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Olivia B. Waxman
譯:洪新翰

當世界衛生組織(WHO)和美國在1988年宣布第一個世界愛滋日來臨時,這個疾病才剛於四年前被發現。根據時代(TIME)當年的報導,美國從1981年六月開始,累積有65,780個病例,有37,195個人因此病逝。當它開始散播的時候,有超過1,000人抗議並佔據食品藥品管理局總部,希望能施加壓力並加速它們糟糕的藥物許可流程,還有病人甚至鋌而走險,嘗試某些藥效極強的藥物──或任何至少可以延長他們生命的藥物。

但是有一種藥物並不需要政府的許可:資訊。

至少像Jim Bunn這樣的專家是這樣看待此事。世界愛滋日的想法,是當Bunn和Thomas Netter在WHO擔任公共資訊人員時所提出來的。Bunn被認為是國家第一個全時間報導愛滋新聞的播報員,他清楚知道HIV病毒以及愛滋的相關知識會幫助人們保護自己。但是傳達這些資訊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是很困難的,尤其當錯誤的資訊、偏見和恐懼已經快速蔓延。這個紀念日將是解決問題的其中一部分。

隨著世界愛滋日(12月1日)的到來,也就是在幾個星期前的星期五,這個贏得皮博迪獎和艾美獎的記者,以記者與公共衛生專業人員的身分,向時代談論許多關於愛滋的事。

時代:1980年代時,身為記者以及發言人,你在為愛滋奮鬥時,有感受到什麼特別的困境?

BUNN:在當時,電視台人員通常是沉默的,有時會拒絕談論這個議題,甚至把麥克風直接放在愛滋感染者前面。我承諾我帶領的夥伴都是清楚認識這個疾病是如何傳染的人,因為我覺得給予他們最大的尊重是絕對必要的。這些人在當下出櫃,訪談也可能讓他們被解雇、被驅逐,甚至離開他們的家人和朋友。這個傳染病會讓人們被迫出櫃,因為當時這是非常病態而且瀕臨死亡的,所以他們光是同意和我對話就需要極大的勇氣了。

還有當我還在WHO工作時,在聯合國歷史上其中一個衛生首長的大型聚會,我被要求製作關於這個傳染病的影片,以讓衛生首長可以清楚了解相關資訊,並可以帶回國分享給首相和內閣。我交給翻譯的草稿有這樣一個詞 「同性戀與雙性戀男性(gay or bisexual men)」 但一個波斯語的翻譯說:「你不能這麼說。」所以我回去並重新修改成「與其他男人肛交的男性」,用了我從不需要如此坦白的用詞。

時代:你如何讓原本認為自己本身沒有危險的人了解這個傳染病?

BUNN:當我們還是記者的時候,我們嘗試關心的,除了當時那些我們在談論的相關案例,還有告知社會病毒不會只發生在難同性戀或雙性戀身上,也不會只發生在使用靜脈注射藥物的人身上,這是一個性傳染疾病。有一件事情我們沒有做,就是我們不會談論接受訪談者的性取向。我們談論的是他們的症狀,也談論和這個疾病共處會成為什麼樣子。

Rock Hudson的診斷公開後,所有人在一夕之間全知道了。KPIX新聞台詢問我:「可不可以請你做一份檔案?」所以我們在四天內整理完所有的資料,把所有相關的內容放在一起。現在我們工作站也參與其中,也和舊金山愛滋基金會(San Francisco AIDS Foundation)一起策劃愛滋教育方案,連同市政的衛生部門一起加入。

時代:有沒有某個特別的病人,特別激勵你繼續在這條路上奮鬥?

BUNN:有,當然有的。我絕對不會忘記Tom Wicker──他告訴我說:因為愛滋的關係,他在申請社會安全補助的時候遭到拒絕──還有Bobby Reynolds,一個非常溫和客氣的電信接線人員,爬上電線桿尋求協助。他是其中一個為大家發聲的人,而在他死前我有機會在醫院見到他。在感染愛滋的期間,每個你照顧的人在你面前相繼地死去。在這之前,除了為他們抗爭,好像也沒有什麼其他的事情能為他們做了。

當我為WHO工作的時候,我在華盛頓國家廣場參與一部影片的製作,當時愛滋的罪惡感還是很普遍的。影片每個分鏡影像是由來自感染者生活的家庭成員手工錄製的。當我在閒晃時,我偶然看到其中一個是我小時候在紐約的朋友,看到那個影像,我心都碎了,我跪倒在地板上而且哭了。面對那些有愛滋的人是一回事,但當你知道你身邊的人感染,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

時代:你怎麼會有世界愛滋日這個想法?

BUNN:有一天,我的同事Tom Netter坐在我的辦公室,正在閱讀WHO總幹事,Mahler博士的一份演講摘錄,裡頭很官腔的描述全球動員與認可的需求,期待流行病可以被最有效與最有經濟效益的方式回應。然後我表示:「喔!我們需要一天,就像是個例行性的一天。」我們看著對方──這是個很戲劇性的一刻──然後我們離開原本的座位,開始在白板上腦力激盪,開始策劃活動、宣傳策略還有決定性的日期。我覺得,決定日期是容易的,不過一直到今天,製作日程表上仍有一些瓶頸,我覺得黑色星期五的傳說與這個節日之間仍有一層隔閡。但如果你讓編輯的人有一些新的發揮空間,他們會歡迎新的故事,這是讓這個節日持續下去的一種方式。

時代:從當時到現在有許多事情已經改變,還有疾病也不再和死亡畫上等號。我們還需要世界愛滋日嗎?

BUNN:因為以下這些原因,我覺得還是需要的:大約在兩年前世界愛滋日的儀式中,我擔任主題演講者,然後有這麼一個夥伴走向前和我說:「我想要謝謝你。」他是位非洲裔美國人,在他的教會接納世界愛滋日以前,他都藏在自己的櫃子當中。不過一旦人們回應宗教是要去關心那些生病或死去的人,他會覺得他的宗教團體能接受他的出櫃。

直到今天還是有新的人被感染,還是有人從事高風險性行為。除了透過可怕的經驗,像是看到你朋友在你面前死去,如同它當時出現在眾人面前一樣,不然你並不會注意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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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