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蹟列車》：從戰爭中送走小孩，誰是真英雄？

文：羅金義（跨文化研究學會）

「所有的顛沛流離，最後都由大江走向大海，所有的生離死別，都發生在某一個碼頭 —— 上了船，就是一生。」

—— 龍應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

電影《奇蹟列車》（One Life，台譯《倖存者列車》）來自英國，講述1938年納粹德國大規模入侵歐洲中部前夕，一些人道主義救援工作者努力地將捷克斯洛伐克、奧地利、波蘭，以至德國本土的小朋友帶走，送去當時尚且比較安全的英國，史稱「Kindertransport」，獲救的小朋友總共有超過1萬人。不過，數十年後大家對這些偉大的工作似乎已經不甚了了。當中英國一位組織者Nicholas Winton的故事，因緣際會被《英國廣播公司》（BBC）發現了，把它製作成節目。邀請了年老的Nicholas現身，同時也邀請當年曾經被救的小朋友同場（其時當然已經人到中年了），讓雙方在節目裡相遇。大家可以想像，場面十分感人。

這齣電影在不少影評平台上口碑甚佳，譬如在「爛番茄」得分很高。主要的演員是金像影帝安東尼鶴健士和艾美獎影后Helena Bonham Carter。看他們感人至深的演出，已經賞心悅目，賺人熱淚。

然而，電影從來都是一個立體的、容讓多角度欣賞的藝術品，不同的觀眾可能會有不同的觀感。

譬如有一些當年被救的小朋友的後人寫信在英國著名報章《衞報》（Guardian），表達他們對這齣電影的一些保留，認為它把很多歷史真相過度簡化，遠離了當事人的角度，讓他們觀後不太舒服——當時很多小孩子上了火車離開家園，跟他父母其實可以說是一生訣別，那一刻親子之間究竟有多少心理上、實際上的認知和準備呢？電影描述這些小孩子去到英國之後似乎都是健康快樂地成長，充滿感恩，但事實是不是都是這樣呢？

問題更為複雜的是，這些小朋友大部分都是猶太人——電影裡也有一個片段，說布拉格一位拉比（Rabbi，猶太人社群的精神領袖）質詢過Nicholas：將小朋友帶走，離開他們的父母和社群，如何可以保守他們的宗教身份認同呢？電影沒有表達仔細的反思，一筆輕輕帶過。歷史真相是Nicholas要在英國跟很多猶太人領袖聯絡，提出諸般承諾，才能夠說服拉比願意讓他帶走小朋友。可惜去到英國之後，事與願違者眾。

上面提過投書報章的朋友說，他認識很多獲救的小朋友，到頭來都活得顛沛流離，在社群、宗教信仰等等的生活上都充滿遺憾。《BBC》的調查也發現，Nicholas參與救援的六百多位小朋友當中，超過半數後來都渺無音訊，生活得非常令人憂心。

當然，有云「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電影題為《One Life》，或許有相似的含意。事實上Nicholas在一個訪談中說過，他確實是當一盤生意去從事救援工作：把小朋友救離納粹德國的魔爪，來到英國之後就算此後發生什麼事情，總比活在戰爭陰霾之下好。可能有不少人認同這種價值觀，但這是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呢？有一位獲救的小朋友，長大之後也成為電影導演，《奇蹟列車》開拍時曾經邀請他參與，但是他拒絕了，理由跟上述差不多，覺得電影的情節跟他們作為歷史見證人、參與者的體驗相差很遠。《奇蹟列車》的劇本是建基於Nicholas的女兒Barbara Winton的傳記，Barbara在電影裡也有出現過，所以她的觀點與角度是怎麼樣，其實大家也心中有數吧？

開篇時的一段文字，來自龍應台的名著《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其實Kindertransport跟我們新中國成立時候的情況有點相似，當時很多人不願意留在共產政權的管治之下，所以匆忙上船上火車去台灣去香港，之後的歲月他們過得怎麼樣、有些什麼遭遇，有多少人會關心？他們有多少遺憾、多少心結，他人會有多少諒解？

除了情節，還有人物。電影的鎂光燈主要照射著Nicholas，這位後來被稱為「英國的舒特拉」、獲英女皇頒授MBE勳銜的好好先生。

筆者希望觀眾的目光也可以注意一下另外兩位戲份不多的配角：聰明能幹的女孩子Doreen Warriner和遊俠似的Trevor Chadwick。Nicholas主要的工作是和媽媽一起在倫敦四出奔走，去籌款、安排寄養家庭、游說政府官員給小朋友入境文件等等。

當時的英國政府對納粹德國採取綏靖政策，偏安一隅，環境還是比較安全的。Nicholas母子的工作固然可敬，那麼Trevor呢？

當時德軍鐵蹄已然兵臨捷克，他多次在槍桿子之下護送小朋友上火車，拯救他們的生命。而Doreen在巨大的軍警壓力下跟時間競賽，要在納粹追查到來之前把難民委員會的文件儘快處理，以免有更加多無辜的人被牽連追究。可以說，他們才是英雄，用生命換取生命，畢竟當時布拉格已經戰雲密佈。然而，對於「誰是英雄？」的輕重擺位，電影跟我們的判斷似乎不盡一樣。

電影告訴我們，一直要去到1988年因為電視台發掘故事才把Kindertransport的事蹟通過Nicholas這主人公公諸於世。事實卻是早在1966年已經有不少獲救的小朋友在長大成人之後寫了很多自傳和歷史見證，輯錄成書公開出版，負責做這工作的是已經長大成人成為詩人文學家的Karen Gershon。有趣的是，在這些見證當中，原來Nicholas未有被提過，深被感激的兩位天使是Doreen和Trevor。電影不止一次有片段展示，Kindertransport安抵倫敦利物浦街車站，Nicholas都會去接頭，處理小朋友的寄養事宜，為什麼小朋友的回憶當中他會付諸厥如？有觀眾會覺得這部電影的敘述跟其他當事人憶及的歷史真相不一樣，也許不是完全沒有根據。

兩位「配角」在歷史真相裡也充滿戲劇元素。Doreen來自上流社會，畢業於牛津大學和倫敦大學，在布拉格進行人道救援工作時是倫敦大學的一位年輕講師，前途無可限量，但她充滿冒險精神的所作所為，實在令人非常敬佩。Tervor就更特別了，他可能是最勇敢的一位俠士，但後來不少回憶說他是一個貪杯好色的人；於是有這樣一種提法，說如果要把Kindertransport公諸於世，用Nicholas這位好好先生做「招牌」比較穩妥，用Trevor這位風流浪子就可能較受爭議了。事實是否如此，我們就不得而知。

無論如何，我們當然無意否定Nicholas的可敬，但電影也可能是一個很好的開始讓我們去反思歷史的複雜性和人性的多樣性，而不是把歷史太過簡化。看電影之餘，身在英國的朋友或許可以去利物浦街車站憑弔一下Kindertransport的銅像。2005年倫敦市長Kenneth Livingstone為這個銅像揭幕時，說自己得坦白承認在這儀式之前，壓根兒不知道二戰以前英國的老百姓做了一件那麼偉大的事情。是的，戰爭從來都是血淚縱橫，但是也很容易令人遺忘。就像英國戰時鐵血首相邱吉爾說：「Now this is not the end. It is not even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But it is, perhap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或許我們從現在開始放下爆谷花生，真正對錯綜複雜有血有肉的歷史真相多作反思。

（此文是補充整理版本，口述視訊原版可見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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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TNL HK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