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暴力》：社會如何制止私刑或個人暴力？

作者：艾維・佛特勒爾（Hervé Vautrelle）、譯者：李沅洳

官方沒收施暴權的有效方法為何？

法國文學批評家、人類學家吉哈爾（René Girard）認為，宗教和社會秩序起初都是奠基於暴力。在他以暴力和神聖為題的著作中，暴力和神聖是緊密相連的。作者在書中質疑社會、社群凝聚力的起源。他認為暴力開啟了永恆的復仇運動，造成惡性循環（一種極具毀滅性的機制）。

事實上，復仇性暴力遵循一個永無止盡的邏輯：你殺了我的兄弟，所以我要殺你；接下來輪到你的兄弟要殺我，諸如此類，永遠都有人要報仇的對象。暴力就像是逐步擴散的微生物，迅速且極具傳染性。沒有任何客觀理由能讓這個循環終止，原因正是暴力來自仿效慾望。復仇開啟了無止境的報復，甚少只複製一次。這就是復仇的風險，能「在一個小型社會中，對迅速致命的後果激起真正的連鎖反應。不斷增加的報復甚至攸關到社會的生存」。

因此，復仇必須受到「極為嚴厲的禁止」：這道禁令由相關的社會或部落掌權者公佈與捍衛。當權者宣告「暴力的末日」，並將一連串的暴力侷限在僅有的統一回應，以避免社會崩潰：「在我之後，沒有人可以進行復仇！」掌權者象徵性地如是宣告。所有社群成員的複製權因而都被沒收。將權力集中起來的當權者容許自己獨佔懲罰權及援用力量，社會學家韋伯（Max Weber）因而表示，唯有政府才能擁有「肉體暴力的合法壟斷權」。私人復仇會造成一個難以遏制的進程，但公權力的復仇是有止盡的。社會體的復仇會結束暴力個體的猖獗活動。

官方沒收施暴權的有效方法為何？那就是找一個代罪羔羊。無論他是有罪或無辜，都不重要，就像墨西哥的阿茲特克人（Les Aztèques）以人為祭品，或是早期基督教徒以動物祭獻：這個犧牲儀式是一種有效的宣洩操作，這項行動的內容無關緊要，但形式是必要的。我們必須消耗很大一部份的負能量，但怎麼做並不重要。各種爭執的根源都集中到被處決者身上，並起了淨化作用：受害者被消滅，潛在的衝突也隨之消失。

阿茲提克祭獻儀式aztec-sacrifice-ritual-vector-clipart_80 — 阿茲提克的祭獻儀式。

無論是私刑或是大眾的制裁（例如二戰法國解放後被剃頭的女性），這個模式都是可行的，就心理層面來說也是有用的：毀謗、說別人的壞話，這就是以「犧牲」來解除負擔。暴力尤其不應該沒有對象。正如吉哈爾所言，暴力必須「有點東西來塞牙縫」，我們必須給它食物。我們要消磨暴力的過度縱情，將其導向作為替代的受害者。晉升為代罪羔羊的耶穌（Jésus）遭到原始殺害，就是此一普世機制的例子。這項處決有贖罪祭獻的救贖價值。

在已發展社會中，「懲罰性暴力」取代了儀式和犧牲。如同犧牲，現代社會的司法系統中斷了當權者的復仇：「我們不能以暴制暴。」司法原則與復仇原則並沒有太大的不同，但前者會自我合法化並自動停止。懲罰會以另一種形式重複暴力，並掩飾此一仿效策略。懲戒是必要之惡。但是吉哈爾似乎忘了，現代司法原則上尋找的是真正的罪魁禍首，而非宣洩用的替代品。但無論如何，此一舉動源於所有的人類社會：因此，佛洛伊德（Freud）在《圖騰與禁忌》（Totem et Tabou）中指出，所有的社群都建立在對原始謀殺的記憶之上，而且會定期重建新的謀殺。必要之時，團體會以代罪羔羊來取代未知的罪魁禍首。此一開場機制不僅鞏固了古代部落，通常也能強化所有的文明。這種創建式暴力是一種社會建構儀式，並非純粹的破壞者。

司法與犧牲的矛盾之處在於我們以惡治惡。吉哈爾認為這些操作都是預防性的，因為復仇是一種病毒。我們接種極微量的惡，以避免一連串永無止盡的惡，免除了一個災難性的社會惡疾。如此，社會整體因懲罰罪魁禍首而再次凝聚。在現代社會裡，司法懲戒讓各階層更加緊密。這個再凝聚的過程修補了曾一度受到質疑的社會道德凝聚力。因為有一個理想的發洩途徑，司法處罰轉移了侵略衝動，滿足了仇恨。

踰越禁令

最後我們要釐清暴力與禁令的重要關係。薩德（Sade）認為，自然遠非無害，也不會促進生命，而是推動了犯罪：個體殺害另一個人，有利於依創造和毀滅、誕生與死亡而運作的自然進程。猶有甚者，在薩德筆下，手段越是殘酷與高明的人物，就擁有越多的享受，還藉此嘲弄基本的人類禁令，例如身體的完整性：在他們眼中，禁令刺激了暴力的樂趣。

對巴塔耶（Bataille）而言，禁令首先有利於結構，因為禁令壓制了紛亂、急躁的暴力衝勁，建構了只准良知和理性活動的內在穩定性。基於同樣的道理，勞動與暴力是相反的，因為勞動要求的是持久的努力，這與出於本能的暴力運動正好相悖。

雖然禁令設定了倫理限制，定義某一行為是不可接受且令人厭惡的，但正是禁令容許並刺激了相應的違反行徑。我們可以說，沒有禁令，就永遠不會有此一違抗行徑。巴塔耶宣稱：「在恐懼為違禁行動戴上光環並使我們遠離之前，違禁行動有了不曾有過的意義。」禁令讓踰越的慾望有了可能性，並刺激了這個慾望。事實是，這個有益處的禁令踰越遵循了一種有系統且神聖的儀式化：無論如何或何時，人民都不會嘲笑他們的規則。官方的違犯行為受到嚴格的禮儀約束。因此，古代社會的狂歡或祭獻暴力，甚至是所有社會中發生的戰爭，都是踰越禁令的表現；這些零星的違犯行為都是嚴格遵守之禁忌的特例。在某些部落裡，除了在節慶典禮上祭獻動物或人類，謀殺是全面禁止的，違抗本身甚至被系統化！

由於禁忌偶爾會被遊戲、藝術或宗教解除，因此更需要遵守，但它矛盾地因而更壯大、強化。就此而言，巴塔耶以謀殺、同類相食、戰爭、決鬥和打獵為例。打獵是一種踰越的暴力，由於人們並未意識到自己優於動物，所以殺害動物曾被視作必須贖罪的錯誤。所有與「非生產性支出」、與無益處的毀壞有關的踰越行為，都表明與神聖有曖昧不清的關係。神聖既令人害怕又吸引人，就像死亡。更簡單而言，就繁殖角度來看，個體的死亡有利於種族的生存與繁榮。

歡愉和痛苦齊聚於同一內在經驗中，愛情與死亡並肩。事實上，無論有形或無形，死亡都是最極致的暴力，是聖潔的恐怖和莊嚴的蠱惑。腐爛是一種生理上的紊亂，就像一個非常有效的無聲暴力：屍體的腐爛帶來「暴力，這種暴力不僅毀滅一個人，還毀滅所有的人」。因此，對遠古祖先來說，埋葬屍體首先不是一個脫離動物性掠食的舉動；巴塔耶認為，這個舉動就像某種能阻止此一暴力、預防傳染威脅的方法。亡者被埋起來，不再存於地面，損毀之、使之分解的暴力表面上對人再也沒有影響：「對存活下來的人來說，亡者是危險的：若他們必須掩埋他，這不是為了庇護他，而是要讓他們自己避開這種『傳染』。」

禁令與違犯是不可分割的，為社會秩序所用。因此，所有的暴力都是某種基本規則的超越，但絕不會危害到此一規則。若暴力如此可怕，那麼人類早就已經消失，或早就不再使用暴力：因此，暴力是人類境況的一部份。

只有與力量結合，才有可能出現暴力：粗暴的人擁有並倚靠其力量和團體的權能；如果不是如此，他們應該會克制此一猛烈的狂暴。卡內提（Canetti）認為，群眾的主要特質就是增生，陶醉於儘可能擴展至最多的人，他稱之為開放性群眾（masse ouverte），不同於封閉性群眾（masse fermée），後者是有侷限的、穩定的，重視的是強度而非密度，例如教派。

由於數量大幅增加，「不穩定形成」的開放性群眾以為數量越多，就越有機會避開衰落。然而，犯罪時，群眾越廣大，不會受到處分的感覺就越強烈：參與暴力行動的人數眾多，這個決定性因素讓每一個人都能輕易自我辯解。當有一大群人參與同一行動，每個人都會因其他人的參與而強化其選擇，並認為這是正確的：有這麼多人為了同一目的而聚集在一起，所以是不會錯的！

粗暴的群眾在其破壞性的狂怒中，首先想要的是猛烈出擊並大肆喧嚷。他們的暴力必須被聽到，破壞的噪音響起，就像在確認目標的正確性。此一揭幕式的喧鬧（破碎的玻璃窗、焚燒的房子、打碎的物品）像回音般，傳達了對敵人物體的憤怒破壞：「對毫不掩飾的群眾來說，一切都像是巴士底監獄。」

儘管卡內提清楚區分了大眾與獵捕者（較小型的團體、有規律的「行動單位」，例如狩獵團體，這是群眾的原型和雛形），這是以謀殺為目標的暫時性組織，隨後就會解散，它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屠殺毫無抵抗能力的受害者。集體犯下的罪行是被寬恕的：「沒有人被委派為行刑者，殺人的是整個社群。」施暴團體給自己一個驅逐愧疚的絕對權力。

相關書摘 ▶《什麼是暴力》：「非暴力」與「容忍」有辦法對抗暴力嗎？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什麼是暴力？》，開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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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艾維・佛特勒爾（Hervé Vautrelle）
譯者：李沅洳
繪者：陳沛珛

從美國九一一恐怖攻擊後，社會就充斥著對暴力概念直覺上的譴責，好似任何事與暴力牽扯上關係都是絕對邪惡或是泯滅人性的，暴力這個概念一開始就被視為一種不法的行為。相較於多數人純粹相信的單一性，其實暴力在多重語意的變換下，它已變成一個過於廣義的欄目，也就是說，從不同角度切入下，暴力一詞已變成模糊且是可多重定義的。暴力無所不在，暴力是力量的錯誤運用它存在於人性的一部分，是人不可被切割的本質。暴力是誘人的，暴力是脆弱的，暴力是連續性的，暴力與理性的關係是什麼？它和侵略性和惡又有什麼差異？

政治暴力、網路暴力、性暴力、甚至是言語暴力⋯⋯你說，在這暴力的時代為什麼還要探討它？但就是在生處於這樣的年代，才更需要去思索、去理解暴力的本質，才能真正的處理它。本書展開了一連串哲學的辯論，引用各學家來分析暴力其本身的特性。《什麼是暴力》一書將帶你打破迷思、抽絲剝繭思考暴力的本質，並試著對暴力的影響做省思，讓讀者與暴力來一場哲學的對話。

責任編輯：游家權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