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I Taiwan的使任務是通過研究和國際會議將有關基本收入的討論帶到台灣。在瞬息萬變的今日，每個台灣人都應該為未來的不確定性做好準備，並有權追求自己的夢想。
倫敦大學亞非學院教授Guy Standing認為，在疫情下討論基本收入是非常好的時機，因為政府應該讓社會上所有國民都能具有「韌性」：假若最底層的30%人民能享有經濟安全，那麼整個社會都能一同渡過難關，只要最底層的人生病了，整個社會都將被擊倒。
文：宋至晟、黃允則（台灣無條件基本收入協會）
2020年的開展似乎不是那麼順遂。新冠肺炎疫情（COVID-19）蔓延全球，數億人因而失去工作，這可能是自經濟大蕭條以後，全球經濟面臨最嚴峻的考驗。也因此，各國政府紛紛祭出多種紓困政策來挽救經濟，而在這之中，基本收入一詞又成為眾所矚目的議題。
台灣無條件基本收入協會（以下簡稱UBI Taiwan）有幸能在今（2020）年八月初以線上專訪的形式採訪英國經濟學家Guy Standing，探討疫情對全球的衝擊與各國政府的因應之道。
同時也是《寫給每個人的基本收入》一書作者的Guy Standing在此次採訪中，提到疫情之於社會的影響。他認為，此次疫情讓我們了解到，人們需要透過一種新的收入分配方式，來給予人們安全感。儘管基本收入（Basic Income）不是解決問題的萬靈丹，但仍是推動社會進步的重要元素之一（progressive vision to a great society.）。
Guy Standing作為倫敦大學亞非學院發展研究教授，以及基本收入的全球性組織（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BIEN）的創辦人，他認為隨著全球化的開展，社會中的非典型勞動者，長期處於低薪、工作不穩定的情況，這些社會上的「不穩定無產階級」對於疫情衝擊的抵抗程度尤其低落。
另外你可能聽過、看過或感同身受的一本書──《不穩定無產階級》，Guy Standing正是這本書的作者。作為相當多產的學者，他非常關注勞工經濟領域、勞工政策、社會安全網等議題，近年來更是關注不穩定無產階級的興起以及基本收入的必要性。
他始終認為，經濟安全感應是公民的權利，透過給予經濟安全感來促進社會進步價值。儘管基本收入無法給予人們完整的富足，但只有人們滿足基本的安全感以後，才有能力去長期規劃人生。
以下是Guy Standing（以下簡稱Guy）接受UBI Taiwan專訪記要，以第一人稱呈現訪談內容。
UBI Taiwan：你會如何定義無條件基本收入，它的核心概念為何？
Guy：基本收入有個非常重要的基本概念，即每個合法公民都應享有最基本的經濟權利。
這個權利保障人們能獲得維持基本尊嚴與生活保障的現金，並且是以無條件，且個人的形式給付。也就是說，不論任何種族、年齡、性別，就業或結婚與否，都不會是影響一個人是否能領取基本收入的因素。
我通常會使用基本收入而非無條件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這個詞，因為在實務上基本收入的政策很難真的涵蓋所有人。若在台灣實行基本收入的政策，可能會有一些非法移民，或是常居國外的台灣人，不會被認為是這個政策所應保障的對象。理想上，我們當然希望基本收入是人人都能享有，但在實務與政治上仍可能會有些限制。
基本收入有幾個重要的核心價值：
第一，國家應把全體國民所集體擁有的公共財富回饋給人民
這個概念又被稱為社會紅利（Social Dividend）。在現行的社會中，我們都能繼承來自過去祖先所擁有的私有財富。若以相同的概念來解釋，任何一個公民，都應有權利共同享有國家的財富。
第二，提升人的自由
基本收入透過滿足基本需求，提升經濟安全感，能使人們有擁有拒絕的權利，以及反抗權力壓迫的權利，進而獲得更多自由。尤其是在社會中相對弱勢的族群。
舉例來說，在現今的社會中，大部分女性仍然處於較弱勢的地位。在過去許多基本收入試點計劃中都能發現，基本收入能協助女性脫離不良的家庭關係（如：家暴），因為基本收入能保障她們離開這些關係後，仍有能力可以獨立生活。
第三，提供最基本的安全需求
「安全感」是每個人都需要的基本需求。有研究指出，當人在經濟不安全的狀況下，會造成人的智商衰退，使人的理性思考、策略規劃、與人相處等能力都受到嚴重的影響。
近期由於疫情的衝擊，不論是個人、家庭或是社會都變得脆弱，安全感的重要性就更被凸顯，這也是我們在疫情期間學到非常重要的一課。
也因此，我認為我們需要基本收入制度來面對未來的世界。它或許不是解決所有社會問題的萬靈丹，但絕對是一個進步社會中所需包含的重要元素之一。
Photo Credit: 中央社
UBI Taiwan：在疫情期間，台灣社會也有許多因應疫情的政策討論。目前台灣所採取的政策是以振興券的方式提升民眾消費；另外，現金的紓困則是針對特定的對象（如：計程車司機），以確保政府的預算提供給真正需要的人。你對台灣的因應政策有何看法？
Guy：我非常反對使用任何形式的消費券（voucher，包含振興券、現金券等），因為這限制了人們的自由。
採用這種消費券政策的政府或政治人物認為，他們瞭解所有人民的需求，以及想控制人民如何使用金錢。這種做法不同於可以自由使用的現金，使人民只能依照政府的規則，在受限制的範圍內使用這些消費券。同時，要建立一個消費券系統的行政成本是非常高昂的，而且在過程中非常有可能產生貪污舞弊的問題。
現金紓困政策的部分，我也反對只將現金補助提供給特定的族群。不論是在制度面如身份認定上的問題，以及政策制定層面上究竟應納入哪些組群作為紓困對象，都是非常複雜難解的問題。
以計程車司機為例，我們要如何定義一個人符合計程車司機的紓困標準？若是一位家庭主婦三天在家照顧家人，只有兩天在外執業工作，她算是計程車司機嗎？她能領取現金紓困嗎？
更進一步的問題是，難道只有計程車司機需要補助嗎？例如護理師、清潔人員等在疫情期間同樣深陷危險工作環境的職業，難道就不應獲得補助？這樣的問題，也同樣會發生在針對貧窮人口的紓困政策上，使弱勢族群陷入「貧窮陷阱」而無法脫離貧窮。
因此我認為，比起透過繁雜的制度與審核程序找出需要協助的對象，不如直接提供台灣所有合法公民一筆基本收入，並調整稅制讓富人不會因此更加富有，會是更有效益的解決方案。
Photo Credit: 中央社
UBI Taiwan：疫情造成全球性的影響，也看到許多國家實施緊急紓困的相關政策，你會怎麼評價歐美各國的紓困政策？
Guy：我們可以看到，尤其是美國社會，他們處在不斷儲備必需物資的緊張狀態。在疫情大流行之前，有許多人已然生活在不穩定的債務邊緣，在龐大的經濟壓力下產生了放棄和輕生的念頭。
我們也發現疫情爆發後，失業者和無家者的人數大幅增加，人們變得極度仰賴食物銀行、施食處（soup kitchens）等慈善機構來維持生計。但這些人卻悄無聲息地被排除於政府的恢復計劃之外，得不到任何應有的幫助。
不該是這樣的，那些龐大的慈善機構，是寄託於個別人士的慷慨和金錢的前提下運作。但是，它破壞了社會，更破壞了團結。慈善國家的形成是整體社會責任的失落，讓大部分的人都失去了尊嚴。
另外，就我觀察，目前各國的紓困政策普遍存在著一些問題，例如要求審查程序和額外發行救助券，導致行政成本過高；還有請領條件過於嚴格，使需要真正幫助的民眾無法得到協助；以及產生福利依賴現象，連帶降低了請領者的工作動機等等，造成這群在疫情之前就沒有穩定工作和健康保險的「殆危階級」（precariat），無法獲得工資補助和基本的健康保障。
我相信，人民真正需要的是重新分配所得的體制，但目前看到的紓困政策做不到制度上根本的改變。這些方案想讓社會、個人「恢復」到疫情之前，但就如同我剛剛所說的，社會上存在某些群體，早已處於不穩定勞動與經濟的懸崖邊緣，歐美各國的紓困政策無法真正挽救他們的生活。
事實上，歐美各國提出的紓困政策足以實施基本收入了。我會認為，這波疫情應該可以是人們嘗試基本收入政策很好的起點。
Photo Credit: Reuters / 達志影像
UBI Taiwan：許多媒體都表示西班牙成為第一個通過基本收入的歐洲國家，你怎麼看待西班牙國會近期通過的政策？
Guy：雖然媒體都用基本收入來稱呼這個政策，它也確實為西班牙的貧困人口帶來不少幫助，但很可惜地，它並不是基本收入。這個政策依然有規範請領的條件，並以去年的家庭總收入作為是否屬於貧窮家庭的衡量標準。在西班牙受疫情影響如此嚴重的情況下，社交與商業活動多被封鎖，許多「今年」因疫情陷入經濟困境的家庭，並無法受益於近期通過的政策，將顯得非常脆弱。
UBI Taiwan：台灣人崇尚勤儉美德，因此我們在倡議時經常聽到「不勞而獲」、「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等質疑，你會如何回應類似的說法？
Guy：首先我想強調，這樣主張的人，邏輯上應該也要主張廢除繼承和遺產的概念，但往往沒有。
回到正題，我們可以將基本收入解釋為一種社會遺產，對往後社會的福祉給予貢獻。即便像Milton Friedman這樣堅定的右翼經濟學家，也明白在市場經濟之下，每個人都必須具有一定程度的安全感，個人決策才能變得理性，並使整體社會能做出好的選擇。另一方面，不少心理學家也指出，經濟的匱乏將改變我們的心理狀態，使人們失去控制情緒的能力，甚至降低認知能力和智商。
UBI Taiwan：在疫情期間，協會提出了緊急現金方案，並積極拜訪各黨政要。你有非常豐富的國際推廣經驗，在政策推動上，是否可以給台灣的倡議者和支持者一些建議？
Guy：我認為在這個時機點去討論基本收入，是非常強而有力的。在一般的情況下，問題難被凸顯，大部分的政治人物只願意私下表態。他們不願意引領，只樂於追隨（They don't lead. They follow.）
在論述上，應該要求政府讓社會上所有國民都能具有「韌性」（resilience）。這件事在疫情期間尤其重要，假若最底層的30%人民能享有經濟安全，那麼整個社會都能一同渡過難關；反之，幫助最頂端的階級是沒用的，只要最底層的人生病了，整個社會都將被擊倒。
Photo Credit: 中央社
因此，我們應該強調社會團結、社群連結，並賦予人們韌性去克服各自生活的困難和挑戰，特別是在經濟層面受到嚴峻威脅的時機，這是非常有說服力的。
我也鼓勵要多與年輕的受教育者溝通，這群人大部分是不穩定無產階級的一員，對於經濟匱乏的無力感受最為深刻。他們也普遍對公共政策的討論抱持著開放的態度，相信這群年輕人可以同感現今社會種種的不友善，他們將會是改革的驅動力。
最後，從我這四十多年來致力於這個議題的經驗告訴各位：改變很艱難，但不要為此感到孤單或沮喪，我們沒有理由憤世嫉俗或認輸，相信未來很快就會看到真正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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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丁肇九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