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台灣成為一個更安全的社會，我們必須讓監所內能發生些好事

文：方潔

沒有人知道，為什麼每次受欺負時，李文卿總選擇隱忍不語。

48歲的李文卿，在2013年3月26日，因侵占罪而到台北監獄服刑。他原本必須服刑1年2個月，然而不滿一個月，帶著全身瘀青的李文卿便於4月14日被送往醫院急救，兩天後因高血壓性顱內出血過世。（相關新聞請見此）

李文卿患有高血壓、心臟病等慢性疾病。左腳因蜂窩性組織炎而有嚴重靜脈曲張。但在入監服刑的健康檢查，被判定尚未達到監獄行刑法第11條的第一項中第1款，罹患因執行而有喪生之虞的疾病，也未符合同條項第4款不能自理生活的情形，所以仍須入獄服刑。李文卿被收容於患病受刑人所住的病舍，每天都必須至衛生科接受診療。

4月3日，李文卿所在的牢房增加了一名背了毒品、偽證、誣告，及強制性交等重罪的受刑人劉兆弘。自此，李文卿就持續遭劉兆弘毆打和欺負。從揮拳恫嚇，言語辱罵，演變為其頭及胸腹等部位拳打腳踢，甚至潑尿侮辱。劉兆弘事後表示，是因對方懶惰，從不做清潔工作，所以偶爾對其動手。李文卿總是隱忍面對，劉兆弘的攻擊手段也就愈發激烈。

4月9日，劉兆弘拿筆刺傷李文卿右腳，造成患有蜂窩性組織炎的李文卿血流不止，被緊急送往醫院縫合。當天下午和兩天後晚上，李文卿仍出現血流不止，需要醫師緊急處理的情形。

在不定時的暴力攻擊以及心理威脅下，李文卿於4月14日清晨發生嘔吐和呼吸困難的情形，經檢查發現腦出血，且胸腹部出現大片瘀血。兩日後，李文卿於醫院內過世。

拜台北監獄24小時監看的錄影設備之賜，劉兆弘傷害行為證據確鑿。然而，所方皆未因此及時發現劉兆弘的攻擊行為。監所未即時發現，與劉兆弘刻意挑選管理員執行其他勤務時進行傷害行為有關，但令人難過的，李文卿一直不願也不敢向監所求救。

李文卿從來沒有使用申訴鈴，也沒有向其他兩位同房受刑人訴苦或請求幫忙。兩名室友也在劉兆弘以自己具幫派身分要脅，而選擇視而不見。

監所管理員曾因數次聽到巨大聲響而來查看，李文卿總表示是自己不小心跌倒。管理員也就當真，以為這個不懂得好好照顧自己的受刑人又傻傻摔倒了。即使每天下午，李文卿都有機會離開所住舍房看診，但無論是醫生或管理員問起有無需要協助之事，李文卿總回答沒有，傷口的成因也總是意外跌倒。

李文卿的沉默隱忍，顯示了監所戒護機制的失靈。監所不但沒有達到最初的目的：教化受刑人並使其成功社會復歸，甚至連國民的人身安全都無法確保。

但若稍微了解台灣監所狀況，便會發覺難以將這場悲劇歸結為第一線監所管理員的輕率疏失。台灣監所管理員於收容人1：14.1的比例本就遠高於其他國家，實際上又因借調、輪休等原因，造成工廠執勤時管理100名收容人，夜間或假日輪值一人管理200人的情形不在少數。（註一）

監所確實彌漫著受恐懼主宰的氣氛。監所是一個將擁有不同背景、問題的人們關押在密閉空間的場域。有著各自的失調、精神問題的受刑人們必須學習生活在一起。在這樣的狀態下，受刑人間不存在如同一般社會的結構體制，而監所管理規則也不足以形塑受刑人間的交流模式，一種原始且暴力的監所文化產生，而受刑人必須適應這種生存環境。

恐懼是造成這樣環境的最主要因素，受刑人恐懼握有宰制自己權力的管理階級，也恐懼其他受刑人。弱肉強食的監獄文化，若非實地身處於其中，即使作為時時監看的管理員，也難以察覺。（註二）

台灣監獄的超收，以及監所管理員並未因應收容人數擴編，甚至最常作為其他部門的人力借調，更是加重了控制這種負面文化的困難。

也許，李文卿就是這樣的環境下徬徨無助，不知道能夠相信誰，只好一切息事寧人，忍氣吞聲。

如果監所連受刑人的人身安全都無法確保，受刑人必須提心吊膽度過鐵窗生涯，並適應與一般法治社會不同的原始社會，如何期待他們能夠接受教化，順利社會復歸？或者，監所原本被期待的功能早就被消極地放棄了？

為了改善這樣的監所文化，應立即檢討刑事政策，改善超收的現象（例如今年二月，高雄監獄挾持事件的六名受刑人一再強調的，對三振法案的檢討），以及儘速改善監所管理資源的缺乏（戒護人力短缺也造成第一線管理人員執勤的人身安危）。

此外，若要真正改善前述負面的監所文化，一切處遇必須緊扣教化及社會復歸。給予受刑人與一般公民無異的尊重。受刑人除了自由被限制外，其他基本權利，若非監所管理必要，不應被剝奪。

但願台灣不再需要以如此代價，才願將眼光移到社會最陰暗的角落。為了一個更安全的社會，我們必須讓監所內能發生些好事。

註一：本段所提資料，參考林文蔚，＜監所管理員的觀察：台灣監獄超收，值班別死人就是萬幸了！＞

註二：以上兩段關於監獄文化的看法，是參考英國作家歐文．詹姆斯2014年8月接受筆者採訪時所提出的觀察。訪問稿請見：歐文‧詹姆斯：監獄作家的社會復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