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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是「難民神父」阮文雄的第一本口述生命史著作。書名「越邊」源自於越南文vượt biển，既是「穿越邊界」也是「渡海」，以此為書名，不只指涉阮神父地理空間上的穿越，更隱含有身分上、認同上的轉變與思考。
文：阮文雄
來台灣不是我的選擇
我與台灣之間的緣分說起來還是有點隨機的。我在澳洲服務的修會是高隆會，還沒升神父之前，我要經過兩年的實習，叫做OverseasTraining Program（OTP，海外訓練計畫）。當時，總修會曾經問我要去哪個國家，我最開始登記的是要回去日本，因為我覺得自己比較熟悉日本，對那個地方的人與文化也有一些好感，但最後他們卻派我來台灣，來台灣不是我的選擇。
說我跟台灣的緣分完全是隨機的，也不太對，因為高隆會分配實習的國家有它自己的規則，每一年都可能會派實習神父去不同的地方，所以會有一系列的名單，在那個時候，台灣還是「發展中國家」，自然順位就會比較前面一些。
這樣的「隨機」似乎從我開始逃難之後就一直存在著的，換句話說，就是我們總以為自己的個人選擇或意志，決定了人生中的某些際遇，但事實卻是似乎總有一個更大的結構與力量牽引著我們往某個特定的方向走去，在信仰上來講更簡單了，我們會說這是天主的意思，那我就要服從。
提到選擇，不得不再提起我的好友陳清龍，他可能是影響我這一生最重要的關鍵人物之一。是他的提議，讓我有了逃離越南的想法；當時在日本面對是否要去澳洲教會進修的抉擇時，也是因為他願意同行，才讓我選擇投身神職；不過就在要實習之前，陳清龍與我做出了不同的選擇，他選擇還俗，我則選擇繼續將這條成為神父的路走完。不過，我們仍然是很好的朋友，一直以來都有聯繫。
有時候在他身上，我會看見「那條我沒有選擇的路」，比如說我也許可以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但我沒有，可是也許正因為我沒有成為一個成功的商人，我才能在台灣完成一些我想都沒想過我會做到的事。
因為就算是意料之外的事情，我還是希望可以盡我所能地好好把它完成，所以在確認會被派到台灣來之前，我進行了很多研究，例如台灣的政治、社會、人民等等，我要瞭解我去的地方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我是在蔣經國過世（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三日）不久之後來台灣。來到台灣後，我先到了新竹。在那裡，修會租了一個地方給我們這些做OTP的。到台灣這邊的有四位，兩位是澳洲修士，兩位是愛爾蘭修士。
來自澳洲的兩位，其中一位是亞裔，另外一位則是有歐洲背景。我們四個人跟另一位神父住在東南街，每天走路、搭巴士，到交大附近的聖神堂上中文課。高隆會請了兩位耶穌會新竹語言學校的老師教我們，一位姓劉，他以前是軍人，我都叫他劉老師；另一位姓羅。他們兩位都是外省人，特別是羅老師的中文有北京口音，像是「你去哪兒？」、「你坐在哪兒？」。
跟日本的寒冷氣候與澳洲的炎熱比起來，我對於台灣的第一印象反而是氣味，空氣中好像瀰漫著各種氣味，我不會說是好聞的氣味，我之後甚至推測那是因為台灣當時還沒有將廢水地下化，所以到處都有沒有加蓋的水溝，也許那個味道就是水溝散發出來的。不過，不知道是我習慣了，或者整個台灣社會現代化的腳步很快，水溝的氣味倒是消失得很快。
另一個對台灣深刻的印象則是太魯閣。我記得剛下飛機不久，修會便招待我們去認識台灣，其中一個景點就是太魯閣，我對當地的自然景觀當然充滿驚嘆，不過這麼多年以後，迴盪在我腦海中的卻是當時溪水的聲音。現在想起來，我們住的地方離峽谷裡的溪水看起來有一段距離，但或許是因為地形與空間的影響，整個晚上閉上眼睛，溪水聲好像近在耳邊一樣。
我們在聖神堂上課，首先是團體課，然後再上個人課。唸了大概一年的書以後，我們才去實習。我選擇到彰化的一間殘障機構，一邊練習中文，一邊跟人接觸。我很關心台灣的政治跟社會運動，也幫忙過越南的一群移工，他們是在嘉義或彰化的一間毛巾廠工作，多半都是南越BìnhDương（平陽）來的男生。他們的工時很長，加班一個小時才二十幾塊，住的地方也很糟。
公司是到越南那邊設廠，再把一群勞工用「實習」的名義送來台灣，但其實就是上班。因為這些勞工是教友，我就透過當地的修士跟他們接觸。修士們不曉得怎麼解決，我就去跟他們碰面了，也把這個事情陳報到勞委會去。最後，我們要求工廠改善他們住的地方，也將薪水還給他們了。
當時那間公司好像有去跟大修院的院長，也就是負責招募在美國的年輕越南人到台北修院接受神職訓練的毛神父，談到阮文雄這個修士。毛神父就寫信給負責我的羅神父，說我喜歡政治、參加社會工作，並不適合聖召。羅神父就找我談，說有人跟他申訴，看我怎麼解釋？
我不只承認，還跟他說這就是該做的事。如果你是越南人，今天在台灣有這樣的事情，「你會幫忙，我也是啊」。所以他就算了，不再跟我追究。正是因為如此，我才願意再回來台灣繼續當神父，不然照我的個性，我不會做我不喜歡的工作，還被無理由、沒有人性地控制。
在第一次來台灣以前，我其實不知道這裡也有一些越南難民。也是這次在台灣的期間，經過修士們介紹，才知道有澎湖難民營。當時我跟一位餐廳老闆接觸過，他是越南南部來的、跟斗南天主堂阮文固神父同船的朋友，在桃園開了一間餐廳。
他之所以可以租到那個店面，也是我出面去跟房東協調、談判來的。透過他，我跟他的越南同伴辦了幾次聚會，談一些現在越南社會的狀況，還把我們在國外的抗爭，越南人在美國、法國跟日本的活動，分享給他們聽、拿照片給他們看。
我跟他們說：四月三十日要到了。我們來辦個活動吧。共產黨說這是「解放日」，我們這些從南部來的人則說是「國恨日」。我們後來在台北找了一個地方，辦了一場紀念活動。因為那些澎湖難民大部分都是越南南部人，有一些人也一起來參加活動，活動辦得滿成功的。
經過這樣的事情，我也認識了更多越南難民，他們的教會邀請我去他們住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在台北縣三重的地下室，空氣非常不好而且很潮濕。不過，一九九○年我離開台灣後，還有繼續聯絡的只剩下那位餐廳老闆和他的其他幾個朋友，其他人就沒有繼續聯繫了。
我來這邊就只是要服務的
一九九○年的十、十一月左右，我先回去澳洲，接受晉鐸。一九九二年我又再度回到台灣，這次是我自己的選擇，當時我不知道自己會開始做幫助移工的工作。回來之後，我住在明志路上本篤會的修院，也到輔仁大學複習中文。
畢業後首先是去聖母聖心會創辦的「平安居」（House of Peace）幫助遊民，然後，我就被羅修女介紹到關渡做青少年工作，再到一間孤兒院工作了六個月，後來又到警察管理的中和遊民收容所服務。
我可能是在一九九四到一九九五年間，到那間收容所工作，電視台還曾經來拍過紀錄片。可能是天主的安排吧，在平安居工作的某一天，因為我不喜歡他們有選擇地對待遊民，我就跟修女講，「我想要再找另外一個地方」，她就帶我去中和遊民收容所。
我一進去就想：那真不像一個人住的地方！那裡以前像是一座動物園，但裡面沒有動物，只有人：男女關在一起，沒有分房睡，精神上、身體上都被關在那裡。我一進去時，天啊！根本受不了這個味道，就跑到外面去深呼吸；但是同時我也說，「這個地方我要了。」從此之後每天到那邊去。
中和遊民收容所只有兩層樓，外面有一層很漂亮的油漆過的外牆。要進入收容所，不是從正面進去，而是得要從小路旁邊走折疊門才行。一進來時有兩道鐵門，還有一個場地。警察是在二樓工作，下面是倉庫，也給無家可歸的人住。在這道鐵門的外面有警察負責看門，還有間廚房煮飯給遊民吃。
為了到收容所去，我每天都要很早出門，搭車從新竹到台北，雖然很遠，但是我還滿喜歡的。在那裡工作其實並不容易。首先，我學的是國語，裡面的人都是講台語或客家話，去的時候就是坐在那邊，跟他們笑一笑。
那時候還沒有健保，我找到一間診所學針灸，也到那邊去幫他們針灸。只要看到中風的人癱在床上，手抬不起來、走路不方便，我就會幫助他們，他們也會買針給我，警察也會看到。但他們默許我這麼做。等到有了全民健保以後，我才沒有繼續。
我也會幫他們剪手指甲、洗手洗腳跟幫忙換衣服。台灣的冬天很冷很濕，他們赤腳走來走去，我會去找衣服跟鞋子給他們穿。其實收容所自己是有收衣服的，但是也不給他們穿耶！我就去倉庫跟警察說，我要把衣服拿給誰誰誰。因為我跟他們那邊的主管認識，也有好的警察在裡面，他們才同意。另外，我也幫他們清理床鋪，換棉被跟墊子，都做得很快樂。
我跟另一位收容所的服務人員張小姐有時會聊天，她是很虔誠的佛教徒。有天她問，「神父，你有讀書嗎？」我說有。她接著說，「那你為什麼不去別的地方？」我說，「因為我喜歡這裡」。她又問，「我曾經去和平醫院當志工，醫生要我領洗，但我拒絕了。來這裡和神父一起工作的時候，你也沒有跟我說主或要我領洗，為什麼？」
我問她，那些醫生為什麼叫妳領洗？她說，「他們是信基督教的。」我就說，我這邊是不一樣的。我也反問她，「妳為什麼來這邊服務啊？」她說，「我要減少我的輪迴。」我就說，「我不是，我是來服務主耶穌，在每一個人身上，我都看到主耶穌。」
她想了想，又接著問，「為什麼你不跟我說，要我信天主教？」我回答她，「你給我一個理由，告訴我為什麼要提出這樣的邀請。妳在這邊的工作做的比我多，妳還帶妳全家來這邊服務。我該怎麼說呢？我來這邊就只是要服務的。」於是她便哭了起來。
張小姐的問題，讓我想了很久。為什麼我可以服務這麼久？我想只有信仰的力量，才能讓我很愉快地跟他們接觸。那時雖然當了神父，但我看到朋友有家庭、有孩子，回家有飯吃；我一個人住、自己回家自己煮，什麼都是自己一個人，我問，到底生活的意義在哪裡？
有段時間，忘了因為什麼事情，我有一個禮拜沒有去中和收容所。回去的第一天，一進大門就聽到很大的、高興的拍手聲，被關在收容所裡的人，把手伸到外面跟我打招呼。我看到就停了下來，一種很特別的感覺籠罩在我的身上，突然有一種啟示：生活的意義就在這裡，沒有他們，我好像缺少什麼；沒有我，他們也缺少什麼。從那時起，關於生活意義的困惑就不再出現了。
我把那個地方改變了很多：我幫忙鋪地、買新的床鋪，帶收容人到外面公園去。這都是以前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我個人的能力有限，這股力量可能就是從天主來的。我也曾經去找地方的教會來幫忙，但那間教堂的神父派人來的時候卻問我，聖父、聖母像在哪裡？十字架在哪裡？我用手指指著自己的心說，「就在這裡啊。」他好像很疑惑的樣子，最後還是沒有來。
在遊民收容所，我跟警察沒有什麼衝突，雖然是有些不同的意見，但就是溝通，我也看到什麼就直說，慢慢地那個地方的制度就改變了。那裡曾經有個當過大哥的人，他可以自由進出，與那些遊民間還是有生意往來，跟這位大哥做買賣卻會被當凱子。我看到就說這樣不行，等於是挑戰那邊的規矩。
大哥很生氣，就用暴力來對待我。他抓起我的衣服，把我抬起來壓在牆上問，「你要什麼？」我說，「我什麼都不要，把我放下！」然後喊警察來幫忙。記得那邊的警察後來還被調查是否貪污，在我快離開的時候，台北市社會局派社工進到那裡接手工作，我們一起合作，警察就放手了。過了一段時間，我就跟社工說，「夠了，我現在要去做其他的事情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越邊vượt biển：難民神父阮文雄的口述生命史》，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
作者：阮文雄、林淑芬、廖宏霖、劉吉雄、張宗坤
為台灣移工、新住民人權奉獻三十餘年，
美國國務院稱他是「結束現代奴隸制度的英雄」。，
難民神父阮文雄第一本口述傳記，
細數自越南逃難至投身社會運動一路來的心路歷程。
你要活的話，你不能只用你的心，你要用你的頭腦；
所以你用毅力而活，不是感覺而活。──阮文雄
本書是「難民神父」阮文雄的第一本口述生命史著作。
他是因內戰而逃難的政治難民，本書首度完整披露他逃難之前的生命故事，以及他如何經歷多次嘗試，終於成功出海，卻又不幸遭遇颱風，在千鈞一髮之際，偶然地被貨輪所救起的奇蹟敘事。然而，他的難民身分展開的同時，也是他重新接受聖召的起點，於是他在難民之外，又長出了一個新的身分：神父。
全書分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逃離」呈現阮神父的家族記憶與成長故事，以及在歷經了數次失敗之後，如何驚心動魄地成功逃離越南；第二部分「新生」，描述的則是他在日本與澳洲的難民營裡，如何在陌生的文化環境中，尋找到一種新生命的可能；第三部分「行動」則聚焦於其在台灣的神職生涯，看他如何結合社會運動的實踐，成為一個非典型的神父，積極地介入台灣在地與越南人有關的議題，並且在近年透過跨國串連，成功地集結力量為弱勢發聲。
這樣一位經歷過多重流離的「難民神父」，在台灣度過了他生命中最精彩的四十年，也完成了許多台灣人自己無法完成的人權任務。他給台灣社會帶來許多美好的價值，台灣社會也給了他成就這些價值的空間與可能。這本書是第一本由阮文雄第一人稱視角所撰寫的「非虛構寫作」，第一手的素材以及一些未曾披露過的真實故事與深刻感受，引領我們看見──一個曾需要接受援助的難民，如何在多重流離的生命歷程後，成為能夠匯集力量的專業助人工作者。
書名「越邊」源自於越南文vượt biển，既是「穿越邊界」也是「渡海」，以此為書名，不只指涉阮神父地理空間上的穿越，更隱含有身分上、認同上的轉變與思考。
本書特色
★阮文雄神父的第一本口述傳記
★精選珍貴的歷史照片與文獻首度編輯成冊
★收錄中南半島難民海路的逃難路線地圖
★以年表整理爬梳個人生命及其對應的宏觀歷史事件
★全書詳盡的註解與考證，補充重要的時代背景知識
★針對越南難民的研究或出版，多半聚焦在北美與東南亞，本書為少數涉及東北亞歷史的著作。
Photo Credit: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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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馮冠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