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領事人員第41期及格，任職外交部超過10年，曾任歐洲司科長，曾派駐駐洛杉磯辦事處與駐帛琉大使館。 南部孩子，具有堅定的本土意識，曾參與2018年台北市議員選舉，為史上首度參選公職的現任外交官。 資深棒球癡及體育迷，台南一中棒球隊創隊游擊手，18歲北上加入台大棒球隊。 相信文字的力量，覺得寫作跟下廚都是很療癒的事。 台大政治系國際關係組畢業，清大中國研究碩士。 著有《我在外交部工作》
台灣的國家性經過這次事件被強化，也讓「中華民國國籍」成為處理這起兩岸互動爭議的決定性因素，且我方掌握主動發球權，非常具有歷史意義。
先說結論吧。
這次陸配子女返台爭議有個正面的歷史意義，就是「中華民國國籍第一次在兩岸政治攻防上，扮演了一個強勢且主動的角色」。
長久以來，台灣的國際地位始終處於弱勢尷尬的角色，一本台灣護照雖然全球趴趴走，免簽國數目也很好看，但「護照的便利性」不等於「國際上對這本護照所代表國家的承認」。拿著這本護照旅行很神很爽，但去到國外還是得費盡唇舌回答別人「台灣是不是一個國家」的大哉問。
這個內心的尷尬，在這次的陸配子女返台事件，獲得身心靈的紓解。
你必須要有中華民國「國籍」：
- 台灣這個「國家」才會照顧你
- 台灣這個「國家」才會將寶貴的醫療資源分享給你，
- 台灣這個「國家」才會願意承擔多一個人入境所造成的防疫風險
沒有中華民國「國籍」，對不起，一切免談，你就是「歪國人」。
在國家拉起警戒線的時候，只有「中華民國籍」的人才能受到保護
兩岸的政治互動，在過去總是有許多灰色模糊地帶，國台辦vs陸委會，海基會vs海協會，政商買辦在其中上下其手，找尋制度漏洞攫取自身利益。
非常軌的政治互動模式，衍生出詭譎的公民身份。一直到現在為止，台灣人去中國還是要拿台胞證，中國甚至在近年來設計出卡式台胞證，讓台灣人享受當「半套中國人」的好處。
可以這麼說，「中華民國國籍」在過往的兩岸政治攻防中，一直是個隱晦不提的尷尬存在。為了避免提到「中華民國國籍」，所以兩岸共同創造出了許多替代制度（亦即「國台辦—陸委會」及「海基會—海協會」）來進行互動。
在武漢肺炎的撤僑包機處理上，上述的替代制度其實呈現出欲振乏力的現象。（本文所提到之「武漢肺炎」，WHO正式名稱為「COVID－19」，中國官方名稱為「新冠肺炎」NCP）
「國台辦—陸委會」及「海基會—海協會」的平台因兩岸氛圍而失靈，這才給了紅營政商買辦從中汲汲營營的契機，而偏偏買辦又辦事不力，事情砸鍋了，兩岸被迫回到「國台辦—陸委會」及「海基會—海協會」的二軌平台，但這平台能否resume to work（按：重新開始運作），仍在觀察中。而海基會秘書長姚人多的千里送藥佳話，其實是台商網絡自發性地填上了上述的制度性對話缺口，這個故事的確令人感動，但卻不是長久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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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樣的宏觀歷史脈絡下看待這次的爭議，其實對台灣的國家性／國格（statehood）強化，具有可貴的正面意義。
陸配子女即便長期居住在台灣，但只要沒有「中華民國國籍」，這些人與中華民國就沒有完整權利義務的連結。換言之，在防疫的作戰時期，國家拉起警戒線，只有國人才能納進來被保護。
天經地義。
台灣本來就不需要也不應該打腫臉充胖子。拜託！我們是一直在國際上被欺負的悲情國家誒！
想想看，如果今天是主角是「櫻木小明」
舉一個例子來做比較，其實就可以豁然開朗
日本是單一國籍的國家。假設一個台灣男人去日本娶了日本太太，生下櫻木小明。由於日本跟台灣都是屬人主義，所以櫻木小明可以決定要當日本人（拿日本護照）或台灣人（拿中華民國護照）。
如果櫻木小明決定當日本人，此時他會成為我們口中廣義的「僑胞」，但他還是日本人。
此時我們把武漢肺炎的劇本移花接木到日本，假設今天發生「東京肺炎」，所有狀況都一模一樣，只是場景發生在日本。
試問，櫻木小明的爸爸（台灣人），能不能帶櫻木小明（日本人）入境台灣？
我想許多人都會認為不行，因為櫻木小明沒有中華民國國籍，縱使人道考量也是一樣。
用同樣的邏輯來思考，我們當然不會讓沒有中華民國國籍的陸配子女入境台灣。如果人道考量真的有崇高到讓陸配子女入境台灣，那櫻木小明不也應該可以入境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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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委會的處理瑕疵，我就不談了，網路上已經很多討論，包括如何認定這個未成年陸配子女在中國沒有親人照顧等技術性問題。（有人舉出邏輯矛盾，第一，陸委會沒辦法查證。第二，都說去中國探親了，怎麼又說沒有親人照顧？）陸委會也已經發文道歉，我想我也沒有必要再去批評。
但回到本文談的重點：台灣的國家性經過這次事件被強化。「中華民國國籍」成為處理這起兩岸互動爭議的決定性因素，且我方掌握主動發球權。
用這樣的宏觀角度來思考這件武漢肺炎大事件中的小插曲，也許更有歷史意義。
本文由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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