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永豐

〈哈金的眼神〉

說出無法說出的事物

在哈金第二本短篇小說集《光天化日：鄉村的故事》（二○○一； 英文原著書名：Under the Red Flag，一九九七）的序中，他自述兒時隨父親移駐於遼寧省一個小鎮，由於父親是較低級別的軍中幹部，全家只能住街上的小院子。在父親的移駐地，哈金渡過了十二年的孩童歲月。他與本地孩子瞎混，各家故事交流，因而熟悉鎮上的人事與生活。設若哈金一家住的是師部營舍，童黨盡皆高幹子弟，且與外界區隔，他的才能即便仍附身小說，寫出的景致恐也殊異。

哈金的社會身分、居住地點與觀察方式對他的小說產生的影響，讓人聯想同為移駐子弟的導演侯孝賢。侯孝賢的父親是一九四九年後遷台的中低階公務人員，由他的自傳性作品《童年往事》（一九八五）判斷，他們家分配到的宿舍，等級應該也不高。電影中，童年的侯孝賢化身為主角阿孝，跑進跑出；出則與街上的本地孩子玩耍吆喝，入則是素簡昏暗的木造空間，父親眉宇鬱結，母親忙不更迭。

儘管天天攪和，移駐幹部的子弟與本地孩子間對於生活其中的人文環境仍有認知上的差異。前者對於本地人的認識與情感缺乏或獨立於地方史與家族史的脈絡，二則相對於本鄉本土的後者，外來且屬於優勢階層的前者享有較高的社會地位與觀看位置。這兩者皆有助塑造侯孝賢式的電影「眼神」，成為台灣新電影最重要的印記。移駐子弟跨出門檻是異鄉，街上有好玩的人與事，回到屋內是稀薄的親族，被他們不完全明瞭的力量左右著遷移與離合。

他們幼時頻繁遷徙，在眷村與本土鄰里間流離，眼神與心靈免於承襲地緣的興衰、人際的恩怨與傳統的包袱，較能不帶情感、不帶歷史縱深、不帶價值判斷地平等凝視周遭的人事物。其作為敘事者或報導者，較易發展出疏離性的美學風格；這正是侯孝賢早年電影之魅力所在，亦可為探討哈金與大多數同樣涉及城鎮或鄉村題材的中國作家在小說藝術上的差異時，值得思考的切入點。

在這篇序文，哈金自承寫作上深受喬埃斯《都柏林人》（Dubliner）及安德森（Sherwood Anderson）《小城畸人》（Winesburg, Ohio）兩本短篇小說集的影響。哈金參考這兩位作者使各篇獨立又互為脈絡的寫法，試圖「構成一部地方誌式的道德史」。與這兩本歐美現代文學經典不同的是，這本涉及文革時期地方社會史的短篇小說集沒有大量採用意識流或獨白的敘事手法。哈金真正受到的影響，是那兩本集子中不塑造典型人物，且不設置道德或歷史中心的自然主義文學傾向。

他選擇的敘事者通常是無關緊要的事件旁觀者，甚或是不自覺的集體加害者。以此小說方法論鋪展寫實式敘事，那些不幸事件因此免除了悲劇化的負擔，更呈現日常性的真實殘酷，使得政治、人際與人性之間的辯證益顯真切，小說的批判性也隨之犀利。

新民族誌般的小說

哈金之所以稱這本由十二個短篇構成的集子是一部道德史，應是因為其中半數涉及性與性關係。哈金使性成為鏡子，反照小鎮的封建式性道德觀如何在文革中諷刺地受到鞏固（如〈男子漢〉、〈復活〉），但更往深一層，他還讓我們見識：決定性關係分合的價值邏輯如何由中共建國後的紅、黑五類身分新制所主導（如〈選丈夫〉、〈春風又吹〉）， 性壓抑如何亂箭齊放般地折射出集體意淫（如〈光天化日〉）、顢頇的阿Q式民族主義（如〈主權〉）。

哈金之受自然主義小說影響，具體表現在筆觸上是有如社會科學家般的田野筆記，行文間幾乎不帶價值暗示，但讀者通過事件過程中的對話、場景安排與關係變化，卻能品出其中的幽默、嘲諷、批判與歷史觀。

在〈葬禮風雲〉與〈新來的孩子〉，他客觀地敘述新政治的移風易俗之效：農民如何改掉土葬的信念，解放後的性工作者如何進入正常的婚姻關係。而在其他四篇〈最闊的人〉、〈皇帝〉、〈運〉、〈十年〉，作為較低級別移駐幹部第二代的哈金展示了他的視野雙向性；既能從街上童黨的眼睛看到政治風暴或社會轉型如何落降於他們的鄰里間，動搖各個階層，又可從父兄輩幹部的角度敘述體制的代理人如何被驅動，訴諸超法律手段，使得社會暴力從此循環再生。

我們不僅得知受害者與施暴者的身分，更領略他們的語言、思維與人際關係的轉變。因而這本短篇小說集所構成的，遠遠超過一個地方或一個時代的道德史；我們認識的，是一段歷史過程的多個面向。說到底，哈金所謂的民族誌，應該是更接近「新民族誌」。相對於傳統的民族誌，新民族誌不以少數優勢者為歷史中心，更強調多元角色甚至是多物種的觀點，因而與自然主義小說之拒絕英雄敘事，性質上共通。

自然主義與現實主義的高度平衡

各篇相互提供地方誌式脈絡或社會背景的寫作方法，在哈金的第一本短篇小說集《好兵》（二○○三；英文原著書名：Ocean of Words，一九九六）就已操練得相當純熟，且更接近傳統的中國方志。除了中蘇對峙期間的邊防狀況，朝鮮族村落的風土人情，街上的標語，口耳相傳的諺語，以及邊防部隊與民兵的微妙關係。

《好兵》提到了軍隊裡的各種學習資料：《毛澤東語錄》、《毛選》、《反對自由主義》、《實踐論》、《九大文件》與《三大紀律八項注意》，馬克思的《共產黨宣言》，恩格斯的《反杜林論》，列寧的《怎麼辦》，以及各種語錄歌。有志者按圖索驥、尋線閱覽，當可對中共的意識形態與精神面貌多些脈絡性的理解。

這本軍旅故事小說集的主軸之一是「小資情調」如何蝕穿前線土兵的軍人意志，直可讀成是一九八○年代鄧麗君歌曲風靡大陸的「前情提要」。所謂小資情調，無非是人在禁錮狀態下一些些溫暖與溫柔之需要。一九七○年代初的大陸尚屬封閉狀態，更何況是在中蘇對峙下的東北前線。因此，哈金敘述的小資情節全由內生，且難以預料會從哪條人性細脈鑽出，或是通過哪種原本無害的媒介，以何種方式啟動感官。

哈金特別注意到歌謠，開卷的〈報告〉是關於一首行進歌曲如何唱垮軍心。明明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天天驗明正身的紅歌，但一開始的〈再見吧！媽媽〉副歌卻弄得新兵抽泣、老兵流淚，攪亂全隊步伐，讓大街上的群眾笑稱出殯。〈空戀〉更絕，僅憑發報機上與軍區女通信兵的訊號互傳，兩個士兵竟先後深陷遐思，自甘墮入歧途。

小說集有兩篇主題相當少見且有趣。〈季小姐〉記錄一首軍中打油詩的生成，若從民族音樂學的角度觀之，就是關於一首謠諺的集體創作過程。其中畫龍點睛的兩個韻腳：「弱」與「饃」、「鯨」與「性」，罕見於一般歌謠。〈蘇聯俘虜〉乃關於一位蘇聯逃兵的看守與逃脫後的追捕過程。哈金細緻描寫看守期間軍方的高規格對待、官兵與俘虜的互動，點出了中共對蘇聯既孺慕又戒慎的複雜心理。而追捕過程則被哈金寫成趣妙橫生又深刻的公路式小說：一群追捕的士兵在途中遭遇了東北田野的豐饒，並在屠宰場目睹勞碌一生的牛隻在死亡之前的眼淚。

自然主義小說強調多面、立場多元的細膩觀察，不追求主人翁的解決或救贖之道，但往往犧牲故事性情節。現實主義小說則著重於現實處境的描寫、人物命運的因果分析及對於社會之惡的批判，但容易導致視角單調、道德疲乏。從第一到第二本短篇小說集，哈金綜合兩者的特性，避免了各自的缺點，使得他能在故事的引人入勝與議題的啟人思辨之間取得高度平衡，歸結到閱讀樂趣，自然是相隨並至。

沒有道德制高點的敘事手法

到了第三本短篇小說集《新郎》（二○○一；英文原著書名：Bridegroom : Stories，二○○○），哈金放飛各篇發生於改革開放初期的東北城市故事，不再使其互為脈絡。〈破壞分子〉敘述文革後所謂「東邊日出西邊雨」的現象；中共中央宣告終止文革，但地方上各種以無產階級專政為名，對知識分子的蔑視與迫害依舊橫行。哈金沒有讓橫遭羞辱的新婚教員反省上下不一的問題所在、反擊流氓般的基層警察以伸張正義，而是安排一種駭人的結尾，讓他喪失良知，瘋狂地傳染肝炎以洩恨。

〈活著就好〉則藉地震與集權式賑災，娓娓地鋪寫超越人性的國家主義式家庭重組，以及一個蘿蔔一個坑的密實社會分工與福利制度。〈幼兒園裡〉幼童猶如奴工，被欠債的老師引導至田裡採集野菜；童年匍匐在改革開放後異變的大人世界之下，每一天充滿僥倖感與不祥的預示。〈武松難尋〉裡好大喜功的高官與一路逢迎做場面的下屬是官僚常態，他們的造假一旦失控爆開，經常被加油添醋地渲染。哈金卻是以參與造假過程的當事者為第一人稱，公務人員式地記載倒楣的東北虎以及被誘逼出英雄妄想症的帥氣青年，荒謬中更顯真實。

文革後中國社會變化快速，充斥著各種光怪陸離的現象，易誘使作者將之寫成奇觀式小說。哈金一邊保持社會誌般的觀照，一邊謹守紀實報導式的冷靜與慎微，在離奇與文學性之間維持平衡。以此平衝為基礎，哈金使〈破壞分子〉超越政治批判，成為一篇關於體制性暴力如何使人性變凶殘的寓言及預言，使氣味穿越〈活著就好〉中被寫得平淡無奇但又有如機械般無情的社會體制，召喚記憶與人性，讓沉悶的不幸故事變成一部悲喜交摻的幽默之作。甚至〈幼兒園裡〉被哈金寫出弦外之音，令人想起蘇聯小說家索忍尼辛關於集中營生活的作品《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

〈破〉與上一本短篇集子中的〈光天化日〉同樣是關於婚外性行為的舉發與審判過程，但不再是文革期間的遊街示眾、全民公審。哈金以法院書記官式的筆觸，透過女性受害者的一位男同事的眼光，一本正經地敘述充滿厭女情結、意淫、有罪推論、性壓抑與幻想的粗糙查案與問訊過程，以及這位陷入婚外情的女性如何被逼死。

〈光天化日〉與〈破〉中的不幸女性皆具有完整的人格與因應險境的膽識，且兩篇各有一位命運連帶的男性。在前者是自承性能力不佳但憫惜妻子的丈夫，後者則是害羞、有點正義感、渴望有個對象的男同事。〈破〉最出色的表現之一，是男同事的幽微、複雜：他本對受害者欠缺好感，卻在參與捉姦的過程中偷藏了她的內褲，但出於維護她的尊嚴，拒絕透露審訊的細節，最終又在面臨危機時懦弱地栽贓給她。

〈新郎〉是哈金第一篇關於同性戀的小說。自一九六○年代的同志運動以降，不管是批判社會的誤解與歧視，或幫助大眾詮釋性地理解同性戀議題，優秀的著作與作品遍及美國學術、影視及藝文界。〈新郎〉裡對同性戀現象的理解早已是科普化的基本知識，卻毫不拖累或拉低文學性，巧妙在於角色安排。

哈金的敘事者是一位世故的工廠科長，他有情有義，照顧已故同事的幼女。隨著長得不漂亮的姪女突然嫁予帥氣男同志，以及姪女婿的性冒險出事及被強迫治療，設法救援的世故老科長看到了女性對異性戀婚姻的幻滅、男同志的處境以及精神病醫師的實話。本於人性的理智、愛與關懷，老科長對於同性戀的認識由樣板鬆動為困惑、轉為同情，幾乎要穿越理解、抵達支持的境界了，但終究敵不過謠言與世俗的價值觀。

〈暴發戶的故事〉的背景是改革開放後原始資本大量積累、階級快速爬升的社會狀態，類似的故事從道聽塗說、媒體報導到藝文創作，不知凡幾，但哈金處理的手法大異其趣。其一，哈金沒有設置道德制高點，所以行文中避免了常見於現實主義文學的鄙夷語氣與批判性視角。其二，哈金以暴發戶為敘事者，講述他的致富過程、人際關係與自我認識的變化，讀者得能詮釋性地理解社會中的階級歧視與金錢崇拜如何形塑他的自卑人格與後來的報復行為。

〈舊情〉是〈暴發戶的故事〉的社會價值觀投影至中間階層；哈金把婚姻與情感關係的物質考量與利益部署寫透了。〈荒唐玩笑〉對應〈破壞分子〉，亦是射箭畫靶式地陷人於罪，唯遭殃的主角從知識分子換成不知世事變化的文盲農民。〈紐約來的女人〉與〈牛仔炸雞進城來〉以中美建交接觸後的體制差異為背景，敘述深受平均主義與反美宣傳影響的中國人看待美國法治與商業文化，如何交雜著不信任與崇羨。改革開放後共產主義庸俗化為平均主義，哈金在這兩篇裡動用各式各樣的謠言，描繪出平均主義下的社會意識。

〈一封公函〉的主軸是捱過反右鬥爭、下鄉勞改的知識分子在一九八○年代末仍舊受到文革世代的批判與排擠。這篇與七○年代末、八○年代初中國大量出現的傷痕文學均處理相同的題材，但寫作方法上哈金非以受害者敘事，正好用以總結他與前輩作家的差異。

具有民主素養的現實主義文學

傷痕文學控訴或申訴文革的創痛，以短篇小說為主要型式，主題從個人的冤屈與憤恨、親情的悲劇、思想及人性的扭曲、制度的錯誤、階級鬥爭的危害及特權腐敗等等，觸及廣泛；寫作者則從民國時期即已成名的老一輩作家、一九四九年後冒出頭的中生代作家，到響應文革、上山下鄉的知青等，老中青三代皆有。對那段歷史與文學史不陌生的華文讀者讀了哈金有關文革的故事，心中或揚起幾個疑問：對於文革所造成的身心靈迫害與社會文化破壞，傷痕文學難道揭露得不夠深廣嗎？哈金的作品究竟有何不同？價值又何在？

首先是面對苦難的文學態度有所不同。在《新郎》序中，哈金說他剛去美國念書時，不理解為何這麼多作家與批評家有志一同，主張作品要予人樂趣。苦難就該嚴肅地講述，不是嗎？況且近、現代史上中國人受了那麼多罪，文學上有何樂趣可言？傷痕文學因而大多採取受害的當事人視角，宣洩心頭的積鬱與憤恨，使讀者浸在憐憫的苦痛中，同悲共恨。前面提到的自然主義小說應有助於為他撐開美學的距離，使他領略「悲劇和喜劇並不衝突」，從而發展有別於傷痕文學的悲劇書寫。

繼之以寫作方法的不同。哈金跳脫傷痕文學的受害者中心主義，以各種非受害者甚至加害者視角，進行觀察與敘事，冷靜地描述各種不同利害關係的當事人在文革中或之後的行為與遭遇。同樣是敘述文革創傷，哈金的觀照更廣，語調更平緩，沒有被揭惡的情緒與啟蒙的企圖綁住。

哈金賦予讀者更大的閱讀自由與視野，使之能更整體性地省思促發歷史性苦難的政治體制與社會文化，及其對人的價值觀及心理投下的深刻影響。如此，讀者更有可能進行批判與思辨。我們甚至可以說，哈金成就了一種具有民主素養的現實主義文學，為中國近現代苦難的書寫開創出更可與當代世界文學對話的道路。

作者簡介

鍾永豐，出生於美濃菸農家族，為詩人、作詞人、音樂製作人及文化工作者。曾任美濃愛鄉協進會總幹事、高雄縣水利局長、嘉義縣文化局長、台北市客委會主委及台北市文化局長，現為國立台北藝術大學主祕。曾獲二○○○年金曲獎最佳製作人獎，二○○五、○七年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二○一四年入圍金曲獎最佳作詞人獎，二○一七年以《圍庄》專輯獲金音獎及金曲獎評審團獎。著有《菊花如何夜行軍》，獲台灣文學金典獎、OpenBook中文創作年度好書。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春山文藝李登輝100年專輯》，春山出版

作者：春山出版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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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年過世的李登輝，他將近百歲的一生幾乎就是台灣百年史。一九八八年蔣經國過世，他成為結束蔣家政權的新一代本省籍總統，台灣從此邁入下一個政治階段。然而李登輝在民主化、政黨、兩岸、經貿、統獨與台灣認同等面向上，有一定的複雜性，如何定義李登輝與台灣的關係，那是一個怎樣的轉變時代？值得在李登輝二○二三年百年冥誕的時刻，以新的角度來檢視。

本次封面故事邀請一九八八年曾為《遠東經濟評論》駐台的韓籍記者沈在薰（Shim Jae Hoon），從外媒的角度寫下他對李登輝與台灣民主轉型期的回憶。而被稱為民主先生的李登輝，從已公開的檔案來看，身為總統的他，剛上任沒幾年如何面對一九九一年發生的獨台會案？

此外，李登輝時期開放新銀行設立、實施健保與教改、對中國從開放走向戒急用忍，在經濟與社會分配上都深深影響台灣，《未竟的奇蹟》主編林宗弘分析李登輝如何在多重政治風險下實行矛盾的經濟政策，形塑影響後續每一任總統的李登輝難題。同時，我們也將探討李登輝為何以農經為志業，跟日治時代知識分子養成有何關係，以及深度解讀他的早期農經論文呈現的批判思想。期待從這些文章，給予多面向的李登輝肖像。

而面對近年的世界變局，尤其是香港與烏克蘭所遭受的極權壓迫與侵略戰爭，本期邀請法國作家艾力克．菲耶（Éric Faye）、烏克蘭文學研究者瑪莉雅．舒瓦洛娃（Ｍariia Shuvalova）與香港作家李智良，分別撰文陳述歐洲、烏克蘭與香港的文學界如何回應前所未有的變局。

菲耶自剖身為法國作家對這場戰爭的驚愕、幻滅與無力感。舒瓦洛娃則爬梳俄羅斯在戰爭之前，就出現許多幻想的軍事文學，主題皆為侵略烏克蘭，而烏克蘭自二○一四年起因俄羅斯入侵，引爆一波戰爭文學，包括許多上戰場的女性。殺伐與抵抗也發生在文學中。李智良則描述反送中運動後的香港社會在強力監控中正在經歷各自孤立、離散的過程。

本期也收錄由中研院法律研究所黃丞儀策劃，從幽暗歷史的角度探討白色恐怖的座談會精采紀錄，領域跨及中文、外文、原住民、歷史與社會學門，有台大中文系教授同時是中研院院士的鄭毓瑜、中研院歐美所單德興、中研院史語所戴麗娟、中研院台史所詹素娟以及中研院社會所蕭阿勤等幾位老師，是人文學科目前為止最深刻探討白色恐怖與轉型正義課題的交會，企圖呈現幽暗過去的曖昧性。

當代文學評論則由鍾永豐詮釋哈金文學的特殊性，與蔡慶樺解讀奧地利作家葉利尼克為何堅決成為最討厭奧地利的人。

封面繪圖：劉宗榮

藝術創作二十逾年、藝術教育十七年，對於生命、環境、生態、公益、教育、社會充滿熱情，從愛護生命到不塑的理念，落實於生活並實踐於藝術，學習耶穌愛生命。

用繪畫聲援苗栗大埔徵收案、桃園航空城、石虎保育協會等。

Photo Credit: 春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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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