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際的史家與明史學》：黃宗羲私人藏書上千冊，為撰述南明史奠下好基礎

文：吳振漢

南明史著之史源結構

清初是一私家修史盛期，大量史料和史書湧現於民間，政府文網又尚未十分嚴密，前朝遺老紛紛著史遣懷，追究亡國之因。黃宗羲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除具備優長的史學素養外，又蒐羅到一些珍稀史料，為撰述短促偏安的南明史奠下堅實基礎。

姚江黃氏世代書香，家藏閎富，宗羲早年便「盡發家藏書讀之，不足，則鈔之同里世學樓鈕氏、澹生堂祁氏、南中則千頃齋黃氏、吳中則絳云樓錢氏。窮年搜討，遊屐所至，遍歷通衢委巷，搜鬻故書」。經宗羲精心抄錄搜討，黃氏藏書更為完備。宗羲長子百家云：「先夫子自戌申歲（1668），取家藏有明文集五六千本，擷其菁華」，可知康熙七年左右，黃家僅明人文集已收羅達數千冊。全祖望還說：「公（宗羲）晚年益好聚書，所鈔自鄞之天一閣范氏，歙之叢桂堂鄭氏，禾中倦圃曹氏，最後則吳之傳是樓徐氏」。由是可推知，宗羲晚年考訂故實，有充分的資料可資佐證，當不至於鑿空妄言。

清初動亂很快便趨於安定，宗羲因此得以與其他治南明史大家魚雁往返，互通信息。他在〈思舊錄〉中提及《南渡錄》作者李清，言：

先公（黃尊素）同難之諡典，正當邪氣熾日，忽然並下，則公（李清）之力也。癸丑（1673），余寓書泰州。公答云：弟家居近三十載，行七十三矣。……小刻數種奉上，亦令使先生知不肖三十載內，惟矻矻一卷書，以消茲長日耳。

宗羲想必研讀了李清隨信附贈的諸作品。宗羲在為《所知錄》作者錢澄之之妻所作的墓誌銘中云：「錢飲光（澄之）先生……今歲戊辰（1688），自京師寓書於余，謂海內同人，凋謝殆盡，巋然存者，先生一人而已。……余讀之淒然」。兩人交情似也非比尋常。宗羲更曾親訪《甲乙事案》著者文秉，「縱談七晝夜」。康熙初年的承平世局，給治南明史學者提供交流切磋的機緣，使宗羲著史不致閉門造車，掛一漏萬。

宗羲入清不仕，硜硜自守，不少遺老過世後，其子孫都以求得宗羲撰寫墓銘為榮。全祖望也說：「公（宗羲）多碑版之文。其於國難諸公，表彰尤力」。其實這也是宗羲取得墓主之傳記資料和著作的最佳途徑，如他替董守諭（1596~1664）作銘之緣由，便是守諭子「道權撰次行實，介萬言貞一誌銘見屬」。宗羲由道權所撰之〈行實〉，得知守諭在魯王監國之初，曾建言田賦悉歸戶部，及思宗忌日應輟朝、縞素等事跡，後皆將之寫入《行朝錄》裡。又如宗羲為張煌言（1620~1664）所撰的墓銘，「乃按公（煌言）《奇零草》、《北征錄》，及公族祖汝翼世系，次第為之銘」。煌言《北征紀略》中所載，與鄭成功（1624~1662）配合進攻南京之片段，後亦被宗羲稍加改寫，納入《行朝錄》〈賜姓始末〉一章裡。宗羲撰寫南明史著時，所採用的此類史源雖不甚多，但這些墓主原始生平資料和其本人親歷記錄，卻十分生動詳實，為宗羲作品增色不少。

儘管宗羲蒐羅的南明史料甚夥，然被他認定傳信可用的卻不多，他嘗言：

桑海之交，紀事之書雜出，或傳聞之誤，或愛憎之口，多非事實。以余所見，惟《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庶幾與鄧光薦之《填海錄》可考信不誣。

宗羲審核標準甚高，眾多明亡及南明紀事史籍中，他認為只有屈屈《甲申傳信錄》、《所知錄》、《劫灰錄》三部是「可考信不誣」，此三書後也成為宗羲南明史著的主要參引史源。此外，全祖望曾指出《行朝錄》疏略之處，「當以《所知錄》、《也是錄》諸書對之」，可見祖望已發現《也是錄》亦係《行朝錄》之重要史源。不過，祖望此處卻未提《劫灰錄》，他題跋清初諸南明逸史時，也未論及是書，或許他從未得閱《劫灰錄》一書。

宗羲的史學方面著作，除學術史、人物傳記、史評等專史雜著外，真正全面性的斷代史，只有寫成南明史。至於他的南明史著也僅以政治史為主，此乃傳統中國史學之特色，不能以專史視之。因此宗羲的史學，實際上當以他的南明史作品為代表。嚴格而言，他的南明史著僅《弘光實錄鈔》和《行朝錄》兩部，分別涵蓋了弘光、隆武、紹武、魯監國、永曆諸政權，編年敍事，首尾完具。《海外慟哭記》一編，雖亦採編年體，記載宗羲在魯監國政權內任官時的目見耳聞，但其中菁華已納入《行朝錄》〈魯王監國〉一卷，應可視為《行朝錄》之史源，無須當作另一史籍觀之。

宗羲在《弘光實錄鈔》的序言中說：

寒夜鼠嚙架上，發燭照之，則弘光時邸報，臣畜之以為史料者也。……取一代排比而纂之，證以故所聞見，十日得書四卷，名之曰：《弘光實錄鈔》。……國史既亡，則野史即國史也。……古藏室史臣黃宗羲識，時戊戌（1658）冬十月甲子朔。

可知該書是以弘光朝邸報為骨幹史源。明代邸報絕大部分內容都是抄錄群臣的奏疏，以及皇帝批示的旨意。邸報本身堪稱客觀公正史料，但宗羲除「排比而纂之」外，還「證以故所見聞」。換言之，他以自身的理解，來主導採擇邸報內的奏疏和聖旨，再建構一部取代國史的野史。譬如書中崇禎十七年（1645）八月甲戌條目載：「四鎮參大學士姜曰廣、左都御史劉宗周」。但附證的史料卻僅有姜曰廣（1584~1649）辯駁四總兵指控不實一疏，讓人無法知悉四鎮參劾的具體內容，難以公正判斷孰是孰非。李清《南渡錄》記載相同事件，便附有四鎮公疏，可見當時邸報確有收錄此疏，只是宗羲不欲予立場偏馬士英之四鎮公平對話之機會而已。

阮大鋮在弘光朝位高權重，《弘光實錄鈔》無可避免的數度提到大鋮。然宗羲因人廢言，均未引錄其奏疏。《南渡錄》便採錄大鋮〈防剿聯絡形勢疏〉，李清並稱：「疏上，人服其明」。即連亦持「東林」立場的文秉，也在《甲乙事案》中，收錄大鋮〈孤忠被陷之繇疏〉、〈陛辭疏〉、〈不忠不孝大逆元凶疏〉等奏疏原文，以呈現大鋮的議論主張。宗羲既欲撰野史取代國史，本應均衡採用邸報史料，但他每值門戶議題，便取捨失衡，恐使讀者無法做出超然獨立之判斷，淪為「東林」一黨信徒而不自知。現代學者朱希祖（1879~1944）跋《弘光實錄鈔》云：「余於南明史事，凡關於東林復社中人所撰者，必當推查至隱，不敢輕於置信」，適點出該書之盲點。

除邸報為骨幹史料外，《弘光實錄鈔》尚有引錢士馨的《甲申傳信錄》為次要史源。邸報以抄錄每日奏疏為主，不附人物傳記，所以當宗羲撰至崇禎十七年八月癸未，弘光帝恤北變死節諸臣條目時，為表彰氣節，乃替諸忠分別立傳，尤其強調其死事之慘烈，以輔教化。宗羲十日之間倉促完成《弘光實錄鈔》，無暇細考諸忠事跡，乃根據《甲申傳信錄》卷三〈大行驂乘〉，略加改動，寫成諸忠列傳，其間變易轉化的斧鑿痕跡，相當明顯。錢士馨，浙江平湖人，明末貢生。崇禎十七年三月北京失陷前後，士馨適在北京，其間一度避難城郊，旋於四月十六日復入京師。他在〈甲申傳信錄序〉言：

丙戌（1846）冬，客從江南攜甲申事來，……凡十餘家，猥繁不倫，異端叢出，一時簡策無折衷。余於是博蒐見聞，勤咨與難諸賢，講求實錄。刊訛謬、芟蕪穢，補闕遺漏，分為十篇。自丁亥（1647）至癸巳（1653）之秋，更七載而後勒為一書，名之曰《傳信錄》。

士馨苦心孤詣，力求傳信，歷七年始撰成是書。與修《明史》的朱彝尊（1629~1709），亦稱是書「頗不失實」。宗羲擷取此書有關諸忠死難記述入《弘光實錄鈔》，可謂有識。

宗羲既志在褒獎忠節，激濁揚清，因而改寫之際，便不無渲染潤色之處。如《甲申傳信錄》記范景文死事道：「聞賊已入宮，……步至夾巷後，投井死，井在龍泉菴之南首」。情節單純，但殉死地點精確。《弘光實錄鈔》則記曰：「賊至，景文憂憤不食。城陷自縊，家人救之，復賦詩二首，冠帶投井」。雖投井死因不變，可是殉節過程曲折，絕食、自縊、投井三度求死，顯示景文死意堅決，且最終猶冠帶整齊，賦詩盡禮而亡。

又如《甲申傳信錄》載許直（1643進士）於「城陷……遙拜君父訖，作詩六章。……書畢，命僕取麻練作繯自縊」。《弘光實錄鈔》則改書為：「叩頭君父，作絕命詩，使奴入室取繩環之。奴手戰不能，直揮之，自縊」。加工後的尋死歷程，許直死意更堅決，奴僕手戰描述，也可鋪陳生動的臨場感。惟轉手史料史實部分不可能增益，加添過多的文學想像和戲劇效果，只會稀釋既有的史學價值。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明清之際的史家與明史學》，遠流出版、中大出版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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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吳振漢

本書超越清代官修《明史》框架，上溯明末清初史家對明代史的建構與論述，拓展微觀檢視和宏觀評價明史學的視野。書中取擇八位具代表性史家，一一探析他們著史的真知灼見和偏見盲點，進而提出釐清史實和均衡史論的建議。

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