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博不是香格里拉，而是黑暗東方文化的一部分

嘉樂頓珠的一生堪稱當代圖博史的縮影：自從弟弟丹增嘉措被確認為十四世達賴喇嘛的轉世靈童之後，他就註定了將有不一樣的人生——他不再是繼承家業的馬匹商人或農夫，而必須成為弟弟的顧問。

流亡政府走向世界的關鍵角色

1940年代中期，他被圖博政府送到中國留學，積累關於中國的知識，以便日後輔佐弟弟處理圖博與中國的外交關係。他在中日戰爭剛剛結束時抵達南京，受到蔣介石夫婦的熱情接待，被安排到南京政工幹校（政治大學的前身）學習。然後，他與國民黨將領朱世貴的女兒朱丹相戀成婚，在南京被共產黨攻陷前夕流亡印度。他先後赴台灣、美國、香港各地訪問，成為封閉的圖博王國與西方世界全面接觸的第一人。

1950年代初，他回到圖博，經歷了共產黨佔領圖博的初期，因拒絕與共產黨合作，在弟弟流亡之前即設法離開圖博。此後，他在流亡政府擔任過外交部長和內閣總理等要職，致力於爭取圖博的自由與獨立，並在1970年代末代表達賴喇嘛赴中國展開了漫長而艱苦卻無疾而終的談判。

嘉樂頓珠精通中文和英文等多種語言，是少數具有世界眼光、明瞭國際格局的圖博政治活動家。多年來，他廣泛接觸各國領袖人物，國民黨方面的蔣介石、蔣經國，中共方面的鄧小平、胡耀邦，印度總理尼赫魯（Jawaharlal Nehru），美國第一夫人愛蓮娜・羅斯福（Eleanor Roosevelt）等，他對這些人物的功過得失都有獨到的觀察和評價。

他也深切地捲入圖博內部政治鬥爭的漩渦之中，除了忠於達賴喇嘛的派系之外，他跟投靠共產黨的班禪額爾德尼、藏人官員阿沛・阿旺晉美，以及堅持從事游擊武裝鬥爭的游擊隊指揮官，都有密切的聯繫並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個人關係。無論對內還是對外，嘉樂頓珠在圖博流亡政府中都承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資訊中心的角色。

「我的責任是對世界說出真相」

1999年，嘉樂頓珠退休之後，回到葛倫堡經營製麵廠、安享晚年。他在回憶錄的結尾處說，自己對這個小小的事業感到自豪，並不亞於在流亡政府中擔任「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政府首長：「我不是有錢人，但足以糊口，不必仰人鼻息。……我一直有個根深蒂固的想法，就是要自力更生，絕對不要靠別人。這個製麵廠雖然不是個大生意，但是維持了我的生活。我做的是一個有生產性的工作，創造就業機會，讓鄰人有工作做。我們為成千上萬人供應麵條，許多家庭餐桌上的食物，就是我們製造的。」

他並不以當過達蘭薩拉（Dharamshala）圖博流亡政府高官為傲，而以身為噶倫堡的製麵師為榮——這個平凡的身份成為回憶錄的書名。這段話，何其坦誠、何其謙卑、何其樸實，是絢爛之後的平靜，是驚濤駭浪之後的晴空萬里，也是整本回憶錄中最讓我感動的部分。

數十年來，嘉樂頓珠都是站在弟弟身後最忠誠、最堅貞的助手。他的前半生見證了圖博社會被捲入詭譎多變的國際政治並被動走向現代化的歷程，他的後半生則為流亡政府和圖博人民服務、竭盡全力讓被中國奴役的圖博悲情命運為世界所知。他的回憶錄道出許多此前不為人知的秘密，他對若干重大事件的描述和評論亦充滿爭議。

他從一開始就知道他的書將引起爭議，並曾對達賴喇嘛說，考慮對若干事實有所保留。達賴喇嘛說：「你的一生都在服務圖博，你一定要不保留地據實以告。」由此，他更有信心秉筆直書：「我的責任是說出過去事件的真相。如果做不到，我就是不誠實的人。」

圖博不是香格里拉，圖博也是黑暗的東方文化的一部分

很多圖博人和西方人的著作將圖博描述成美不勝收的香格里拉。在當代西方文化界，左翼文化人背棄基督教傳統，轉而對印度教、禪宗、日本佛教、藏傳佛教以及各種東方神秘主義充滿濃厚興趣。在美國1960年代的左翼社會文化運動中，「垮掉的一代」的日常生活，除了吸毒、性解放、搖滾樂、反越戰、毛主義、格瓦拉等元素之外，東方神秘主義永遠是不可或缺的點綴。

然而，圖博絕非人人平等、安居樂業的世外桃源。嘉樂頓珠如實記載了圖博傳統社會的貧富懸殊、停滯落後，包括政治鬥爭的殘酷和慘烈。歷代達賴喇嘛一直處於政治陰謀的風頭浪尖上。當達賴喇嘛幼小時，政務一般由權臣控制，到18歲左右才能親政。權臣為了持續掌權，不惜加害達賴喇嘛。很多達賴喇嘛都在幼年暴卒，如九、十、十一、十二世達賴都沒有活到親政時。第十四達賴喇嘛也險些被陰謀集團推翻，嘉樂頓珠也多次成為對方加害的對象。

這反映出政治鬥爭的血腥，一切為了權力，被視為「人間神」的達賴喇嘛也不能免於遭害，可見那些陰謀家內心並不信仰佛法。

大概因為嘉樂頓珠受儒家文化荼毒不深，不受「為尊者諱」原則的束縛，他在書中寫到自己不堪的家事。他的父親原本是一個一字不識的農民，自從兒子被確認為轉世靈童之後，「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突然被推到一個崇高的位置上，就好像中了巨額彩票的人，難免心理失衡。嘉樂頓珠承認，與始終謙卑樸素的母親相比，父親變得「太傲慢，太容易動怒。」父親出入都有五、六個僕從開道，常常要求旁人下馬步行，或站在旁邊等候他通過，躲避慢了的人甚至受到僕人的毆打。

他的父親還亂用權力，在買賣時拉抬價格、牟取暴利。嘉樂頓珠在書中列舉了一個有趣的細節：那時候，後來擔任昌都總督、投降共產黨的圖博貴族阿沛・阿旺晉美還是一名低級官員，負責為達賴喇嘛的家人營造房舍。達賴喇嘛的父親懷疑此人中飽私囊，有一次嘉樂頓珠親眼看到父親拿著一根棍子將其趕出家門。

結果，過於張揚的父親被達扎攝政視為政敵，被其命人下毒害死。雖然圖博當局從未正式承認此一事實，但嘉樂頓珠認為，父親是中了一種名為「瘋象草」的劇毒，這種劇毒會關閉人體的消化系統，吃下它的人，無法進食，也不能喝水，受害者會慢慢餓死。他的父親過了40天才去世，死前形銷骨立。嘉樂頓珠的重要證據是：當時下毒的那名初階管家逃到印度，後來私下承認此事。這就是權力的可怕，甚至比「瘋象草」還要可怕。如果不是兒子成為達賴喇嘛，他們的父親不會四十多歲就暴斃，或許能以農夫的身份安享天年。

1940年代末，嘉樂頓珠在印度停留期間，中國、美國、印度都將他視為遺世獨立的圖博政府的傳話人。但他傳遞的重要消息，在拉薩無人理睬。圖博正因為內部權力鬥爭而陷入混亂，圖博領導人對於中國所發生的事情，以及中國的變局將如何影響圖博，既無知也無視。圖博政府只相信當時在拉薩的英國人查理森的建議——圖博政府萬般美好又獨一無二，任何改革都沒有必要。這個看法跟後來的「東方主義」思潮如出一轍。嘉樂頓珠感嘆說：「現在，回想當年圖博政府災難級的無能、無法回應的昏聵，我仍然會感到怒火中燒，憤怒不已。」

一直拖到中共建政之後，圖博政府代表突然跑到印度來問嘉樂頓珠該怎麽辦——因為他是極少數在中國生活過、精通中文、瞭解中國的圖博人。嘉樂頓珠寫道：「我不知道該怎麽辦。我拒絕跟他們多談。整個圖博政府讓我感到噁心。」他認為，圖博政府的愚蠢助長了共產黨的侵略野心：「我到今天仍然相信，如果圖博政府早點對尼赫魯、美國，甚至中共做出回應，我們今天的局勢就會大不相同了——或者，起碼會有一點點不同。但是，圖博的主事者是一群無能的人，不是普通的無能，而是完全無能。他們是國家的悲劇，不但不能同舟共濟，又軟弱無比，讓毛澤東的入侵易如反掌。」

共產黨在圖博的統治堪比納粹的種族屠殺

從某種意義上說，當圖博政府與中共簽訂《十七條協議》之際，作為獨立國家的圖博就算是亡國了。而當時圖博究竟該有怎樣的國家主權概念，連上層統治者都莫衷一是。以「大藏區」的概念而論，康區與安多地區從來不被衛藏統治勢力所掌控，地方領袖擔心拉薩的滲透甚於擔心遙遠的北京。而日喀則地區又因為班禪與達賴失和，也不受拉薩的直接統治。

換言之，圖博雖然名義上有共同政教共主，實際處於各自為政的狀態。再加上藏軍老弱、武器殘破、缺乏訓練，根本不是共軍的對手。就在解放軍大軍壓境之際，上層政治鬥爭仍未停止：拉薩政府派遣年輕的阿沛・阿旺晉美出任昌都總督，居然是執政者的借刀殺人之計：通過共產黨之手消滅敵對派系。阿沛手中無可用之兵，當然就不戰而降了。執政者對個人權力的考量居然超過國家安全和國家利益，真是愚不可及、自取滅亡。

嘉樂頓珠是最早識破共產黨陰謀的圖博人之一，為了避免連累達賴喇嘛，他率先逃離被共產黨掌控的圖博。當1959年達賴喇嘛逃走之後，圖博的局勢遂一發而不可收拾。圖博人絕望地發起抗暴運動，解放軍則殺人如割草。這本回憶錄記載了一個可怕的細節：1962年，圖博反抗志士繳獲了一份文件，這份人民解放軍第18軍拉薩總部政治部的文件上寫道，從1959年達賴喇嘛逃走到1960年十月之間，人民解放軍在圖博地區「殲滅了」8.7萬名圖博「叛匪」。這還不包括康區、安多等反抗最激烈、死傷人數更多的地方。

據學者李江琳在《當鐵鳥在天空飛翔：1956-1962年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戰爭》一書中的研究，從中共官方資料統計中得到的數字顯示，圖博人在戰場上的死傷俘降達34.7萬餘人。「打仗死人太多，那裡的水幾年沒法喝」，藏人用這句話說出了荒野曝屍無數的悲劇，也道盡戰爭的慘烈。更多圖博人不是死在戰場，而是死於集中營和大饑荒。

李江琳列出一組駭人聽聞的數據：1958至1961年，玉樹州人口減少69,419人，比1957年減少44％；果洛州至少減少35,395人，達35.53％，超過1953年該州人口的三分之一。兩州共減少118,172人，這還是經過「調整」後的官方資料。中共統治圖博期間造成的圖博非正常死亡人口佔圖博總人口的比例，甚至高於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比例。

嘉樂頓珠對共產黨和中共領導人基本無甚好評。中共高官彬彬有禮、和藹可親，卻言行脫節、自相矛盾。他的大哥在印度見過周恩來，嘉樂頓珠拿一個詞形容周說：「我叫他小白臉。中國人用這個詞來形容外表誠懇體貼，內心卻奸詐狡猾、詐騙伎倆層出不窮的人。」1979年，嘉樂頓珠應邀到北京與鄧小平會談，鄧說：「除了獨立，什麽都可以談。」嘉樂頓珠提出若干建議，鄧都以納諫如流的姿態接受。鄧卻從不對中共在圖博的屠殺道歉，他說，圖博問題已經過去了，過去大家都受過罪，他自己在文革中吃盡苦頭，「現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向前走。」然而，嘉樂頓珠從鄧小平鎮壓西單民主牆運動和八九民運就看出：「他的統治風格，是任憑事情發展到一定地步就急踩剎車，進行鎮壓。」

與美國中央情報局的合作是恥辱嗎？

嘉樂頓珠一生事業中最受爭議的是與美國中央情報局合作訓練圖博游擊戰士。在回憶錄中，他如實地梳理了該事件的來龍去脈，包括在尼泊爾境內木斯塘建立反抗軍基地的詳情：「我主導了圖博與CIA的合作，此事依然讓我良心不安。……我這一生只有一個遺憾，那就是我跟CIA的來往，抵抗鬥士們從來沒有得到足夠的武器可以跟中共相抗衡。就為了這一點，我至今依然怨恨美國。我們跟CIA的合作，不但刺激中共，也提供了中共一個可以大舉屠殺反抗鬥士及圖博人民的藉口。」

我並不同意嘉樂頓珠晚年的這一「過度的自我否定」，與中央情報局合作並非恥辱或汙點。

首先，與中央情報局合作，雖然不是「最好」選項，也不是「最壞」選項。當時，除了美國中央情報局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國家的情報部門願意向圖博抵抗者提供實質性的支持。嘉樂頓珠披露，他接觸過英國軍情六處，但二戰後英國急於從亞洲脫身，不願為無利可圖的圖博而得罪中國。

確實，中央情報局提供的幫助確實有限，遠遠不能滿足圖博反抗軍的實際需要。比如，反抗軍有五千多名成員，只得到300到400把步槍；中央情報局的訓練項目與內容，也常常不能適應圖博的實際情況。但是，中央情報局的支持，畢竟使抵抗運動得以持續多年，雖未能撼動中共在圖博的統治，卻蒐集到不少關於鐵幕後的圖博情報，以供美國和圖博流亡政府制定相關政策。

其次，美國的對外政策有多個面向，也受到諸多不同利益集團的牽制。美國固然有推動全球民主化的理想主義外交的一面，亦有其重視國家利益的現實主義外交的一面。美國當然不會為了支持圖博而與中國這個龐然大國開戰，過去如此，今日也如此。這是冷酷的國際政治現實，不以圖博人的悲情命運為轉移。所以，在中央情報局支持圖博反抗軍等具體的項目上，圖博人必須意識到，美國自有其具體訴求，此訴求不可能與圖博的訴求完全一致。兩方只能盡可能地求同存異、各取所需。

第三，嘉樂頓珠認為，與中央情報局的合作提供了中共「可以大舉屠殺反抗鬥士及圖博人民的藉口。」我認為這個推理在邏輯上是不成立的。即便圖博不與中央情報局合作、不將圖博問題國際化，中共照樣會大肆屠殺圖博人，正如1989年的北京學生運動並未獲得「外國勢力」的支持卻遭到中共血腥鎮壓一樣。中共天生就是一部瘋狂的殺人機器，對所有的反抗者都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無論你如何小心謹慎，只要你追求自由和獨立，中共的壓迫就不會停止，也不會變得仁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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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博人的反抗，本來就是多個面向、多種方式。達賴喇嘛的非暴力抗爭和中間道路，是一種主流的觀點，但並非唯一的選擇。達賴喇嘛努力說服大部分民眾接受其觀點，卻無法強迫所有民眾對其言聽計從。對於游擊戰士們以卵擊石的武裝反抗，達賴喇嘛同樣予以理解和尊重。

達賴喇嘛在逃亡路上得到抵抗軍戰士的保護，並對他們說：「雖然我礙於信仰反對暴力，但我很欣賞他們繼續這場慘烈戰役的勇氣與決心，他們的目的是為了保存我們的自由、文化、宗教。我感謝他們的力量與勇氣，也感謝他們給予我的人身保護。那個時候，我不能誠實地告訴他們應該避免暴力。為了作戰，他們犧牲了家園、和平生活的舒適與福祉。現在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繼續作戰，我沒有其他選項可以給他們。」所以，嘉樂頓珠理應對自己嘗試過的各種策略感到問心無愧。

在中國的政治活動家的回憶錄中，很難發現可以跟本書相媲美的誠實與自省。嘉樂頓珠說，雖然自己「一生奔走一無所成」，雖然圖博有數十萬人失去家園、流亡在外，數百萬人成為中國的「二等公民」、生活在被奴役的狀態，但圖博人自有其值得珍惜和驕傲的價值持守，甚至可以在某些方面成為中國人的老師，「中國可以從我們身上學習的很多，包括寬容、同理心、對人權的尊重。」而他的理想從未動搖過：「圖博人已經展開爭取自由與獨立的奮鬥，不論發生什麽事，我們一定會繼續堅持下去。我仍然相信真理最後一定會獲勝，我們一定會得到正義，圖博會存續下去，而我們圖博人總有一天能夠一起回家。」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