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從心理學、神經腦科學研究出發,深度解讀「樂觀偏誤」這項思維特質,揭露「樂觀」的正反面向,同時結合大量有趣案例分析,層層剝除樂觀的外衣,為當今世代塑造出更為立體、深刻的樂觀新定義。
文: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
911事件:記憶的主觀特性
9月的某個星期二清晨,我懶洋洋地下床泡了杯咖啡。離第一節課還有大約一小時,我從公寓的一扇小窗看出去,發現天氣很不錯。幾分鐘後,一個朋友打電話過來,他已經在位於市中心的辦公室準備辦公,他告訴我,有一架飛機剛撞上世貿中心。我打開電視看新聞,只見新聞頻道正在轉播高樓冒煙的畫面,大家此時都不清楚發生了什麼事。新聞頻道猜測可能是一架小飛機不小心撞上北塔——電話另一頭,我那個有執照的飛行員朋友明確表示不可能。
「怎麼可能撞上一幢占地200平方英呎、高1362英呎的建築。」他說,「在今天這麼晴朗的日子,更不可能。」
接下來一小時左右發生的事,我的記憶就有些模糊了。我應該是繼續看了一陣子的電視播報,看到第二架飛機筆直衝撞南塔。然後,我記得自己驚恐地看著電視直播,看見南塔倒塌。大約20分鐘過後,我不知所措地往外走到街頭。
顯然,我完全沒有做好心理準備,根本沒想到自己下樓看到的會是這種場面:大批人潮沿著第六大道北行遠離世貿中心,其中許多人滿身塵埃、身上穿著數小時前還一塵不染的西裝——一些男人提著公事包,一些女人穿著漂亮的高跟鞋。公共電話亭附近大排長龍,因為手機打不通(再過不久,就連市話也會打不通)。這時,我和路上所有人都眼睜睜看著世貿北塔轟然倒塌。
看到北塔也倒塌時,我完全驚呆了。我半小時前才在電視上看到南塔崩塌消失,也知道兩座塔都被民航機用類似的方式衝撞,即使不是受過科學訓練的專家,也能猜到北塔應該會跟著倒塌。話雖如此,我還是沒能預測到這再合理不過的事情轉折(這是否也表現出人類不願相信最糟狀況的傾向?也可能是我已經嚇傻了)。塵埃雲擴散得好遠,我甚至不確定自己究竟目睹了什麼——第二座塔真的倒了嗎?還是說,那是附近的公寓?我明明站在離世貿中心超過兩英哩遠的位置,卻感覺大廈倒在離我只有幾英呎的地方。
我住在紐約市的那幾年,發生許多令我印象深刻的事件,但在2001年9月11日上午10點28分那短暫的一刻,卻仍舊歷歷在目:塔樓倒塌、周遭眾人發出驚駭的呼聲、我右手邊的男人、馬路對面那個穿紫色裙裝的女人、一朵朵塵雲、溫暖的陽光。套句實驗心理學「教父」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的話:「印象可能會令人情緒極為激動,幾乎在大腦組織留下傷疤。」我似乎就經歷了這樣的刺激⋯⋯對吧?
你可以輕易說服我,我對上星期三的記憶到處都是漏洞和不合理的細節,但911事件明明是多年前發生的事,你卻很難說服我相信那段回憶其實不精確。儘管如此,我還是想提出「這些回憶不精確」的可能性。
在2001年9月12日,心理學者珍妮芙.塔拉利柯(Jennifer Talarico)與大衛.魯賓(David Rubin),找了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的54名學生,請他們寫下自己得知恐怖攻擊事件當下的經歷。除此之外,研究者也請學生描述自己在恐怖攻擊前一天——2001年9月10日——所做的一切,提供心理學者所謂的控制條件(control condition)——這是比較的基準線,能用來比較出「閃光燈記憶」被忘卻的速率。2001 年9月10日,恐怖攻擊發生的前一天,多數學生都度過平淡無奇的一天,如往常的星期一一樣去上課、去圖書館讀書、洗了衣服、和朋友喝了幾杯酒。
研究者請一些受試者在做最初的記錄一周後回實驗室,進行記憶測試,其他組別則在42天後或7個半月後返回實驗室做測試。研究者請他們寫下自己對2001年9月11日的所有記憶, 以及對9月10日的所有記憶。他們對日常事件的記憶,會和對911事件的記憶不同嗎?日常事件會忘得比較快嗎?答案是: 會⋯⋯還有不會。
塔拉利柯與魯賓發現,受試者遺忘自己得知911恐怖攻擊事件時的記憶,與忘記日常事件的速率毫無差別。有些細節到了事發數月後他們還是能記清楚,但有些細節很快就被忘記了,還有另外一些細節記錯了。整體而言,學生們回憶2001年9月11日的能力,並沒有比回憶2001年9月10日的能力佳。然而,對恐怖攻擊的回憶和洗衣服、上課的回憶,還是存在重要的差異——差別不在記憶的客觀精確度,而是記憶的主觀特性。
學生非常可能對自己的911事件回憶深信不疑,你也很難說服他們那都是錯誤回憶。相較於對9月10日的記憶,他們對
9月11日記憶的信心不僅比較高,對恐怖攻擊的記憶畫面還比對其他事件的記憶鮮明許多。學生們表示,他們較有可能會覺得自己再次經歷了那一切,感覺自己又回到2001年9月11日;但在回憶9月10日上課或上健身房的事情時,並不會有回到過去的感覺。
塔拉利柯與魯賓得到的結論,和奈瑟在10多年前得到的結論非常相似:「閃光燈記憶」,並沒有比「一般」記憶精確,卻顯得特別精確。這又是怎麼回事?在回憶不好不壞的中性事件時,記憶精確度與我們的信心通常有一定程度的相關;那為什麼在回憶911事件、太空梭爆炸、總統遇刺等高度情緒性的事件時,我們對記憶的信心,卻不能用來評判記憶的精確性?想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就必須探討人類大腦的種種功能。
記憶和在場與否、距離遠近相關
我和同事們當時剛好處於理想的研究環境,可進行這方面的探索。2001年,我在紐約大學做研究,專門研究情緒對於記憶的影響。紐約大學位於格林威治村中心地帶,就在華盛頓廣場公園附近;格林威治村在全世界最繁華的城市中心,卻有種社區鄰里的感覺,而且離911恐怖攻擊事件發生地只有短短兩英哩。
在2001年9月11日,我的系所還沒有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儀供我們使用,造影儀是在大約一年後才到來的。從2001年9月那個星期二早晨過了大約三年,我們展開對調節「閃光燈記憶」之神經機制的調查,想知道相比回憶平凡無奇的事件時,人們在回憶與911事件相關的個人經歷時,是不是會用到特殊的神經機制。我們為了做大腦成像研究,招募了911事件當天人在曼哈頓的一些人,並在掃描他們的大腦同時,請他們回憶自己對911事件的經歷。我們用大腦造影技術,找出受試者回憶那些恐怖事件時,大腦有哪些區塊比較活躍。
進行研究時,我們和塔拉利柯與魯賓一樣,必須先設置基準條件,之後才能用這個基準來檢視911相關記憶的特異之處。我們決定拿911事件之前的夏季回憶來做比較,所以受試者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儀裡除了回想911事件外,我們還請他們回想在2001年7月與8月發生的事。受試者對那兩個月的記憶,多是類似暑期實習、暑修或出國旅遊的記憶;在事情發生三年後,受試者們能提取的都是這些獨特而令人難忘的事件,不過這些並沒有和911事件同樣令人震驚,也沒有造成創傷。
受試者們在功能性核磁共振造影儀裡待了約一個小時,回憶上述這些事件。我們在造影儀裡放了一面鏡子,讓受試者可看到外面的電腦螢幕,然後用螢幕上顯示的文字,提示受試者回想特定的記憶,並加上「9月」或「夏天」的字樣,讓他們知道要提取關於9月11日或那年夏天的回憶。舉例來說, 如果我們在螢幕上同時顯示「朋友」與「9月」的提示,受試者就要提取9月11日那天和朋友相關的個人記憶。
在研究過程中,他們提取了約60個記憶,最後從造影儀裡出來、在電腦前坐下。我們請受試者再次回憶所有記憶,但這次用打字的方式記錄下來。我們也問受試者,他們的記憶有多鮮明,以及他們對記憶的精確度抱持多大信心。他們在回憶這些事件時,會有重新經歷過那些事情的感覺嗎?這些記憶,會令他們感到情緒激動嗎?如果有的話,會有多激動?
我們預期的結果是,相較於夏天的記憶,人們對於911事件的記憶會更加鮮明、更令他們情緒激動,而且對911記憶的精確度應該更有自信。沒想到,研究數據顯示,我們猜錯了:只有半數受試者表示,相較於對那年夏天的記憶,他們對911事件的記憶較鮮明、較令他們感到情緒激動、對記憶的精確度也較有自信;對另外半數受試者而言,911事件的記憶和那年夏天的記憶差不多。這兩組人到底差在哪裡?怎麼會有一半的受試者形成關於911事件的「閃光燈記憶」,而另外半數人卻沒有這種反應?
根據皮尤民眾與新聞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的調查,51%的紐約人、38%的美國人表示,在他們2001年個人生活中最大的一次事件,就是9月11日的恐怖攻擊事件。顯然即使是當天不在曼哈頓,或甚至不在美國境內的人,也能回想起9月11日的那起事件。全球各地的人都說得出關於911事件的個人經歷與故事,每個人都有自己對於那一天的回憶,而很多人都把那個故事重複說了好多次。
然而,我們很快就發現,在記憶的主觀性質這方面,美國航空11號班機撞上世貿中心北塔時,一個人離世貿中心兩英哩遠還是兩萬英哩遠,其實有差。即使只是離世貿中心兩英哩與五英哩的微小差距,也能對記憶的主觀性質造成很大影響。
我們請參與研究的人們填寫問卷,問起他們關於911事件的個人經歷,其中的問題包括:他們當天的確切位置、他們是否認識在世貿中心的人,以及攻擊事件對個人生活的影響。從受試者的回答看來,決定911記憶主觀性質的因素,是事發當時,人們和世貿中心之間的確切距離。
對平均距離世貿中心兩英哩遠(在曼哈頓鬧區)的人而言,他們對911經歷的記憶特別鮮明,而且這些人非常確信自己的記憶很精確,比對那年夏天的回憶精確許多。然而,對事發當時平均距離世貿中心4.5英哩(在帝國大廈附近)的人而言,那天的記憶就和夏天的控制組記憶差不了多少。所有參與研究的受試者,9月11日當天都在曼哈頓,不過當時在曼哈頓鬧區、離世貿中心較近的人,和那些當時離世貿中心較遠的人相比,對事件的回憶有一些性質上的差異。
這兩組人在911當天的經歷,究竟有哪些差異呢?為什麼一組人彷彿「大腦組織留下傷疤」,另一組人卻沒有?差別在於,只有當天在曼哈頓鬧區的人,才能親眼看見雙子星大廈倒塌、聽見爆炸聲、聞到煙味。「我親眼看到了:兩座大樓燃燒著紅色大火,四處是人們的叫喊聲。」一名受試者表示。當天在世貿中心附近的人,其實親身經歷了整個事件的發生過程。我們在研究過程中聽到一段令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故事,是位名叫麥特的男人說的。麥特當時在華爾街上班。
我記得自己出了華爾街地鐵站,看到紙張從天而降,我抬起頭,看到濃煙正在大樓上空盤旋。我走進辦公室,一個同事說他剛看到一架飛機撞上世貿中心,我們決定過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事。於是我們走到百老匯大街和自由大街的交岔口,也就是自由公園前面。這時,我看到大樓上方有一個巨大的洞,還竄出幾乎吞噬了整幢建築的大火。我們盯著直看的同時,第二架飛機撞上南塔,爆炸聲讓附近所有人不由自主地找地方躲避,然後開始轉身狂奔。
群眾逃離著火的雙塔、建築殘骸從天而降,我記得一個老太太被撞倒在我身旁的地上,被人踩了過去。我下意識地往前跑,這時一輛車發出尖銳聲音,我才從盲目的狂奔中驚醒。我看到一些鷹架,我可以躲到下面、避免被建築殘骸砸到,也比較不會被逃難的人潮踩傷。我在那裡等著、看著雙塔,直到現場稍微平靜了一些,然後回到辦公室,叫那裡的所有人快快離開。
我還記得和同事沿著百老匯大街穿過翠貝卡區,想要遠離雙塔。我記得高塔側面那個大洞,還有映著藍色晴空的火焰。我記得人們在街上哭喊和尖叫,還有聽著街上汽車的收音機。我記得我也是在一輛汽車旁邊聽廣播報導,得知五角大廈也遭飛機撞擊,同時我盯著雙塔,開始看到人們從最高的樓層往下跳。我看見五、六個人跳下來,不禁想像那上面究竟是什麼景象,怎麼會想從110樓跳下來。我忍不住別過頭時,聽到人們的尖叫聲,轉過頭就看到大樓倒了下來,一瞬間陣陣濃煙與碎片不斷升起。我永遠都忘不了那個畫面。
想必只有當時親身經歷了這些事件的人,才知道那種情緒衝擊是什麼感受。我們觀察到的狀況很明顯:距離事件中心越遠的人,記憶就和當時在市中心的人越不一樣,這些人的情緒波動沒那麼劇烈,記憶也沒那麼鮮明。在曼哈頓中城的人離世貿中心太遠了,看不到飛機撞擊與高塔倒塌的畫面,而是從朋友或新聞媒體輾轉得知消息的。「我是在辦公室裡聽到恐怖攻擊消息的。我上網查了一下。」一名受試者說道。另一人回憶道:「我記得當時是在塔奇咖啡廳(Caffé Taci,位於紐約上城、哥倫比亞大學附近)看到電視新聞報導,我應該是在電視上聽到爆炸聲。」
所以,911當天人在市中心的受試者親身經歷了恐怖攻擊,也表示自己產生了遭受威脅的感覺;而當時位置較遠的人,則是間接地經歷了這起事件。當時離雙子星大廈較近的人不僅覺得自己的記憶較鮮明,還在描述記憶時用了更多文字,說了更多細節。其中一名受試者在描述那段經歷與其對個人生活的衝擊時,提到這樣的分歧:「我想和遠在加州的男友談論這件事時,總是覺得很困擾,他就是沒辦法理解我們對事件有著不同的經歷,還有因此而產生的不同觀點⋯⋯ 不久之後,我們就分手了。」
我不知道這些人的記憶是否精確,畢竟我並沒有請受試者們在911當天記錄他們的經歷,以和後來的回憶做比較。我和塔拉利柯與魯賓不一樣,沒辦法告訴你這些記憶和洗衣服等日常記憶有沒有差異、有哪些差異;但我能告訴你:對當時在場、眼睜睜看著高樓倒塌、看著遇難者墜樓身亡的人而言,他們對這些經歷的記憶,和對其他令他們印象深刻的事件經歷,有一些性質上的差異。相較之下,對當時是透過網路或電視得知世貿大樓倒塌的人而言,記憶雖然也鮮明,但卻和暑期實習或搬到新城市的記憶差不多。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正面思考的假象:樂觀偏誤如何讓我們過得更好,卻又自取滅亡?》,今周刊出版
作者:塔莉.沙羅特(Tali Sharot)
譯者:朱崇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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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雜誌(TIME)封面故事報導
難道我們天生就愛正面思考,總是戴上玫瑰色眼鏡看世界?
「樂觀」能讓鼓舞你不負此生、砥礪前行;
「樂觀偏誤」卻會蒙蔽你的雙眼,一步步邁向危機!
無論是金融分析師、世界領導者、新婚夫婦,
甚至是洛杉磯湖人隊隊員,全都無法倖免。
你是否想過:
- 為什麼寧願負債累累,卻還是想買房?
- 為什麼明知股市有風險,卻還是要投資?
- 為什麼歷經恐怖浩劫後的記憶,往往會失真?
- 為什麼結婚時,都相信彼此能夠白頭偕老?
- 為什麼自己選擇的東西,會越看越喜歡?
- 為什麼新冠疫情爆發初期,歐美各國選擇「佛系抗疫」?
- 更重要的是——為什麼我們永遠堅信明天會更好?
正面思考——是一種天性,也是大腦的狡猾騙術
心理學家透過長期研究證實,無論種族、年齡、階級,人們對未來一樣都有不實的想望。這種天性被稱為樂觀偏誤,意即理所應當地認為未來會更美好。大部分人會高估將來的成就,而低估了離婚、罹癌或失業的機率。這樣的傾向深植於大腦,我們甚至難以察覺樂觀偏誤正在悄悄左右自己。
作者提出諸多實驗證明,人在面對兩個相似的工作機會或旅遊地點時,一旦做出決定,就會對選中的越看越滿意。潛意識中,我們毫無根據地相信自己所做的一切,將會導向更好的明天。
愛你所擇——是一種決策力,或失控的樂觀?
失控的正面思考可能導致災難性的誤判,使我們選擇不做健康檢查、不塗防曬油,或拒絕開設儲蓄帳戶;但樂觀偏誤也像是守護並激勵你我的衛兵,讓我們放眼未來並持續前行。
少了樂觀偏誤,我們的祖先可能永遠不會遠離部落、出外冒險;若非正面的信念,我們可能至今仍是一群穴居人,擠在一起夢想著光和熱。反之,如果每個人都是現實主義者,對未來不抱有樂觀想望,那麼恐怕滿街都將是憂鬱症患者,自殺人數也將激增。
樂觀偏誤固然利大於弊,但難免讓人做出不理性甚至有害的選擇。與生俱來的偏誤縱然無法克服,但理解並正視偏誤的存在,我們當可取其利而避其害,真確了解自我,建立更踏實的人生。
本書從心理學、神經腦科學研究出發,深度解讀「樂觀偏誤」這項思維特質,揭露「樂觀」的正反面向,同時結合大量有趣案例分析,層層剝除樂觀的外衣,為當今世代塑造出更為立體、深刻的樂觀新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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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