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凱

作為一個工人運動者，去悼祭一個資本家的死，應該是滿值得批判和說出來會被笑的事情吧。

幾年前的冬天，我剛投入工人運動的時候，自由時報創辦人林榮三過世，因為曾經得過林榮三小說獎，我收到了副刊編輯邀請悼祭的信。

我去或不去，其實沒有太大意義，也不會改變什麼。林榮三就算在天有靈，都不會在意我，更不可能讀過我投稿的小說。何況他還是個資本家，不是所有資本家都是壞人，但林榮三的負評真的太多了，炒地皮、黑金政治、賄選。幹嘛大老遠搭捷運跑去內湖，我想不到好處。

和已經在文壇頗富盛名的學長提起這件事，學長邀我同行悼祭。他說，林榮三先生辦了這個文學獎，對台灣文學、對我們，真的是件偉大的事情，培育很多人。的確，對小時候的我，不管是經濟支持或自我實現的層次，那個獎都有無與倫比的意義。

人在某個領域有多麼傑出的成就和表現，都不能掩飾他做錯的事情。功過不可能真的相抵。相同道理，一個人做錯了事情，也不應該因此全面否定他有好的地方。從內湖返程的路上，很照顧後輩的學長這樣子告訴我。

進來空服員工會工作以後，吃了《自由時報》非常多苦頭，這實在是個對工會運動很不友善的媒體，總編輯鄒景雯還曾經在毫無實證的情況下，撰文攻擊我正在實踐的工運路線是「中共同路人」，完全是仇敵作戰的姿態了。

李登輝的死，有很多朋友在緬懷、感謝他的貢獻，也有一些朋友覺得舒坦或沒甚麼了不起。讓我再度想起我曾經用別的身份，悼祭過自由時報創辦人林榮三的往事，林榮三正是動用媒體等各種資源、大力支持過李登輝的本土資本家。

不管多麼完美善良的人，死的時候，都可能有敵人或妒恨難解的人，覺得暢快和解脫。不管多麼惡劣的人，死的時候，也都可能有深愛的人，因此哀痛欲絕。兩種對立的情感，或其他更單純、更複雜的情感，所連結的事件和物質基礎，都是真實存在過的。死者為大，大到可以改變生者的思考，但終是要繼續活下去的人的一小部分。

對歷史的推進而言，要繼續活下去的人始終是更重要的。我們總是非自願地繼承了過去他人的思考和行動，不知不覺中改變了將來，很多事情或許會被權力改變歷史詮釋，但被傷害過的人跟情感，不一定會一代一代就勾銷湮滅。

功過不可能真的相抵，即使是死。即便李登輝推進了本土化運動，也不應該停止探究其對社會運動的壓制、和本土資本家間盤根錯節的關係、提拔和重用過糟糕政治人物等事情。好的事情和壞的事情，都不應該因為死，隨之消弭在大眾的視域當中。能夠嚴格檢視一個人壞的地方，也能夠寬容看待一個人好的地方，我相信那才是健康的轉型正義。

走過幾冬風雨，我一直還不知道要用甚麼樣子的尺度和標準來省察我自己，可始終沒有後悔過悼祭林榮三，很感謝學長教我的道理。我曾經認為文學不可能介入社會，所以選擇組織實踐，但現在更相信文學的意義。我們的語言和觀點，可以多麼溫柔，就應該要有多麼尖銳，反之亦然。失去了任何一端，那都只是媚俗的技術，也會失去了人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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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經周凱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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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潘柏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