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生命政治》：「故鄉的異鄉人」——對於家務移工，我們到底做了什麼、做了多少？

文：黃涵榆

「故鄉的異鄉人」——家務移工：理論觀點，在地情境

伴隨著全球化資本主義不斷的擴張，各種層次的「跨界」、「游離」、「流動」或者如德勒茲（Gilles Deleuze）與瓜達里（Félix Guattari）所說的「解疆域」（deterritorialization）似乎是必然的產物：商品、資訊、影像、資本、人口、身體、勞力等等，都以前所未見的程度跨越了傳統的地理、文化、族群與國家界線。

在此「全球」與「在地」不斷協商交疊的過程，身分屬性與認同、生活領域、生命經驗與「世界觀」也持續受到衝擊。擁抱全球化的人大加讚賞前所未有的利益、便利、滿足與自由，批判者則控訴在地的農漁工傳統產業受到破壞、既有的區域與種族差異、資源分配不均、統治與剝削結構更被強化。

據聯合國統計，二十一世紀前十年全球約有兩億人居住在非出生國；他們絕大多數來自較為貧窮或政經局勢較不穩定的國家，他們前往美國、歐洲富裕國家、中東石油輸出國、日本與其他諸如新加坡、韓國與台灣等東亞新興工業國家從事勞動工作，成了所謂的「移工」（migrant workers）。

此一國際「遷徙」或「移居」的人口有四分之一左右集中在亞洲，當中約有三分之一為女性，從事諸如表演、幫傭與護理照顧等服務。截至二○二○年底，台灣移工人數約七十萬五千多人，來源比例由高而低依序為印尼、菲律賓、越南、泰國；其中約二十五萬三千多人擔看護與社福相關工作。

面對移工的問題，我們必須探就勞力市場供需與運作結構，我們也必須瞭解台灣引進與管理移工相關的政策，如何反映了全球化市場經濟與勞力剝削；或者諸如女性移工為什麼要來台灣工作？由移工進行家務工作或者所謂的「情緒勞動」（emotional labor）對家庭結構、家庭成員關係、母職等有何影響？又或是外籍幫傭被納入什麼樣的生命政治管控？

這些毫無疑問都是經濟治理的問題，牽涉到資本、勞力與情感的配置與管理，以及空間、階級、身分屬性甚至生命經驗的劃界區分。這裡同時要追問的是，是怎樣的論述與意識形態在建構或想像「移工」、劃分「我們」與「他們」的界線。

市場經濟與勞力剝削

目前在台灣外籍幫傭與看護之月薪受《勞動基準法》基本薪資兩萬四千元（自二○二一年一月一日起）之規範，但實際薪資依雇主與受雇者透過仲介所簽訂的契約給付。如同我們對於任何一種工作的報酬的論斷，我們必須對家務勞動實質的工作內容、心理因素、整體薪資體系、市場機制、甚至歷史因素等等有更通盤的考量。

首先是跨國勞力仲介公司在勞力輸出國招募與訓練移工，都要收取高達十多萬的高額仲介費，大多數移工必須從實際工作期間的每月薪資中扣款，以支付此項費用；於是他們有很長一段工作時間都處在償還負債的狀態。剩下的薪資大部分也都匯回母國，供應家庭日用、教育等各方面開銷，自己所能支配的所剩無幾。甚至有部分雇主以現已違法的「強迫儲蓄」為名，行控制與壓榨勞工之實。

在「政府－仲介－雇主」所形成的結構中，移工完全依附在所謂的「工作契約」下，由雇主擔任監護人，禁止中途更換工作，否則必須遣送回國；這在相當程度上複製與延續了傳統的主僕關係，更鞏固了既有的剝削和壓迫結構。除此之外，家務移工大多沒有特定工作時數（特別是重症或癱瘓照顧者），週日經常不被允許休假，工作內容與職務範圍也沒有清楚的界定。

這樣的契約體現的是一種「告知性的脅迫」（informed coercion）。如同傳統的無償家務工作一樣，「工作」與「生活」間失去界線，這對職業婦女僱請家務工以解決兩者間的衝突顯得有些反諷。

從馬克思的角度來說，「剝削」（exploitation）指的是勞動者無法擁有自身勞動的果實，其勞動力的價值完全由工資系統（wage system）所決定。而各種勞動在此一系統內的「價位」並非取決於物質實作的時間與具體成果，而是由（生產的）「社會關係」決定，也有其歷史文化成因。長期以來，家務勞動在許多國家都與父權封建體系、奴隸制度與殖民經驗有著很深的淵源。

而在現代勞動價值體系裡，家務勞動也被定位在最底層，被認為充其量不過只是一種人類基本生命能力的實作，毋須透過專業認證的「簡單勞動」（simple labor）。在家務勞動的情境中，移工的「簡單勞動」的成果被雇主獨占，沒有進入交換體系衍生出剩餘價值。在這樣的社會認知下，家務工作被貶抑為欠缺生產效力，自然也不被認為對於整體社會運作有什麼貢獻。

種族化的居家勞動

承續以上而問：印尼、越南、菲律賓等國家的女性移工為什麼到台灣擔任在勞動價值體系底層的家務工作，除了因為層層剝削後的工作所得可能還是比在母國高出許多之外，和台灣乃至於全球性的哪些政治經濟與社會現實及歷史脈絡有關？

就體制面而言，台灣家庭對於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家務工需求，反應出普遍的「廉價」勞工的短缺、家庭型態轉變、社會福利與公共照料體系的不健全。然而，除了這些「客觀性」的因素之外，我們也必須瞭解到，「女性家務移工」並非一種固定的、就在那裡的（always already there）身分，而是在特定的歷史與政治發展軌跡、社會文化脈絡中被建構出來的。

跨國移工的議題牽涉到國家界線、共同體和族群的區分。從政治理論的角度來看，現代民族國家（nation-state）主要是透過共同的生命政治語言、習俗、文化、生活方式等等建造的具有完整領土與主權（sovereignty）的政治實體，或者如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說的「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

共同體的想像彰顯了國家主權，更包含不斷劃定「我們」與「他者」（the Other）、「內」與「外」的界線。「劃界」甚至是現代主權國家生命政治最重要的課題。即便是在以「流動」或「去疆域化」為主流價值的全球化時代，這種透過想像認同所畫定的國家與族群的界線仍繼續存在著。眾多有形無形的界線，讓生活在我們周遭的跨國移工成為我們「故鄉的異鄉人」。

在「台灣」作為一個想像共同體或「台灣人」的身分認同場域裡，來自印尼、越南、菲律賓這幾個國家的移工賦予了「他者」具體的內容；一般台灣不管是官方或民間所使用的「外勞」一詞也因此指涉了多層次的他者性（otherness），包括空間、語言、膚色、飲食、習俗、文化、歷史等等。「台灣人」或「台灣性」（Taiwanness）在不同的歷史階段裡被賦予不同的意涵。

長久以來都是將在這塊土地生存數千年之久的「原住民」視為一個集體性的他者，但隨著民主化、原住民正名的運動與多元文化意識的發展，各個原住民族群也被納入「台灣人」，遺留下來的「種族的他者」的空缺則逐漸由晚近移入台灣的「外勞」填補。

在這樣的族群區分系統（當然也是種族化的生命政治）裡，由跨國移工來承擔在勞力價值體系底層的家務工作，似乎具備某種「理所當然」的適切性。透過將居家勞動轉嫁到移工身上，不僅解決了一些女性雇主生活與職業的衝突，也得以在家庭的場域裡複製生產活動所需的社會關係。

從以上的討論我們清楚地看到，「家庭」實踐了種族化的移工市場經濟與複製生產實作所需的社會關係，也因此銜接了私人領域與公共領域。僱用移工的單位如一般家庭是國家生命政治管控的對象，但同時也是代理機構。根據傅柯在一九七○年代末期一系列的生命政治講座，始於十八世紀中期的現代的治理，不再倚賴單一化的、由上而下的壓迫性的權力，而是透過多面向的、更細緻的、更深入特殊情境的思維與實作。

不僅個體的行為、身體、健康性意識都是規訓、監控或矯正的對象，在集體的層次上，透過諸如人口學、統計學、醫學、警政學等專業知識與體制的程序，「人口」也成了生命政治管控的對象。現代生命政治的主要目的在於強化、而非壓制生命力，要建造健康的、馴服的（docile），更重要的是有用的、符合經濟效益的身體與勞力。

事實上從移工們在她們的母國進入人力仲介公司的訓練中心那一刻開始，就成了嚴密的生命政治監控與管理的對象，說她們自此宛若置身於傅柯所說的「敞視監獄」一點都不為過。移工「學員」們在訓練中心二到六個月不等的時間裡，失去行動與生活作息的自主權，居住與伙食條件都極為惡劣；包含家務、照料、烹調、語言、禮儀等項目嚴格的訓練，將她們馴服、建構成具有經濟效益的勞動者與生產者，或是合用的商品。

除此之外，台灣如同絕大部分國家一樣，相較於白領的移工，對於從事幫傭看護的「簡單勞動」的移工有更為嚴苛的限制，包括每年核准入境的移工量、定期健康檢查、完全依附在與雇主所簽訂的契約下而沒有更換工作的自主權、三年的工作期結束後必須返國等等。換言之，台灣的移工政策是生命政治的一環，對於移工的身心狀態、行動、居留、社會福利、權利義務等等進行嚴密的監控與限制。

在這樣的生命政治情境中，雇主們也發揮了關鍵性輔助的功能。他們透過不同的方式對於所僱用的移工們進行監控。此外，不少雇主限制移工們的行動，包括不允許休假、不得在家中接待朋友等等，一方面不加區分地將他們界定或想像成「種族化的他者」，另一方面也擔心、企圖防止他們的互動、社群與集體屬性、甚至是產生集體行動。

透過雇主家庭施行的生命政治管控甚至涵蓋語言、姿態、衛生、食物、作息等日常生活極其細微的面向。移工們被排除在法律保障的公民權（citizenship）之外，但卻又被納入嚴密的生命政治管控網絡之中，如同當代義大利思想家阿岡本所說的「納入性的排除」（inclusive exclusion）。

情緒勞動

哈達特（Michael Hardt）與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其《帝國》（Empire）一書中指出，晚近的資本主義體系勞動生產過程有了轉變，發展出涵蓋資訊、傳播、服務業等領域的新形態的「非物質勞動」（immaterial labor）。諸如八○年代的社會學者霍荷曲爾德（Arlie Hochschild）、當代的蓋依（Mary E. Guy）、紐曼（Meredith A. Newman）與雪倫．麥斯特拉奇（Sharon H. Mastracci）等學者也都關照了以人際互動、情感表現與管理為要務的「情緒勞動」，諸如服務、醫療與家務工均在此列。

在居家勞動的情境中，我們或許會認為微笑、體貼、溫柔等情感表現是稱職的要件，有助於讓勞雇關係處於比較人性良善的狀態。然而，大多數的研究都提醒我們要在不均等的社會或階級關係中審視情緒勞動。必須注意，情緒在這樣的脈絡裡是一種流通的商品，是雇主從移工身上索取的身體勞動外的剩餘價值。

雇主永遠是具有情感的支配權的一方；他們依著各自的界定，對僱用的幫傭與看護要求不同的「順從感」、「溫柔」、「感激」、「親近」等等。即便有些雇主以「較為平等」的情感表達方式對待移工，也都是為了穩定勞動關係所發展出來的「工具性」或「策略性」情感，而移工的情感投注也是如此。

事實上，情緒勞動所涉及的不對等的權力關係，也反應出一些長久以來的迷思，如「甜蜜的家庭」與「神聖的母職」。家務工除了替女性雇主承擔或化解家庭生活與職業間的衝突，她們被要求的情緒勞動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也轉移了普遍社會加諸在女性的心理與道德壓力。

除了這樣的勞動剝削，已婚的女性移工們因為遠離自己的孩子，很容易在「代理母職」的工作中陷入某種情感困境，亦即情感投入與補償作用、關愛與嫉妒糾葛的狀態。而移工陷入婆媳之間複雜的家庭關係與情感應對有都時有所聞，這些在在都增加了她們的負擔。簡而言之，勞動關係中的情感不是不對等的權力關係與剝削結構的解藥，反而是生命政治的工具。

以上是從西方理論的視角，勾勒出台灣的家務勞動的一些結構性因素。必須釐清的是，在此無意不加區分地將雇主妖魔化，或認為移工們必然是受害者。移工如何改變回鄉後的生活、如何上移更高的社會地位、如何實現自我理想等等，這些都需要更進一步的田野調查。在此要特別強調，我們不應該天真地以為全球化的流動與遷徙已將國家主權與疆界、剝削結構化於無形。

「故鄉的異鄉人」在家庭、學校、病房、公園、市場、餐廳、大眾運輸工具，他們早已是「我們」台灣文化地景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逐漸發展出屬於「他們」自己的族群文化。然而，「多元文化」的成形不代表移工的「問題」已獲得解決，多元文化的身分政治甚至有可能是「去政治」或「後政治」的，移轉了根本性的矛盾，讓我們忽視或無視更根本性的生命政治控管或壓迫結構，以及深藏在日常生活中的刻板印象與歧視。

在實際的政策面，包括居留權與公民身分認定修法、居家照顧納入社會福利體系、將移工納入勞動相關法規之適用範圍等等仍需要努力。在改變／善我們對待「故鄉的異鄉人」的方式上，我們到底做了什麼、做了多少？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閱讀生命政治》，春山出版

作者：黃涵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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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政治（Biopolitics）
一門跨越政治學與人類生物學的學門，觸及的領域包括經濟學、醫學、哲學、法學、社會學甚至神學。
主要關懷為對實質生命的保護、管理、排除與界線維護。

隔離時代的思想指南
「生命政治」一詞看似抽象，發展路徑也顯得廣博多元，往往較難給予一個清晰、簡單的定義。不過，由於生命政治涉及了各種界線（健全╱病態、公民╱非公民、安全╱威脅……）的劃分與維護，以及政府（主權）以捍衛國家或群體安全之名，對於人們身體、行動、心靈意識與生命的實際介入；當代許多重大或具爭議性的議題，都是生命政治討論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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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將亞里斯多德、霍布斯、鄂蘭、傅柯、巴迪烏、阿岡本、艾斯波西多、桑特納等作者涵蓋西方政治哲學、政治神學到當代生命政治論述的十一部著作，區分成城邦與政體、極權主義與集中營、裸命與見證、精神病院、經濟與治理、神學救贖七個主題，希望透過主題間的相互引導，看見「生命」與「政治」間的關連有什麼樣的演變，又有什麼樣的緊張關係，並幫助讀者進入當代生命政治的脈絡，導讀多位思想家原典的精髓。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