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媒體和其他涉外宣傳組織都被指示,在和外國人接觸時要避免使用政府機關的身分(尤其是黨的身分),而是以「商業面貌出現」。例如,中共的外文局就掛著中國國際出版集團的「商業招牌」對外來往。
文: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馬曉月(Mareike Ohlberg)
多重頭銜和多塊牌子
西方人不了解黨的無所不在,不清楚和他打交道的是誰,這一點也無可厚非,因為中共就是刻意要讓人搞不清楚。其中最重要的手法是運用門面團體。中共在西方國家設立成百上千的華人團體,都和統戰部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有些團體會公開其政治性質,例如名稱上有「和平統一」的名號,但更多的是商業團體、專業協會或文化社區性組織。
細節會在第七章詳談,但這裡要強調的是統戰工作的隱蔽性質讓人很難確認哪個團體在搞統戰,就算你已經知道統戰工作的手法亦然。
此外,在中共的官僚體系中,一個人經常會有多重頭銜,組織也會視情況有多塊牌子。例如,提出中國「和平崛起」概念的鄭必堅,有人介紹他是「中國思想家」、有人說他是「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非政府和非營利學術機構」)、有人說他是「中國領導人的顧問」。他用這種身分結交全球許多政治和知識領袖。
這些頭銜令人誤會,因為他的其他職務才精確說明了他在中共黨內的真正身分:他其實是非常資深與受到信任的老幹部。鄭必堅在1992年到1997年間擔任中共中央宣傳部常務副部長,1997年到2002年間擔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屬於最高領導層)。他也是全國政協排名在前的政協委員。
另外一個例子是呂建中。他是全國人大代表及絲綢之路國際總商會主席。但他也是西安大唐西市文化產業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中國國際商會副總裁、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副主席、陝西中國文化促進會主席。
雖然多重頭銜是刻意要矇騙外國人,但也有意外的好處:我們可以據此大致拼湊出某個特定組織在中國官僚體系中的地位。一般來說,假如某人現在是乙組織的主席,又是甲組織的副主席,那麼其中一個組織一定隸屬另一個組織。在某些案例中,甲、乙組織其實是同一個機構的兩塊牌子。例如直到不久之前,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的會長都會同時擔任解放軍總政聯絡部的副部長,這就顯示兩者有組織上的關係。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負責主持政府的記者招待會,在外界看來是政府機關而不是黨的機關。但它對內的名稱是「中共中央對外宣傳辦公室」,中國的官方訊息也證實該辦公室是由黨領導,具體來說是由中宣部領導(自2018年機構改革開始)。
多重頭銜和多塊牌子在中國是常態,但中共有時會利用外國人的無知來加以掩飾。例如,統戰部於1997年在中央社會主義學院中,設立一個專責海外文化統戰工作的訓練學校。由於「社會主義」這個詞在國際上「不方便」,中共在海外就用中華文化學院這個名稱。
中國的媒體和其他涉外宣傳組織都被指示,在和外國人接觸時要避免使用政府機關的身分(尤其是黨的身分),而是以「商業面貌出現」。例如,中共的外文局就掛著中國國際出版集團的「商業招牌」對外來往。
之後我們將談到,解放軍和國安部也會利用門面組織來搜集情報。我們知道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和解放軍與國安部有關係,但國安部也會利用生意人為中間人來和外國人接觸,還會利用上海社會科學院這種研究單位為掩護來接觸外國人。
人民的朋友和敵人
還有一些所謂民間團體也是在做外國人工作的門面組織。「人民」和「友好」的概念在中國政治中有特殊的意義,西方人很少懂得。中共對所謂友好的看法是利益導向和機會主義的,習近平在2017年就告訴黨內幹部說,黨外的朋友不是他們「個人的資源」,而是要「為黨交朋友」或「要出於公心」。他還說,「同黨外人士交朋友當然會有私誼,但私誼要服從公誼。要講原則、講紀律、講規矩。」
安-瑪麗・布雷迪在2003年出版的《洋為中用》一書是了解中共如何「對外交友」的必要教科書。她寫道,政治友好就是「運用統戰原理,專注在矛盾上來分化敵人,圍繞著一個共同目標來聯合所有可以聯合的力量」。在中共語言中,「友好」的意思不是親密的個人關係,而是戰略關係。黨把「友好」這個詞彙當作「在心理上化解反抗並重塑現實的手段」。而外國朋友,布雷迪說,就是指願意和有能力促進中國利益的人。
在中國,民間組織從來不是獨立的,一定要透過統戰機構與黨連結。正如在英國沒有任何團體可以不經官方允許就自稱「皇家」,在中國也沒有任何團體可以不經黨的允許就自稱「人民」或「友好」。
還有一些聽來正面的詞,如「慈善」、「和平」、「發展」、「互相了解」、「團結」,這些詞一旦掛在招牌上,就代表黨所控制的統戰機構。「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中國國際友好聯絡會」等組織名稱會不斷出現在本書中。
毛澤東在《矛盾論》中區別了兩種矛盾,即「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人民和「人民的敵人」此一概念在國內外領域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
習近平2013年在全國宣傳和意識形態工作會議的講話中說,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有三個地帶:紅色地帶(中共的主陣地)、灰色地帶(中間地帶)、黑色地帶(負面輿論,即「敵區」)。習近平要黨堅守紅色地帶,擴大爭取灰色地帶使其轉為紅色地帶,並與黑色地帶戰鬥。而在國際關係上,中共也將外國人分成同情中共的人士、主要爭取的「政治中間派」和無法說服的強硬派。
在處理爭議和反對聲音時,中共也把問題分為三類,各有不同的處理方式:學術問題、誤解(稱為「思想認識問題」)、政治問題。學術問題是黨沒有明確立場的問題,所以允許開放討論和交換意見,這在毛澤東的說法就是人民內部矛盾。
思想認識問題是中共已有明確的立場,但黨認為發出反對聲音的人或團體並沒有惡意或預謀。碰到這種情況,中共就會耐心解釋其正確立場,試圖說服。以毛澤東的說法,這也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政治問題則是中共已經闡明正確立場,但國內外「敵對勢力」還是刻意造謠詆毁。一旦黨認定這是有惡意和預謀,表達錯誤立場的個人或團體就會被歸為「敵人」陣營,必須堅決清理掉。在習近平統治下,黨的理論家已經把越來越多東西都歸為政治問題。
有沒有預謀是歸類政治行為的標準。示威抗議團體會說抗議是自發性的,以避免被歸類為具有政治性質,甚至幕後有敵對勢力或「黑手」介入。對於親中共的示威活動,中共也經常會說它們是自發性的,以避免被指控是由中共在背後操縱或鼓勵。例如在2019年,中國駐紐西蘭奧克蘭總領事館就讚揚,中國學生在奧克蘭大學攻擊香港抗議學生是「自發的愛國言行」。相反地,中共會把它不贊成的示威抗議貼上「非自發性」的標籤,稱有「外國敵對勢力」在背後「操縱」。
最重要的是,在對付敵我矛盾時,中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中共會用一切手段去阻止「人民的敵人」,這些人沒有任何權利可言。在中共的意識形態中,這些人妨礙了歷史的進步,必須用一切手段加以鏟除。黨會用人民與敵人的劃分來合理化對異議人士和「麻煩製造者」的極端殘酷處置,例如人權律師和法輪功分子。在習近平時代,「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的區別又再次被寫入黨的政法工作條例,這意思已經很明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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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黑手:揭穿中國共產黨如何改造世界》,左岸文化出版
作者: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馬曉月(Mareike Ohlberg)
譯者:梁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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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決心要以其自身的形象來重塑這個世界。該黨對民主沒有興趣,只在意要跟西方進行激烈的意識形態鬥爭,將世界予以分化為兩個陣營:一個是可以爭取過來的對象,另一個則是敵人。許多政治與商業菁英已經被他們拉過去了,其餘的人還在考慮是否要接受與魔鬼交易。
透過巨大的經濟實力與秘密的影響力工程,中國正在削弱全球性的組織、積極買收個別企業、威脅從藝術到學術的表達自由。在此同時,西方國家的情報組織則越來越擔心中國對各國資訊設施的入侵。
《黑手》一書結合了詳盡的研究與獨特的洞見,揭穿中國共產黨試圖顛覆世界的計畫,以及該黨對民主所造成的威脅。我們已經忽略太多警訊,是時候要清醒過來了。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