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學教授提出聞名奇案：被困山洞為免餓死，隨機吃掉一人可以嗎？

數十年前，曾引起社會不安的「抽籤殺人儀式」

在談奇案之前，先說一個如幻似真的往事。

我們都知道《紐約客》（The New Yorker）在美國是非常著名的雜誌，作為一個自由多元的媒體，涵蓋眾多立場和觀點，當中有受熱烈追捧的作者，也有作者惹來罵聲四起，尤其牽涉一些人命關天、「有違倫常」的事，特別惹起世人議論紛紛、激辯對錯。

例如在1948年，作家雪莉．傑克森（Shirley Jackson）在雜誌發表了名為〈樂透〉（The Lottery）的短篇小說，事後讀者一片嘩然，皆因雪莉講述在一條約三百人口的村莊，那裏有一殺人習俗，每逢夏季村民會以抽籤方式亂石砸死一人，作為獻祭儀式，雪莉稱有次遭殺掉獻祭的人叫「哈欽森太太」（Mrs. Hutchinson），她抽中之後，臨死前說了一句：「這樣做不公平，這樣不對」（It isn't fair, it isn't right）。

由於當時在美國偏僻鄉村發生怪誕慘案，絕不稀奇，若說有人借用古怪的儀式殺人，並非難以置信之事，甚至可以在身邊發生。加上雪莉的表述方式言之鑿鑿，不少人讀後信以為真，內容不只令人嘖嘖稱奇，更引起社會不安。最終小說得到廣泛流傳，The Lottery的故事也有了「代罪羔羊、犧牲者」等寓意。

相信誰人都不欲見有人命押在這種隨機「抽籤」的習俗或遊戲上，把一人活生生殺死，始作俑者若非無聊，即屬變態。不過，凡事總有例外，一旦將「抽籤定生死」套在特殊的遇難事件上，整個意義便談不上無聊或變態了。

「抽籤定生死」好變態？—要看什麼情況

法律編年史紀錄過19世紀那些轟動一時的「海上遇難殺人案」*，當案件提上法庭辯論期間，控辯雙方的確會考慮在「緊急求生被迫要犧牲人命」的情境之下，假如可行的話（這點很重要），抽籤選擇犧牲誰人，可視為最能反映「公平」的方法，就有法官明確抱持這種看法，像把決定生死的權柄交予上帝（實際是機率）。

實情有些地域文化頗為類似，如自古希臘時期以來已有所謂「海事習慣」，認為在危難之中犧牲一個／部分人，換來其他人更大的存活機會，是一個擺脫困境「較好」的辦法，最好是大家同意以「抽籤」決定犧牲對象，當對方被喝光血和吃光肉之後，其他人再將頭部海葬。

相反，若情況可行又刻意不採用抽籤，引用其他原則選擇犧牲任何一人，都會帶來無盡的爭論，（理性上）幾乎不可能取得共識，尤其當事人在相對急迫的情況下做抉擇。

*註：

例如1842年的霍爾姆斯案（US.v.Holmes）、1884年的「木犀草號」（Mignonette）海難事件（亦名為「女王訴杜德利與斯蒂芬案」，Regina v.Dudley & Stephens）等。

「山洞奇案」—無數修讀法律的學生曾為此苦惱

不管怎樣，這些過往案例的反思可謂發人深省，加上隨著戰後的教育發展，從大學學院乃至普羅大眾，均愈來愈重視司法判刑的公正性，踏入20世紀40年代，當哈佛法學院朗．富勒（Lon Fuller）教授講述以下「洞穴奇案」時，成功引起「成千上萬」的人熱烈討論，「擲骰定生死」成為重大思考要點，相關案情如下（此為雨果．亞當．貝鐸（Hugo Adam Bedau）之撮要版本）：

「四名被告均為洞穴探險協會的成員，該協會由愛好洞穴探險的業餘人士組成。（前年）五月初，四名被告與當時也是協會成員的羅傑．惠特摩（Roger Whetmore），一起進入一個位在本州中央高原的石灰岩洞裡。當他們在距離洞口很遠的地方探險時，發生了山崩。巨石紛紛墜落，堵死了洞穴中唯一已知的出口。

探險成員們發現自己身陷困境後，便移動到距離被堵住的洞口較近的地方，等待救援隊移除那些將他們困於地底的岩堆。由於惠特摩與四名被告逾時未歸，協會秘書接到了他們家人的通知⋯⋯救援隊立即出發至出事地點。

救援任務異常艱難⋯⋯移除障礙物的行動因為山崩不斷發生而一再前功盡棄⋯⋯一直到探險者進入山洞後的第三十二天才終於完成。

大家都知道五名探險者當初只帶了少許的口糧，也知道他們遭困的洞內沒有動物或植物可供果腹，救援初期大家都非常擔心在把路打通前，他們可能已經活活被餓死。（他們曾透過無綫設備，一度聯絡外邊的營救人員，醫療專家轉告他們，在沒有食物之下，難有命額外多等十天獲救，機會微乎其微，並且回答他們如果分食其中一人，可以再多活十天，但不管誰都沒有回答任何建議，抽籤吃掉其中一人是否可行（補充出自Peter Suber）。）

根據被告證詞，案情的發展似乎是惠特摩首先提出以同伴的血肉為養分，否則他們絕對無法存活。也是惠特摩第一個提議採取機率的方式，用他剛好帶在身上的兩顆骰子來決定由誰犧牲。被告一開始不願意接受這種極端辦法，但⋯⋯最後還是接受了惠特摩提議的計畫⋯⋯

然而在擲骰子之前，惠特摩表示要退出，他深思過後，決定多等一個星期再（判斷）執行這個令人恐懼與厭惡的手段。其他人指控他破壞承諾，執意要擲骰子。輪到惠特摩時，由其中一名被告代替他擲骰，眾人問他對擲骰子的公平性有無異議，惠特摩表示他沒有異議。結果惠特摩中選，他因此被處死，並由同伴分食。

四名被告獲救後⋯⋯以謀害羅傑．惠特摩的罪名遭到起訴⋯⋯經過漫長的特別裁斷（special verdict）後，陪審團認定前述事實為真，並主張根據事實，被告將因遭指控的罪行而獲有罪判決。依據這個裁決，法官裁定被告謀殺羅傑．惠特摩的罪名成立，並判處四名被告絞刑，而本州法律並未賦予法官死刑裁量權。

陪審團解散後，陪審團聯合向州長提出請願，要求將絞刑減輕為六個月監禁。法官也針對自己的判決向州長提出類似陳情。然而，這些案情均未被受理，顯然州長在等待我們提出複審請願（petition of error）。」

這就是當年極具名氣的「洞穴奇案」，儘管——它其實是富勒虛構出來的，他坦言初衷：「（虛擬此案）唯一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大眾注意法律與政府的分歧觀點」，他做到了，案件的啟發性被視為經典中的經典，多年來泛起不同層面的法學與道德反思，很值得我們回顧、細味。

考驗人性的道德困境，往往撕裂為兩種立場

而且，別以為它「只不過」是一件虛構案件，除了安東尼．達馬托（Anthony D’Amato）根據此案寫成了著作《洞穴探險者：訴訟程序》（The Speluncean Explorers: Further proceedings），還有薩伯（Peter Suber）在《洞穴奇案》（The Case of the Speluncean Explorers: Nine New Opinions ）全面文代更多法律觀點。

剛才筆者之所以詳加引述案件經過，不欲過分扼要陳述，是因為當中的細節對分析事理非常重要。為免糾纏在漫長的法學辯論，面對如此棘手的山洞吃人案，這裏暫且不逐一釐清相關的法律概念（例如自保、自衛的差異；免責、正當性的差異等等），純就道德層面加以反思，根據富勒提供的案情，我們幾乎可以預期兩個對立的意見出現：

譬如，認為道德上「可接受」四名探洞成員分食惠特摩的人，一般會強調以下幾點：

五人參考了專家判斷，若不分食其中一人，所有人將無法多挺10日，獲救機會極微，此外大家同意要盡力存活下來
最初是惠特摩提議以擲骰決定分食其中一人，其他人接納了提議
惠特摩回答提問時，對擲骰的公正性沒有異議
當伙伴代惠特摩擲骰的時候，他並未作任何反對的表示

反之，認為道德上「不可接受」他們分食惠特摩的人，一般會強調以下幾點：

雖然是惠特摩提議擲骰分食方案，但他思考之後決定退出
在擲骰之前，是其餘四人堅持不必再等一星期
惠特摩沒有質疑擲骰做法的公正性，並不表示授權他人代擲
當伙伴主動為他擲骰時，他既無反對，亦無贊同，處於不置可否的狀態

大概，只要細心比照上述理據，並不難看出後者的理據較強。

首先，惠特摩起初同意參與自己的建議，純粹出於個人意願，當時沒有徵詢、也毋須徵詢他人意見，那麼，他經過深思熟慮之後改變想法，決定單方面退出，同樣無須徵詢其餘四人意見。

加之，在擲骰未有結果之前，根本不知道對自己有害或有利，沒有「輸打贏要」的問題，故此，誰人都可以基於各種理由臨時退出，換言之，所謂要其他人同意才可退出的「不可撤銷」（Irrevocability）原則，並不適用。

其二，在惠特摩表示要退出之後，只是其餘四人堅持要採用擲骰決定，是他們共同協議這種方式，亦否決了惠特摩多等一星期的新建議，那麼，四人應該自願逐一擲骰，在他們中選出犧牲者，更無任何理由強行代替惠特摩擲骰，尤其他處於不置可否的狀態，「默許」並不成為私自代替惠特摩擲骰的充分理由。

其三，當惠特摩表示退出擲骰協議，事前他已明知再不進食獲救機會微乎其微，退出等於獨自承擔餓死的風險（或預視自己的死亡），其餘四人一旦選出犧牲者，他將無權進食血肉。

簡單而言，四名成員分食惠特摩的做法，只是出於為求「自保」（self-preservation），強行增加多一人「抽籤」，可平均減低自己被選中的風險。此外，洞內五人的生存權利（Right to life）理應均等，誰都不應單方面凌駕惠特摩的意願。故此，不論法庭在量刑方面如何考慮，僅就道德批判上，根據案情所述，四人須為殺害惠特摩承擔道德責任，這是錯誤的決定。

誠如Hugo Adam Bedau所言：

「其中一個較具吸引力的中庸之道是：首先，其他四名同伴有義務尊重惠特摩退出擲骰的決定。他們無權替他擲骰子，或至少無權在擲骰的結果對惠特摩不利時，動手執行擲骰的結果。

第二，在當時的情況下，惠特摩提出擲骰的建議是合理的，但這無關乎惠特摩最後選擇參與或退出。若任何人存活的代價是某些人必須死亡，那麼要執行這個做法的人，必須以公平且可行的程序選擇犧牲者⋯⋯」

要學懂更多，要嘗試代入困境之下的「情緒反應」

說到這裏，我們可能感覺上述道理和分析，一切太過顯然或理所當然，根本不難理解，不過，很大程度上，這是因為我們無須置身險境之故，可以冷靜逐一釐清不同概念和問題。只要我們願意設想做抉擇的時候，那種情境如何緊急與觸目驚心，實在難免滲入一些緊張情緒。接下來，除了回顧案件的道德反思，我們不妨試試轉換角度，檢視一下人們在困境下的心理因素，或能為思考增添更多智慧。

例如，只要我們改用日常生活口吻，重新形容「分食惠特摩並無問題」的立場，其實可以主觀滲入相當多情感，如涉事的四名成員，在險境中不難想出以下理由「說服」自己，分食惠特摩的做法無錯，完全「心安理得」：

惠特摩正如一個無賴，明明是他主動提議擲骰，到大家同意和有決定之後，他竟然「私自反悔」，實在不守信義，背叛了「我們」。而且我們為他擲骰時，他沒有異議，即是不反對吧？等於答允了我們繼續執行，我們沒有出術，問心無愧，就看誰不夠運了。若犧牲的不是他，他吃不吃那些血肉，悉隨尊便，不過，若上天不幸選中了他的話，既然從來是他提議的做法，完全是求仁得仁。

可見，平日只因我們有條件可以抽離、平靜看一件事，才較易看出「理性上」那一立場和理據更強，誰的說法更站得住腳；然而，只要嘗試代入人性在危難中的反應，如同建構一幕幕電影情境、對話，便會發覺不難想些似是而非的道理，去「正當化」一種行為，或為自己的行為進行美化包裝。

當然，無論說的是以往歷史抑或當下，人們面對真正迫切的危難之中，所謂集體作出公平公正的決定，往往只是一廂情願的奢求，不少突如其來的意外出現，很多時候沒有人要為此負上責任，也沒有人希望身陷其中。一旦悲劇發生，極少人能夠冷靜處理，更遑論有充分時間採用最恰當和公平的做法。

從迫近死亡而來的恐懼情緒，永遠有強烈的威力，正如誰都渴望活得堅強，平日也說得響亮，只是真正身陷困境之中，則是另一回事；人在經歷患難時，是對自身價值觀的極大考驗，假如挺不住做出一些野蠻或自私的舉動，通常心理一時很難接受人性、自我的陰暗面，事後，極容易添加各類借口意圖解䆁，自欺欺人。

但願，任何重視並有誠意探求對錯的人，除了在那些真假虛實的案例注意抽象概念的推論，同時應覺察人性的情緒反應和機制，把情感層面納入考慮，輔助分析，如此對我們理解現實世界的各種難題，必百利而無一害，大概，這是理性者絕不該忽視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