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過本土六四現場：八九的香港記憶，從民主覺醒說起

六四踏入28週年，民間的討論沉寂，年輕一代質疑悼念六四對當下的意義、本土派更視之為「鄰國的慘劇」，揚言要杯葛「愛國運動」，但80後文化評論人陳景輝對這段歷史念茲在茲，覺得有傳承下去的必要，更提出六四是本土史的一部份；它不只是一場發生在北京的民運，更是港人民主啟蒙的時代分水嶺，乃至今天的「反共仇緒」、「政治青年的原型」亦是植根於八九一役之上，「遺忘六四的本土，是對本土的最大否定」。

為了抵抗遺忘，陳景輝在六四前夕發起本地導賞團，希望把六四的焦點從北京放回香港︰八九民運不只發生在遙遠的天安門廣場，更是香港人的集體回憶——馬場、維園、天星碼頭、遮打花園、新華社，在這些我們耳熟能詳的空間中，港人創造了許多社運史上的「第一次」︰百萬人大遊行、親中人士倒戈相向、學界三千人大集會、第一首本土社運歌……

陳景輝想提醒港人，不要把視野局限於屠城一夜的創傷，而是要放眼89年整個4、5月的支援運動中，香港人如何在「支援的過程中改變了、創造了新的自已」，邁向追求民主自由的新一頁——「六四的痛不是一種很遠方、很抽象的死亡，而是5月以來，香港人感受過的一次靈魂重生。」

photo credit: 陳娉婷 — 六四導賞團自2014年起已每年舉行，但今年陳景輝額外花了九個月時間書寫八九的香港故事，製成小書《從支援中創造——有待相認的八九香港》，史料從圖書館中的刊物、報紙中搜集而來，可見六四這段歷史的珍貴檔案還未被消失。

馬場、維園大遊行︰百萬人的民主覺醒，香港史上最高峰

導賞團的第一站是跑馬地馬場，陳景輝形容它是港人民主覺醒的「里程碑」，是「5.21港島環城大遊行」的終點集會地，上百萬計的港人站出來支援北京學運，為這個庸俗之地賦予了不一樣的意義——1989年5月21日，馬場螢幕不再顯示馬匹的競逐名次，而是民主口號，象徵港人擺脫了市儈自我、搵銀至上的經濟模式。

但他強調，5.21馬場集會與5.20維園「八號風球大遊行」絕不可分開而談，兩者都是港人對國家總理李鵬在5月19日把北京學運定性為「動亂」的大規模反彈，而後者更是支運轉入「全民階段」的重要分水嶺。

5月20日，中央宣佈在北京展開戒嚴，調動30萬解放軍前往當地，局勢轉趨緊張。港人聞訊後強烈反彈，支援運動轉向「全民階段」，4萬人在八號風球下仍冒狂風暴雨同行，高喊支援學生的戰鬥口號，民情激昂。「新一代做研究的人以為5.21百萬人上街最關鍵，但當年參加過集會的過來人會說，八號風球一晚才是最重要。」陳景輝說，市民由維園走到新華社門外抗議，雨水如瀑布般在門外的斜路瀉下，但示威者仍死守在路上集會，場面蔚為奇觀。

翌日，逾百萬人受道德感召上街，由中環遮打花園出發，遊行至北角新光戲院，再折返跑馬地馬場集會。陳景輝說，當年香港人口為576萬人，遊行人數超過100萬人，佔人口比例多達六分之一，屬史無前例、後無來者——03年七一遊行50萬人，14年傘運最高峰達20萬人，仍未打破該日紀錄。

他又提到，5.20遊行由「民促會」（當年民主派）舉辦，該會很後期才加入支援，皆因創會宗旨是「本地優先」、「關注香港內部事務」，故一開始刻意與北京學運保持距離，但後來會員杜學魁大力反對拘泥於抽空的「本土」原則，主席司徒華才決意發起支援行動，而李柱銘亦在5.21馬場集會上宣告「香港從此不一樣」，告別「馬照跑、舞照跳」的舊日價值，並於同日成立「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

新華社︰親中人士倒戈相向

伊利沙白體育館的對岸，是一家四星級酒店，也是中聯辦前身——新華社的舊址，陳景輝形容這是一個親中人士「倒戈」的空間︰「到現在我們的運動還沒達至這個地步，可以真正達至『親離』，動搖到共產黨或親中勢力，令其內部瓦解，或接近瓦解。」猶記得傘運時，許多示威者渴望警察或官員「良心發現」，最終未能如願，但原來在28年前，奇蹟曾經發生在新華社。

5月18日，一群新華社員工在門外掛上「堅決支持北京學生民主運動」的橫額，獲在場絕食學生鼓掌致敬，兩股對立勢力忽然站在同一陣線，矛頭直指北京政權。新華社社長許家屯不但默許員工的表態行動，更於5月20日彷效趙紫陽，慰問門前絕食的學生，以示向趙氏溫和派的立場靠攏。5.21馬場集會，新華社幹部徐海寧上台表態支持學生，後來更成立「支持趙紫陽為核心的聯合政府」（「支趙聯」），觸動中共的敏感神經。在6月5日，即北京血腥屠城後的翌日，百多名新華社員工於公司門外向死難學生悼念致哀。

陳景輝表示，不論是幹部徐海寧或社長許家屯，都在六四後遭中共政治清算，羅列他們在支援運動期間的罪狀，前者曾遭綁架、恐嚇，後者則在1990年4月逃亡美國，「所以我覺得我們對民主運動的期待可以再大一點，要記住曾經達到一個點，官員會企出來支持學生、示威者一邊。」

伊館後的小巷︰草根政治素人的「民主台」

常言雨傘運動趨生了一批年輕、自決或本土派的政治素人，但可有想過，在28年前的「支援愛國民主運動」中，香港在支援過程中亦孕育了本地的政治素人，並衍生出一個臨時的民間組織——民主台？其中核心領袖曾健成（阿牛）現今仍是社民連的活躍成員，其社運之火可說是由六四一役燃起。

陳景輝帶我們到伊館後的小巷，今天一條人跡罕至的狹窄通道，竟是當年「民主台」成立及成員聚集的地方，與位於對岸的新華社（中聯辦的前身）打正對台，「這是香港地圖上找不到、無中生有的地方，只短暫出現過在1989年的民主場所。」他形容，民主台的定位是「一個徹底素人的空間」，由草根的小市民組成，包括的士司機、舞廳小姐、地盤工人、文員等，領袖是當時還是地盤判頭工的阿牛。

民主台發源於5月19日，即李鵬定性學運為「動亂」當天，此後每一晚街坊放工後都會聚守一堂，談論民運事態發展，通宵談至凌晨7點散去，日復日如是。後來論政人數激增，遂於5月30成立組織，「但有異於學運、社運先鋒或民主派，素人發起的行動有即興的味道。」陳景輝引述阿牛回憶指，當年民主台集會要用電，竟獲港燈通融從伊館接駁電線出來，後來更拒收電費；而警員更主動借大聲公予阿牛維持秩序，足見舊時警方和官方團體對小市民的信任。

他又指，今天阿牛抗爭時常製作貼地、令公眾一目了然的道具，很大部份源於民主台的一段社運經歷，因為六四之後，支援會曾邀請民主台加入及創作六四宣傳品，如坦克車、AK47、熊貓等道具，其創作概念一直沿用至今天。

遮打花園︰學運的新一章、第一首本地民運歌

大學生是社會運動的恆常推手，八九香港也不例外。1989年5月4日，大專界發起支援北京學生的三千人集會，是自4月北京學運發生以來全港第一場大型支援運動。

當天，10萬名北京學生從院校遊行至天安門以紀念「五四運動」，並重提4月27日遊行提出的「反貪污、反官僚」等訴求。香港學生為了同步支援，決定彷效內地做法，13間大專院校的學生各自從院校出發，徒步行至中環遮打花園，集會總人數為3000人，「在當時學運的歷史上，3000人集會是一次突破，動員的規模超越了過去。」陳景輝續說︰「89年前學生團體強調與中國的良性互動，但六四後便走向反共，89年後衝擊新華社的事時有發生，變得激進。」

假日的遮打花園一片昇平，只見許多菲傭聚集，難以想像89年曾容納上3000名大學生。

他又提及，遮打集會期間，發生了一個關於民運歌的小風波。火紅年代的「保釣」社運老鬼岑建勳上台教路唱「國際歌」，惹來部份集會人士批評，指它是共產黨的歌，不符合反共原則，但又有人衝上台指，它是巴黎公社的左翼歌，不是共產黨人所作，眾人對歌曲的意識形態爭論不休。

陳景輝指，這引發了一個至今仍值得思索的問題︰「香港人遊行應唱什麼歌？」今天我們有本土的社運歌如雨傘運動的《一起撐傘》，但他說，當年港人是因八九六四才有了第一首地道的民運歌——由盧冠廷創作、眾多歌手合唱灌錄的《為自由》，在5月24日發台後，即為廣大市民所傳頌，取代了一些大中華意識的《勇敢的中國人》、《血染的風采》等歌曲，但副歌中的兩句仍特別以普通話頌唱，希望心聲能傳給遠在北京的學生。

天星碼頭︰社運先鋒的聚集地、《國際歌》的意義重構

舊天星碼頭現已被清拆，但以往一直是社運抗爭的場所，八九民運的支援先鋒「四五行動」亦在此紮根，其中的參與者「長毛」梁國雄、唐婉清等人現今是社民連成員。

1989年3月，在胡耀邦逝世前夕，即北京學運仍未爆發之時，四五行動已上京遞交了二萬個港人簽名，要求釋放內地政治犯及結束一黨專政，訴求被當年市民視為「激進」。陳景輝表示，四五行動具前瞻性，在於香港社會尚未關注八九民運前，他們已在4月22日宣佈靜坐，後來北京學生在5月13日發動絕食，又隨即於翌日宣佈「無限期靜坐」。

參加過2006年保衛天星碼頭的陳景輝語帶惋惜地說，不少香港的社運抗爭也在碼頭發生。

由於四五行動是左翼組織，靜坐時會播《國際歌》，初期遭路人指罵，指那是共產黨的歌，但後來北京局勢轉趨緊張，港人站在四五的同一陣線，開始反思歌詞的意義。「想深一層，他們覺得歌曲中叫人站起來抗爭、團結一致的精神很貼切當下的現實，而不是共產黨挪來維護政權、儀式化地反覆播放、迫人吟唱的歌。」陳景輝指，《國際歌》以陌生的面貌進入香港大眾，反而能重拾其原本革命的精神。

六四屠城後，民運宣告失敗並進入低潮，四五行動是少數仍積極抗爭的組織。9月29日，香港彌漫著一片無力感，並如常舉行六四後首個國慶酒會，四五行動卻無忘初衷，長毛拉大隊到酒會場外抗議，大喊「沒有國慶、只有國哀」，引發了港英政府首次鎮壓4月以來的支援運動，4名成員被捕，更有成員被警員打爆眼。

後記︰六四的劃時代、跨時代意義

「通過一場龐大的支援運動，整個香港都急劇變化，政治文化土壤被徹底改變。」在導賞團的尾聲，陳景輝總結指，經過89年5月份的密集遊行，示威文化在香港變得日常化，代表公民意識的一次大躍進；港人亦不再是「經濟動物」，對北京政權有了更深一層的認識，不再流於鄧小平改革開放的盛世願景，而是看清了一黨專政的暴權底下，國家可以為了維穩用坦克車屠殺人民。

「例如劉山青在80年代曾在內地坐了10年監，但89年前港人對他的情況一無所知，直至四五行動透過六四宣傳內地政治犯的訊息，港人才知道內地打壓異見人士的問題。」他又說，89年後港人才真正明白「民主不是賜予的」，對北京政權不再依附，轉為一種更激進的、更對抗性的政治想像，也趨生了90年代激烈的「反專制」輿論氣氛。

對於新一代指紀念雨傘運動已足夠，不須悼念陳舊過時的六四，陳景輝直言，這是忽略了六四對現今民主運動的深遠影響︰「新一代能在自由、民主的土壤上參與政治，是建基於前人造就的社運條件，如果港人仍是舊時搵銀至上的經濟動物，雨傘運動怎會有10萬人上街？乃至廣場佔領、青春學運領袖能一呼百應，很大部份與人們八九的記憶分不開。」

他又強調，愛國只是六四的一項元素，是當年港人與內地學生連結在一起的口號，但六四真正留下給香港的，從來不是愛國情懷，而是對民主自由的追求、示威集會的文化等，「真正持續下去的，不是中國人的集體身分，而是港人看清了一黨專政的極權，目睹學生為了民主在廣場犧牲，成為香港多年來最核心的情感結構。」

陳景輝會在六四當天再辦一次導賞團，詳情如下︰

《從支援中創造－八九香港導賞團》
日期︰6月4日
時間︰1500-1800
集合地點︰灣仔軒尼詩道365號富德樓2樓

核稿編輯：tnlh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