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到部落格STS多重奏翻譯的〈讓避孕藥的副作用成為秘密：一段關於種族與性別的歷史〉，內文提到一項關於抑鬱症與避孕藥的研究，我剛好有寫過（當時還把相對風險寫錯了，幸得讀者指正），覺得有必要討論一下。

〈讓〉文提到早期避孕藥研究的陰暗面，毫無疑問，在數十年前醫學研究倫理遠遜今日，這些都不應迴避。文中提倡的病人知情權、研究的知情同意原則等，我亦非常同意。不過藥物研發的黑暗歷史跟藥物的效用本身，理應區分開來，現代避孕藥的副作用也不再是秘密。

研究到底說甚麼？

首段提到的研究是一項大型追蹤研究（比較特定群組在一段時間內的變化），收集了106萬年齡介乎15至34歲的丹麥女性從2000年到2013年間的數據，並比較她們首次獲處方抗抑鬱藥或診斷出抑鬱症的比率。

分析發現，服用各種荷爾蒙避孕藥者比率略高，大約是沒服用避孕藥組別的1.2倍左右——這是〈讓〉文所謂的「可能性顯著地上升」。如果把數據範圍收窄在15至19歲的青少年，相對風險會更高，為1.8至2.2倍不等。研究亦有細分各種避孕藥數據比較。

這項追蹤研究揭示了避孕藥的潛在風險，與此同時，受到研究方法限制，我們無法確定兩者有因果關係，仍有待進一步研究。論文亦有提到此前的各項研究得出不同結論，然而各有其研究限制。

了解副作用的重要

論文作者Øjvind Lidegaard認為，醫生及女性都需要注意這項潛在副作用。他強調絕大多數女性在使用荷爾蒙避孕法時，都不會發展出抑鬱症狀，但高危的女性（特別是青少年）也許應考慮其他避孕方式。

任何有效的藥物均會有一定副作用，服用前都應該衝量利弊，所以知情權非常重要之餘，亦不應單看副作用就抹殺了避孕藥對女性帶來的好處。

美國兒科學會青少年委員會主席Cora Breuner在回應此項研究時同樣提到，絕大多數服用避孕藥的女性不會出現精神問題，雖然藥物有一定風險，但「無意及不想要的懷孕，遠遠超越避孕藥帶來的可能副作用」。

〈讓〉文曾引述、《美化避孕藥》（Sweetening the Pill）的作者Holly Grigg-Spall在一篇評論中反問Breuner「如果這是真的，為何勞煩去研究副作用？」這充分顯示Grigg-Spall的無知︰並非所有人都出現同一種副作用，但不代表完全不用理會，況且出現抑鬱症狀者可以轉用其他避孕方法，如果完全不知道其副作用，反而會有更多人受害。

如何看待醫學研究？

再者，對於該研究的態度，我認為甚有問題。容我再引述〈讓〉文幾句︰「消息一發出，許多女性感覺被平反：科學終於追上她們活生生的經驗了」、「醫師雖然得知種種Envoid副作用的傳聞資料（anecdotal data），卻對病人隱瞞」、「只不過是終於有個數據去支持許許多多女性切身的經驗」。

女性服用避孕藥的切身經驗，固然不應忽略，我亦相信較少相關研究跟醫療體制以至社會整體的性別歧視、不平等有關。然而醫學研究的重要，不是印證親身經驗或傳聞，而是判別事實。任何個人經驗或傳聞都有可能出錯，例如我們會錯誤歸因，誤以為某些症狀跟特定藥物有關。傳聞和經驗是重要的起點，下一步應是進行研究、實驗，從而排除錯誤、找出真相。

但上述輕視研究的態度並不令人意外，在《美化避孕藥》一書中，Grigg-Spall就如此寫道︰「科學研究者只會找到他們一開始想要尋找的」。正如女性主義媒體《Bitch Media》上一篇書評指出，Grigg-Spall非常蔑視科學研究，而她在書中宣稱避孕藥帶來的一些副作用，卻沒有科學證據支持。

《The New Inquiry》另一篇書評亦指出該書有很多錯誤詮釋的事實，例如指「荷爾蒙避孕藥被世衛評為一級致癌物，跟煙草和石棉並列」，然而正如我已多次指出，這個「一級致癌物」的定義並不代表其容易致癌，而且經常被用作誤導大眾、宣揚恐懼。根據經驗，任何提及這個致癌物分類而不仔細解釋標準的人，我們都應對其論調抱有極大懷疑。

最後順帶一提，我在面書上見到不只一人引述〈讓〉文這句︰「話說回來，其實Pincus一夥人最初是想針對男性研究賀爾蒙避孕法。Grigg-Spall表示：『藥物被男性拒絕了，因為太多的副作用，包括睪丸收縮。』」，然而我未能找到第一句的來源，第二句亦不見於Grigg-Spall的《美化避孕藥》一書，如有讀者找到請不吝留言。（這串討論則有引述文獻提到，Pincus曾在8名男性精神病人身上使用Enovid，並有睪丸縮小的副作用，但是在女性的實驗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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