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是現代第一次思想啓蒙運動(革命宣傳和漢人民族意識的興起)的直接成果,也為第二次思想啓蒙運動(新文化運動)奠定基礎。革命的成功與建國之後的短暫實踐,本身就是一次極好的啓蒙。比如,國家領袖應該是公僕,而不是父母官。
雙十節是台灣(中華民國)的國慶節。但在中國大陸,這一天被無情地遺忘了,新聞網站主頁上沒有任何紀念,全民陷入對「NBA辱華」的瘋狂聲討之中。這不難理解,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慶是「十一」,雙十節是「前朝」的國慶。不幸的是,十一和與雙十如此接近,很容易令人比較和聯想。
然而,這無法抹殺十月十日這個對現代中國的重要之極的日子。在時間軸上,辛亥革命不但對現代中國重要,在整個中國歷史上也是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在空間軸上,辛亥革命不但是中國的革命,也是二十世紀整個亞洲反帝反殖運動的標誌性事件。
回頭看歷史,以上帝視角,辛亥革命似乎很容易成功。真正的戰爭沒打幾場,武昌首義之後,各省紛紛相應「獨立」,袁世凱領兵攻打卻「圍而不剿」,希望從滿清「孤兒寡母」手中攫取最大利益。最後,牆倒眾人推,滿清皇帝退位,民國得以成立。
滿清似乎一推就倒。然而,辛亥革命前同盟會領導的一系列起義失敗(包括孫中山系統領導的在華南的革命,與光復會系統領導的在華東的革命),說明要靠這種由下而上的、在中心地帶發動的「暴動模式」,推倒龐然大物殊不容易。
中國歷史上的改朝換代大致有三種形式,一種是農民起義模式(以及統治階級在農民起義中渾水摸魚),一種是禪讓奪權模式,一種是外族滅國形式。農民起義模式雖然也是武裝反抗,但通常發跡於統治力薄弱的農村地帶,「佔山為王」之後壯大形成流寇。「城市暴動」形式能成功的,只有辛亥革命一例。
城市暴動的難點在於,城市本身就是統治者重兵把守的地方,很難成功。即使成功,單一城市也難以把守。即便在單一城市成功起義,如果沒有其他地區的廣泛響應,也難以推翻中央政權。
武昌首義的成功之處在於,它不但切切實實地在統治的中心城市奪取政權,而且抵禦了政府軍的最初反撲,在很短時間内組織了新的政權。令人看到了革命成功的可能。這點相當重要。一方面,它鼓舞了其他省份的革命者和支持推翻滿清統治的人,其他省份才會一一跟上發動起義,宣佈獨立。另一方面,也削弱了其他省份忠於政府的人的鎮壓意志,降低其他省份奪取政權的難度。可以看到,原先屢屢受挫的革命,一下子就紛紛成功,正是這兩方的綜合作用。
推翻滿清的另一個重要因素是袁世凱等人的「逼宮」。這個因素固然重要,但其重要性不能誇大到在武昌起義之上。但如果沒有武昌首義,袁世凱還賦閑在家,清廷也不會委以重任,令其帶兵在外。沒有湖北和其他省份的革命和獨立,沒有革命成功的可能,也沒有袁世凱「逼宮」的籌碼。
正如美國獨立戰爭,現在很多人認為法國和西班牙的加入相當重要(確實如是),甚至走向反面,以此貶低愛國者的努力。但是法國和西班牙不是一開始就加入的。相反,法國和西班牙在七年戰爭中被英國打得潰不成軍,斷然不敢貿然支持愛國者。事實上,北美大陸軍與英國軍隊相比處於絕對劣勢,開戰之初沒有多少人看好。北美大陸軍主帥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指揮戰役失敗居多,但華盛頓創造性的運用了游擊戰,讓英國無法殲滅大陸軍主力,又發動各地民兵,把獨立戰爭打成人民戰爭。英國在戰場上勝仗居多,但始終無法徹底打垮大陸軍。正是愛國者堅持進行了兩年戰爭,英國還沒能取勝,才讓法國和西班牙看到,革命是真可能成功的,這樣才敢冒著與英國翻臉的風險,與愛國者結成同盟。華盛頓威望崇高,原因就在於此。武昌首義的重要性也在於此。
辛亥革命的偉大意義是多重的。它是一場民族革命,也是一場民主革命,雖然在兩方面都有遺憾。
首先,在民族革命的意義上,辛亥革命推翻了一個由少數民族壓迫多數民族的政權。滿洲政權「少數壓迫多數」具有雙重性:首先,滿洲人是少數,卻壓迫多數民族漢人。其次,滿洲人(或許加上部分蒙古人)壓迫的不單是漢人,還包括藏人、維吾爾人、及西南各少數民族。雍正帝在「西南」推行改土歸流。乾隆皇帝的「十大武功」中過半是對邊境民族的鎮壓,包括對準噶爾蒙古人的滅族之戰,對維吾爾人的大小和卓之戰,對藏人的大小金川之戰。乾隆皇帝把「新疆」和「西藏」納入領土。慈禧太后廢除十三世達賴喇嘛。這些都是滿洲人主導的對漢人以外的民族的壓迫。
清朝為什麼會滅亡,最根本的原因是民族問題。滿清在中國對漢人實行民族壓迫和民族不平等政策。有一部分人願意做順民,但在民間反抗的火種一直沒有停。太平天國雖然混雜了宗教色彩,但民族衝突色彩一樣濃烈,『長毛』本身就是一種民族不服從的標籤。滿洲人和蒙古人的聯盟無法打敗長毛,於是不得不依賴忠誠的漢人地方勢力。漢人勢力坐大後,滿洲人逐漸被架空。甲午戰爭中的「一人敵一國」就是大部分漢人勢力都不願意幫助繼續效忠滿洲人的李鴻章。八國聯軍時期東南互保,以漢人為主的地方勢力對滿清中央政府被洋人痛扁袖手旁觀。勉為其難護主的李鴻章一死,漢人勢力派(包括袁世凱)就沒有真心繼續效忠的。同時,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當時中華不是指「中華民族」,是指漢人)為口號的革命黨,得以滲透到民間和建制內部。
在滿洲人的統治基礎急遽消失的情況下,滿洲人居然還自以為民族壓迫能夠千秋萬代,搞出個假立憲真皇族內閣。是故武昌首義,振臂一呼,各省紛紛獨立。漢人終於擺脫了二百多年來被壓迫的歷史。
擺脫民族壓迫不一定能導致民主,但它是走向民主的先決條件。少數人壓迫多數人的政權怎麽可能會行民主呢?
其次,在民主革命的意義上。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續在中國土地上二千多年的皇權統治,在民國誕生之初所創立了民主體制,中華民國成為亞洲第一個獲得國際承認的共和國。
推翻了皇權不一定意味著民主已經實現,但不能推翻皇權,卻一定不能走向民主。即便中國民主之路此後歷盡坎坷,這個首創建立的示範意義依然巨大。辛亥革命之前,君主立憲一度呼聲很高,但革命之後,再提君主立憲已經完全沒有市場。此後,雖然袁世凱、張勳等不斷嘗試恢復皇權統治,但都極失民心,很快遭到挫敗。此後,中國雖然不乏極權統治,但無人再敢掛上皇帝這個頭銜。
再次,辛亥革命是現代第一次思想啟蒙運動(革命宣傳和漢人民族意識的興起)的直接成果,也為第二次思想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奠定基礎。同樣不能無視,革命的成功與建國之後的短暫實踐,本身就是一次極好的啟蒙。比如,國家領袖應該是公僕,而不是父母官。就是從辛亥革命之後開始深入人心。
最後,辛亥革命不但是中國的革命,還應該放在全亞洲的國際視野之下評價。辛亥革命還鼓勵了很多亞洲殖民地走上反帝反殖的道路,中國也成為支援亞洲人民革命的基地。二十世紀初是「亞洲覺醒的時代」,辛亥革命就是這個「覺醒」中最開始的一次。越南、印尼、和其後的土耳其、印度等都被中國革命鼓舞。中國革命之後,越南革命黨(越南維新會)把總部搬到廣州,改組為「越南光復會」,又打出「取出法賊,恢復越南」的口號。越南很多革命人才都在廣東廣西受訓。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同樣影響巨大。比如印尼民族運動領袖蘇加諾就深受三民主義的影響。二十世紀亞洲人民的解放運動受美國威爾遜主義和蘇聯的列寧主義影響最大,但中國思想輸出和物質支援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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