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沁怡（Qinyi Lim，新加坡籍獨立策展人、作家）；譯：呂學卿

「共同課題」（Common Tasks）這個詞彙帶給我一些不安感，因為「共同」（Common） 這個詞的使用，早已是談論區域議題時的萬用字。特別在新加坡，她的立國歷史，其書寫此區域藝術史中的所扮演的角色【1】，及其在區域間建立跨政府集團中的定位。如1967年的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簡稱東協），以及 1989 年的亞洲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APEC，簡稱亞太經合組織）等，尤其是後者，更見證了此一島國政府已成為地理面積最小，但國內生產總值（GDP）最高的華人主體政權的國家狀態。這並不是說此區域沒有共同性，而是由於此區域的（藝術或其他領域）史料編纂參差不齊，因此在最廣的基礎下接受此區域的共同性是危險的。

在我寫作的同時，我發現自己正回顧著自己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當研究生時的資料。著名的歷史學家雷納爾多．伊萊多（Reynaldo Ileto）教授是美國著名學者班納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1960年代在康乃爾大學的同袍，他曾強調此區域發生過的關於史學著述的論戰。概述伊萊多所說的這場論戰，是為了瞭解安德森教授《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一書，且一併瞭解何以這本書帶來全新局面的來龍去脈。

我提起伊萊多教授，是由於他的介紹有助於我認識另一位歷史學家約翰．斯邁爾（John Smail），及其提出的「自治歷史」【2】，作為亞洲中心／民族主義及歐洲中心／殖民歷史兩大陣營間的折衷論點。有趣的是，斯邁爾反對亞洲中心／民族主義的論點，是因其不能與這世界的「大變革」相稱。「大變革」包含打破排他主義，以及「逐漸穩固建立的單一世界文化或文明，且在其中有唯一且放諸四海皆準的自然科學與歷史等等。」【3】

伊萊多教授總結了斯邁爾的折衷論點：「只有我們專注於區域的社會歷史，避免歐洲中心或亞洲中心，超越殖民關係，擺脫對民族主義者與反殖民相遇的關注，檢視社會的根本結構，詳述佔人口結構大部分的平民，而不是國內菁英的社會變遷，才有可能寫出東南亞的自主歷史。」自主歷史或斯邁爾折衷論點的提案，開啟了一個關於多元性的提問，可能有時帶點盲目崇拜，但若僅限定地談論新加坡，多元性便提供了得以闡述與想像未曾見聞的餘裕。

「策展實驗室：一百個物件的混合」展覽現場，新加坡荷盧運輸藝術倉庫。

Photo Credit：林沁怡

「策展實驗室：一百個物件的混合」展覽現場，新加坡荷盧運輸藝術倉庫。

我今日特別提出的兩個計畫，即自此種觀點出發，以各種方式試圖擺脫於民族主義與反殖民主義之間膠著的二元性，不論是藉由帶進它們的殘餘物，以激發對「無法承擔的奢侈」的迴響，或透過介紹線性歷史多樣層面的可能性，都可以是像「策展實驗室：一百個物件的混合」此種實驗的議題與核心。

2009年，作為「新加坡藝術展」的一部分，我與阿瑪．馬沙第（Ahmad Mashadi）及張奕滿共同合作了「策展實驗室：一百個物件的混合」這個計畫。計畫前身是張奕滿在好幾年前，曾辦過的一系列實驗室，概念是教新興策展人如何策展。當時是新加坡國立大學美術館與張奕滿合作的第一年，非常重視教育這一塊，因此計畫成為一系列為學生設立的工作坊、100個物件檔案及一場成果展。工作坊的參與者包含大學生、當地藝術學校的實習教師、學生，以及從一所專注於數學與科學的高中來的學生們等。

此計畫的目的是希望能透過各種方式，啟發一種不帶既定原生觀念的方式觀看新加坡，以及引介解讀的多元性。檔案由100個新加坡創作者的物件組成，包含現存或已毀損的藝術作品、影片、建築與文本等，由策展團隊及新加坡國立大學建築系助理教授Lilian Chee博士選件。這100個物件在介紹給工作坊參與者之前，都由不同作家如策展團隊成員，以及葉德晶（June Yap）、沙必·胡山·木思塔法（Shabbir Hussain Mustafa）、龐葛楚（Gertrude Pang）、王子能（Wang Zineng）、 Karen Lim、Lilian Chee 博士（與翁喬琳及向吳慧）以及李鴻輝（Michael Lee）等人，配上文字說明作為基本資料，以作為從檔案中策展提案憑藉的基本資料。

在那個時間點，新加坡藝壇由新加坡美術館及新加坡國家博物館主導，歷史多受某種自上而下的特定保守觀點主導（就像大部分的專制政府），進而養成禁止對歷史分類另做詮釋的風氣。我們做為計畫召集團隊，同樣認為呈現這100個被選出的物件作為對抗既定敘事是重要的。因此，我們四處尋借展品，辦成一場混合現代與當代藝術品的展覽，在空間中質問此限鎖原創性的的概念。開幕活動包含王良吟（Amanda Heng）在荷盧運輸（Helutrans）藝術倉庫中的表演《來聊天吧》，由於表演中會挑豆芽，我們必須克服對豆芽堆裡害蟲的恐懼。

「無法承擔的奢侈」展覽現場，香港 Para Site。

Photo Credit：Para Site

「無法承擔的奢侈」展覽現場，香港 Para Site。

作為公共項目的一部分，我們開放讓學生在展覽空間中簡報，透過與空間的紙上互動，進而探索他們將如何重新思考藝術品間的連結，以及其中什麼是被包含在內，而什麼又是／可能是被排除的提問。作為一個計畫，「策展實驗室：一百個物件的混合」始終把開放精神作為一種生產模式。因為當時的時空背景，需要向學生提供另一種選擇，使他們不受嚴重制度化的藝術環境影響，因為在那種環境下，物件如何透過策展的隨機性被組織及認知的體系，是不存在的。

2009年完成「策展實驗室：一百個物件的混合」之後，又過了5年的時間，我才再次回頭檢視新加坡。其中一個原因是它離我太近了，需要這麼長的時間，才能忍受回望自己鏡中的影像，在它出現裂痕前。2015年對新加坡很重要，那一年是新加坡獨立五十週年；東南亞運動會在新加坡舉辦；李光耀逝世以及自 2011年後的首次普選，執政黨遭遇自1965年來最低的支持率。在構思展覽的當下，一本2014年獨立出版，有著相同名稱的詩集吸引了我的注意。

這本詩集的名稱取自李光耀1968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的演講。在他的演講中，詩、文學以及人文學科皆被指涉為「奢侈品」。新加坡於1965年被逐出馬來西亞聯邦後，迫切需要工業化，以及作為新興獨立國的情況下，這些都被無限期地置於次要地位。這項指導方針在1970年代透過國家議程更進一步推展，但在1990年代時政策轉向，文化發展被認為是國家邁向已開發國家之列的重要進程項目。

作為一個展覽，「無法承擔的奢侈」將「奢侈品」這個詞除去其常見的消費主義與資本主義註腳，探索其字詞本身及態度，在新加坡過去五十年來政府任務中的未來式語言內，如何應用於個人和公民自由層面。在被承諾的未來中，烏托邦式的個人與公民自由權利（如言論、身分、政治認同與公共空間等自由）是被放在一個未定的時間表中，直到這個共和國的成員們夠成熟及準備妥當之時，才能夠討論。

「無法承擔的奢侈」展覽手冊封面。
「無法承擔的奢侈」展覽手冊封面。

這個展覽的參展藝術家包含娜蒂亞．芭瑪達佳（Nadiah Bamadhaj）、張家傑、張奕滿、朱慶光、何銳安、何子彥、梁致協、林木化（1936-2008）、林友權、阮（Nguan）、偏建設計（SKEW collaborative）、 蘇萊曼（Shooshie Sulaiman）、莫娜．瓦塔＆佛洛林．都鐸（Mona Vatamanu & Florin Tudor）、楊嘉輝與曾明山。展覽設計與新加坡藝術團體多層空間（LATENT SPACES）合作。展覽大量汲取了流行文化及其它視覺藝術形式，以創造出一段在兩個時刻間的爭議對話，並激起關於「奢侈品」定義轉向的談話，這對於我們未來會如何定義「奢侈品」極富意義。

我開始這篇文章是源於自身對「共同」這個字的不安感，以及作為康乃爾學者們如安德森、斯邁爾和伊萊多等人的東亞研究中不同模式的參照。無論如何，我先前未提到的是，伊萊多從來不怎麼相信斯邁爾論點中的簡單性，而且常爭論其論點中自稱的普遍性，並同時引用一位我現在認為是他最喜歡的哲學家之一，貝內德托．克羅齊（Benedetto Croce, 1866-1952）說到歷史的浮躁多變如同情婦一般，「唯一真實的歷史就是當代史。從此處開始，每當當代情境發生劇烈變化時，史料編纂也隨之劇烈變化，其不論是對當下或是對過去的觀點，皆必然改變。」

正當我們認為史料編纂曾經是，以及文化正是爭論多端的場域，或許「共同」可以成為一個平台，透過它，我們得以嘗試串起多元性並處理單一性的焦慮，以便往前邁進。

＊我要感謝台北當代藝術中心（TCAC），美雅以及台北當代藝術中心的員工籌備這場論壇與聚會；新加坡國家藝術理事會資助我的參與以及Claudia Pestana幫忙編輯這份論文。

【1】請見廖伊凡（Yvonne Low）的〈重新評價 ( 藝 ) 史的紐帶：在新加坡展示東南亞藝術與文化的政治 （1963-2013）〉。
【2】斯麥爾（J. R. W. Smail），〈關於現代東南亞自治歷史的可能性〉，東南亞史期刊，第2期，第2號，1961年7月，頁 77-102。
【3】伊萊多（Reynaldo C. Ileto），〈自治史與民族主義的不滿〉。

責任編輯：曾傑
核搞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