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送中媒體混戰，「大台」早已不再尊貴

文：葉蔭聰

「反送中」抗議，演變成香港的「六月風暴」。隨著兩次過百萬的遊行，一次數萬人的佔領後，特區政府暫緩《逃犯修訂草案》，但是，事件演化成民間與政府的持續對抗，尤其是警察。在沒有領導者或團體下，市民利用社交媒體及論壇來動員，包圍多個政府部門，坊間用了一句李小龍的名句：「Be water」來形容，沒有人能根據策略叫停眾多不知名的群眾，他們的行動也難以捉摸。

堪比五四運動的北京天安門學運

媒體在任何社會抗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問題是什麼角色。我們不妨用三十年前的北京天安門學生運動作比較。

當年的北京學運，創造了一個全球媒體奇觀，大量媒體湧至北京，北京學生及市民成為全世界人注目的抗爭者，並由幾位明星級的學生領袖作代表。後來的血腥鎮壓，悲劇收場，震驚了電視機前的觀眾。抗爭者既要向當權者展示民意壓力，也要取得媒體的報導，並取得國際社會的支持。媒體與抗爭者的角色涇渭分明，媒體以自命客觀專業的新聞機構為主，而抗爭者這一邊，自己沒有多少媒體可用，仿如鎂光燈下的「演員」。

我記得，當時有人說，北京學生與當年北洋政府治下的「五四運動」學生相差不遠，還在用油印刊物，1980年代的中國，連影印機或高速印刷機也不多，傳真機也只限於機構。當年我是香港中文大學的一年級學生，我們負責把香港報紙寄回大陸去，認為這是傳遞資訊的好渠道。

1989年5月4日，逾7000名學生聚集北京天安門廣場抗議，要求政府作出改革。 — 1989年5月4日，逾7000名學生聚集北京天安門廣場抗議，要求政府作出改革

媒體找不出領袖的素人抗爭

三十年過去，香港的抗爭者不再只是媒體鎂光燈下的「演員」，而媒體生態也變得複雜。雖然媒體仍然要製造奇觀，例如催淚煙幕中的不屈青年，警察亂棍圍毆的示威者等等。但當一人一部手機時，他們可以運用社交媒體進行動員，動員過程一般不會進入電視台或報章的眼光，卻能在數以十萬計的網民中流傳，發揮作用。例如，有多個Telegram的所謂「公海」群組，便有幾萬用戶。我是個極不活躍的參與者，但也加入了兩個群組，分別有四萬及七萬多人，無數的訊息鉅細無遺報導抗爭現場的一切，更新頻率以分鐘計。

所以，用奇觀來形容已不太適合，它是全天候多角度的資訊環境，不限於新聞專業眼光捕捉的。恰巧這次抗爭更強調素人，不少抗爭者甚至帶上口罩，媒體幾乎找不出領袖。人們接受資訊，也不是坐在電視機前，而是透過社交媒體平台接受，專業新聞機構與在抗爭現場拍攝的市民，在同樣的平台上搶眼球，讀者觀眾也分不清哪個是真實。

難怪被戲稱CCTVB！幾近沒有示威者的聲音

可以想見，在如此情景下，新聞媒體的權威容易受到質疑。隨著親北京陣營收購香港媒體，愈大型的愈受到挑戰。TVB（無線電視台）是一個最明顯的例子，過去幾十年它是全港最多人收看的電視台，但近十年，新聞部屢遭人質疑它成為官方口喉舌，戲稱「CCTVB」。

在6月12日佔領的報導裡，TVB的即時新聞報導的確集中在示威者對警察防線的衝擊，向警察推鐵馬及拋擲雜物，主播即時以警察及政府的定性（先是「騷亂」，後是「暴動」）為主題，幾近沒有示威者的聲音。當日TVB也播出特首林鄭月娥的專訪，被指責為替政府宣傳。後來，網絡上及其他電視台陸續出現更靠近抗爭現場的報導，拍攝到警察追打或圍毆不少手無寸鐵的示威者，近距離噴射胡椒噴霧及催淚彈，甚至對記者也動粗。而外國的新聞媒體（可能基於與外國類似抗爭作比較），尤其是印刷媒體，更傾向用年青人和平佔領來理解事件。

早就不信TVB！看的是社交媒體群組訊息

對反對條例修訂的人來說，他們接收的是社交媒體，甚至是自己的Telegram群組的訊息，早就不相信TVB。剛才提及的反差，更進一步令人質疑TVB的公信力。後來，在壓力下連警務署署長也說，只是個別人士的暴力行為屬香港法例中的「暴動罪」性質，而不是整個示威是暴動，TVB最初的暴動說更令人不滿。

當然，香港在政治上是嚴重撕裂的，以上的故事很大程度上是反對派版本，親建制市民看到的又是另一些畫面。TVB及其他親政府報章為他們提供助證，認定示威者就是暴徒，加上6月16日第二次大遊行後，示威者多次包圍警察總部，更令他們同情警察。事實上，他們是在自己的社交媒體上，例如大量親北京團體經營的WhatsApp新聞群組，看到支持自己立場的內容，他們近日也動員起來支持警察。

重回革命風潮的黨派報章時代

在這種混戰中，「新聞專業」已絕對無法回復昔日的權威地位，媒體生態有點回到十八、十九世紀歐美革命風潮的黨派報章時代，但這種混亂，恐怕不是一時三刻的，需要適應及回應。

我個人認為，想超越簡單的政治二元對立，不是不可能，但要做更好的媒體，追求專業，恐怕是要不斷重新建構，也要不停地回應質疑的。例如，在抗爭現場，就連不少自由職業的獨立記者也要向示威者不停解釋自己「獨立」身分為何，亦傳出某攝影記者把示威者的近攝照賣給警察，遭受公眾指責；兼具報導者及行動者的媒體行動主義，更需要向別人及自己解釋它的存在意義。至於想重建超越政治對立的媒體，即使不是緣木求魚，也恐怕是一項艱辛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