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台灣,其實加入了防堵「黃禍」的行列,用與中國切割向世界宣示台灣的「黃」與中國的「黃」有著根本的不一樣,這或許才是政府不讓「小明」回來的真正原因。
文:劉懿德(台灣在宅醫療學會副秘書長)
社會輿論近日正熱烈討論衛福部長陳時中,針對陸配子女無台籍拒絕入境台灣這個重大的防疫政策,我們或許也可以一起來思考這次中國「武漢肺炎」所引發的國家認同與社會污名之間的關係。(本文所提到之「武漢肺炎」,WHO正式名稱為「COVID-19」,中國官方名稱為「新冠肺炎」NCP)
不久前,無論是電視或網路新聞,密集的報導亞洲人因為這此傳染病事件稱為「黃禍」,無錯,這是污名,意即誤解廣泛的黃種人是病毒帶原者,並且會帶來的災禍,等於遇到黃種人就等於會遇到災難,試想,這跟早期男女不平等的社會文化是否也有異曲同工之處,一種父權體制創造的性別階級,透過污名化來建立整個社會對相對階級產生特定歧視。
老一輩的或許常聽到,稱女人為禍水,同樣的邏輯再回朔到中國歷史清末民初的年代,西方人對於當初封閉鎖國的大清王朝,是否也用過同樣的語詞來作為污名化當初處絕對弱勢的中國人,也是近日讓中國外交部極為憤怒的一詞,東亞病夫,意即體弱多病的東亞人。
防疫作為的差異,是突顯台灣與中國不同的最好機會
傳染病防治的過程中,社會輿論對特定傳對疾病的污名其實也不是什麼新鮮事,在傳染病流行的各個時期,歷史上也常出現許多對染病者驅離與歧視的社會現象,繼而群體隔離並且階級化特定族群,最後透過避免失序的維權手段,進行對特定染病群體的污名化,作為合理化隔離他者的重要途徑。
例如日治時期的麻瘋病人,二十世紀中後期的愛滋病患,幾年前的SARS,一直到現在的「武漢肺炎」。因為疾病的污名,也因為目前看來「武漢肺炎」了無止境的傳染開,造成許多人看到「中國人」則敬而遠之,深怕被其身上帶原的病毒所傳染,姑且不論「武漢肺炎」的病毒傳染途徑是飛沫傳染,還是未被證實的口糞傳染,因為以預防為口號,同時卻正當化的防堵中國「武漢肺炎」之亂的可能性,大部份社會大眾幾乎不會有人反對。
當然,以當前的社會氛圍,作為台灣人,我們並沒有理由反對阻絕傳染病源境外移入的做法,而是想要深入思考,「武漢肺炎」的防疫對台灣人而言,是否不僅僅只是一場圍堵病毒進場的重要戰役,更是透過這個過程再一次的確立台灣在醫療與傳染病防治上與中國不同,無論是在認知與作為上都是相對先進,且突顯其不同於中國這種防疫能力尚且不足的國家?
所以,我們也加入防堵黃禍的行列,在切割的同時向世界宣示,台灣的黃與中國的黃有著根本的不一樣,亦即有另一層社會意義經由這次的防疫戰事來呈現,台灣相異於中國的保守封閉與僵化,知識能力上是屬於較相近於西方先進國家的地位。
這是一種以「防疫能力」作為定義國家地位的政治理念,得以更合理化的進行政策性的操作,藉由防疫專業來彰顯世界認識的中華民國台灣與共產黨中國的不同。
以「防疫」為名不讓無台籍陸配子女回國,算是一種歧視嗎?
然而,我們需要檢視的是「無台籍陸配子女」被政府拒絕入境這件事的合理性,若如上所述,必然具有充足的理由來說服台灣人,這次陳部長是展現了防疫的魄力,但我們都知道傳染病無國界,防疫首要的工作除了盡量隔絕風險之外,還要考量風險到底在哪裡?是在普遍的中國人身上嗎?就是歐美國家所謂的「黃禍」之人?還是有台籍身份卻長期在中國生活的台灣人身上?
所以台灣想要避開被誤認為是「黃禍」的一員,只能讓污名再聚焦稱這群往來台灣與中國之間的人,讓他們變成「中禍」嗎?
如果在中國工作的台灣人可以入境,那在台灣生活的中國人反而不可以入境的理由是什麼?風險不同?以目前「武漢肺炎」的傳染途徑之機轉尚未完全確立之前,我並不認為業二者有什麼不同,所以,這裡做的其實是國籍的選擇,而不是國家認同的選擇。
「為自己選擇的國籍負責」真能成為解釋我們拒絕的理由嗎?我們能從國籍,確認到底哪種人才會帶原來到台灣嗎?
其實,不選擇台灣作為國籍的選擇,其原因大概有二種,一者深怕台灣作為一個國家的未來性是充滿不確定性的,所以選擇保留原有國籍做為「保障」,二者作為他國國籍的持有者,也必然存在個人持續持有其身份的既有利益,就好像許多旅外台灣人在不承認雙重國籍的國家,為了享有健保而不願意放棄台灣籍的意義是一樣的。
總之,雖然政府似乎認為可以從國籍判讀出不同國籍的病毒帶原率(事實上不可能),每個國家人民也都可能存在其帶原的風險,至於如何決定入不入境,也必然有其政策運作邏輯的判讀基準,至於那是什麼,我們或許不得全然而知。
但我們知道,今天中國就是全世界公認的「武漢肺炎」病慣之源,對台灣現階的國家處境來說,它存在著另一個不言而喻的意義:確立自己與中國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防疫系統,成效不同,現況不同,社會機制也完全不同。個人認為,這才是這次陳部長決定拒絕陸配子女入境台灣的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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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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