的母親，所以我一出獄就去看詹天增的母親。詹天增交代我，不能死，要留下歷史的見證。

今天有陳教授的支援，我才能對這五位犧牲的烈士有一個交代。我一再強調事情的重點並不是在留名，而是台灣整個獨立革命運動中，真真正正用生命去拚的，只有這幾個人而已。他們這六個人很明白地知道，如果沒有人打頭陣，就是他們幾個人要打頭陣，他們也知道以自己的學經歷根本也不能做什麼大事情，但又一心想在獨立建國的運動中有所奉獻，因此他們要打頭陣做火種，這是他們的信念。早期或許還有這種台灣人，但現在我看是沒有了。

重要的是這種精神，說得難聽一點，一旦事成了，官是你們在做，為什麼我們要扛起所有的責任？就是因為有這種信念：他們認為，減少一分的犧牲就是保存一分實力。雖受盡嚴刑酷打，但從未洩露任何一個不在現場的同志，把所有的責任一肩扛，保護身分未曝光的同志。我相信這些沒死的同志，一定不會違背這些壯士的遺志，一定會追隨烈士們的腳步繼續努力。

我必須強調，在我的口述中所提及的參與者，是我所接觸以及我知道的部份，可能還有一些參與者是我所不知道的。另一方面，由於顧慮到安全問題，在計畫籌備期間，與自己沒有關係的部份，我們都不會去問還有誰參與在內。例如和外役的接觸，鄭金河比較清楚；另外押房內的一些人，例如Nori、徐春泰等也有一些聯繫。

徐春泰後來和我一起被留訓綠島，他一直想找我談泰源事件，但我不肯。徐春泰告訴我，他也有參與其中，Nori有派工作給他。我起先對於他這個人存疑，不敢深談，但聽他所描述包括車輛的安排、他負責駕駛等事情，與我們的計畫相差不遠。我推測這應該是Nori事前告訴徐春泰的，而究竟Nori還曾經將計畫告訴誰，我們就不得而知了，所以我才一直希望Nori也能接受訪問，說說他的部份。

除了上述我所提到的一些同志，另外我還要舉出幾名參與者，其中的陳光雲和林達三兩個人在獄中過世。在事發前一個多月，陳光雲因心臟病過世。陳光雲與黃金島同案，在泰源時兩人曾在修車廠修理汽車，之後陳光雲被調去做理髮工作，因此與我們有一些接觸。而林達三則是在事件後移監綠島，因颱風來襲被圍牆壓死。林達三是台中人，被判無期徒刑，泰源事件發生時他已經關了二十多年。林達三是泰源監獄的伙委，事發當天，李萬章從廚房拿來的一把菜刀，就是林達三交給他的。

很遺憾的是，有一些曾參與泰源事件的人已經過世，包括黃聰明、林振賢、劉梅璿、柯旗化、張啟堂等人在出獄後相繼過世，如果他們這些人還健在，對於事件的回溯應該會更完整。

「非政治犯」的大暴動？

在《中國時報》的言論版，有一篇胡子丹先生的讀者投書， 他文中寫到「1972年泰源監獄曾發生非政治犯的大暴動」。除了時間的誤差（應係1970年），我瞭解他的意思，因為他不滿規畫綠島人權紀念園區的人，未將他之前被關的新生訓導處畫入紀念園區，只有以綠洲山莊作為重點，覺得不滿。胡子丹是很早期的「紅色」政治犯，我們到綠島後，就已經沒有這個人了。據我所知，他也是聽別人說，才知道有泰源事件。

他之以會稱泰源事件是「非政治犯」的大暴動，是因為他認定只有他們「紅色的」才是政治犯，現在「白色的」已在「出頭」，他認為因台獨案入獄者，根本不是政治犯。他在文末寫道，「這是來自廟堂人物的指示，抑或主其事者之揣摩上意而刻意為之」，意思就已經很明顯。我看到這篇文章之後，原本想寫一篇回應他的文章，後來是吳鍾靈老師勸我不要理會，才作罷。

籌設紀念碑

2002年的5月30日，照往例我們也將為這五位烈士舉行追思會，不過那年比較特別的是，我們還在世的人能夠為這五位烈士留下歷史的紀錄，即陳教授所幫忙做的口述歷史訪問，對他們總算有一交代。另外，我們還計畫為他們設立一紀念碑。一直以來我們就想設立一座紀念碑，但設置地點一直是個問題，過去也有人說要捐地，但因為捐的都是墓地，不很合適。我認為最好的地點就是新店軍人監獄刑場的那塊地，但有困難。而陳教授建議將紀念碑設在泰源的構想，我將再和吳鍾靈老師研究，看在泰源設立紀念碑的構想是否可行，如果要設在泰源，土地的取得應該比較容易。

我上次到金山安樂園公墓（金寶山），發現那裡整理得不錯，鄭南榕的紀念墓園也在那裡，我原本打算去找金山安樂園公墓的董事長曹日章先生，他是我的老朋友，二十年前他曾經答應要捐一塊地。當時的金寶山雖然不像今日規畫得這麼好，但既有的構想已經成形。墓園規畫有立法委員區、國大代表區、監察委員區等，各區又依黨籍細分，的確吸引很多政治人物預購。

他要捐給我們的那塊地，是位在山坡地的下方，我只需負擔公共設施的部份。我們當時看了之後，心裡不太爽快，因為這五位烈士是追求台灣獨立的烈士，卻被放置在山下，而那些「老賊」卻被放在上面，心裡不太舒服，所以沒有接受他的好意。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活著說出真相：蔡寬裕先生訪談錄》，前衛出版
作者：陳儀深（訪問）、彭孟濤、林東璟、潘彥蓉（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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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記住詹天增說的話，他要我活著，要我把真相說出來，這是我的使命，也是同志賦予我此生的任務。

  • 追尋泰源事件完整真相
  • 訴說台灣轉型正義落實的曲折歷程

本書是政治受難前輩蔡寬裕的口述歷史訪談紀錄。

蔡寬裕先生，在1950、60年代台灣白色恐怖最厲害的時期，曾兩度因案入獄，坐監長達十三年，對於蘇東啟案等政治案件及相關人物知之甚詳。在泰源監獄關押期間，實際參與泰源事件的謀畫，並在因緣際會下成了那個「活著說出真相」的見證人。

解嚴後，他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也長年為轉型正義立法工作奔走。這本訪談錄，不僅記述戒嚴時期台灣政治受難者斑斑血淚的故事，也訴說台灣轉型正義落實的曲折歷程。

傳主簡介

蔡寬裕（原名莊寬裕），1933年2月5日出生，台北市。東吳大學在台灣復校第一屆經濟系學生。1957年台北市發生「劉自然事件」，情治人員懷疑蔡寬裕鼓動同學罷課，將之拘押六個多月，後予釋放。

蔡寬裕自大學畢業後，在台中商職擔任老師，並到日本短期進修，隨後接觸「台灣共和國臨時政府」廖文毅的組織。返台後，接辦台中市「新生商職」，並且代理校長。因友人李森榮曾在紙張書寫「獻身解放台灣民族獨立運動」，蔡寬裕受牽連，1962年被捕，判刑10年，並在1964年移監泰源監獄，調醫務室服務。

1970年發生「泰源事件」，原計畫由蔡寬裕負責打開大門接應，後因計畫失敗，蔡寬裕雖逃過一劫，卻於刑滿後又延訓3年。於1975年出獄後，與難友合股於大里經營鞋廠，1983年結束鞋廠業務，到台北經營貿易公司。

解嚴後，積極推動政治受難者平反運動，現任「台灣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理事長，近年經常參與白色恐怖文史工作，被國家人權博物館聘為評審委員，也擔任景美人權園區導覽志工。

Photo Credit: 前衛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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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