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立樵

兩伊的革命之路

二十世紀的伊拉克與伊朗共同面對了許多外來壓力，也都因為這些壓力而引發革命事件。兩伊在三○年代結盟，卻不代表他們有機會決定自身的命運。英國的壓迫仍如影隨形，而二戰後美國勢力滲透西亞，兩伊都被迫與美國站在反共陣線。隨後，伊拉克與伊朗分別爆發革命，新政府雙雙走上抵抗西方的道路。但在西方勢力仍較為強盛的情況下，抵抗西方就是破壞世界和平的罪魁禍首，怎麼做都是「政治不正確」。

進入三○年代的西亞。伊拉克雖然於一九三二年脫離英國控制，也加入國際聯盟，但英國仍擁有軍事影響力。同時，伊朗繼一九○一年對英國簽署的石油利權後，於一九三三年與英國簽署新的石油協議，除了伊朗可收取較多利潤外，也限縮了英國開採石油的面積，但英國仍享有六十年的開採期。看似英國仍舊把持權勢，但兩伊並非軟弱無力，而是此時在西亞僅有英國這個強權可以交涉，若完全排除英國，反而失去對外發展的機會。

在一九三九年二戰爆發之前，義大利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與德國希特勒已對歐洲局勢造成莫大的影響。戰爭爆發後，法國於一九四○年六月亡於德國，一戰以來國際聯盟委任託管給法國的敘利亞與黎巴嫩也就落入德國的控制，德國還呼籲受英法宰制的阿拉伯世界一同對抗西方國家。

一九八九年美國電影《聖戰奇兵》（Indiana Jones and the Last Crusade）的劇情設定在二戰期間，主角與德軍在哈塔伊（Hatay，今日土耳其與敘利亞交界）爭奪聖杯（Holy Grail），便反映出這段德國勢力深入西亞的歷史背景。此時伊拉克欲與德國靠攏，英國當然不樂見，一九四一年五月出兵占領伊拉克，便是要切斷當地與德國的聯繫。

同一時間，伊朗也有著類似命運。一九四一年，英俄都曾要求過巴勒維國王驅離伊朗境內的德國顧問，但巴勒維以伊朗是中立國為由拒絕接受。對英蘇而言，伊朗的態度有破壞英蘇利益的可能性，遂於一九四一年八月出兵占領伊朗。這段時間舉行的德黑蘭會議（Tehran Conference），便是西方強權像小狗撒尿般在伊朗占地盤時留下的痕跡。戰爭結束後，駐紮在伊朗亞塞拜然的蘇俄軍隊不願撤軍，甚至支持當地人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欲脫離德黑蘭政府管轄，致使伊朗政府將這起糾紛告上聯合國。這讓伊朗沒有與蘇俄靠攏的可能性。

二戰結束後，美蘇冷戰立即上演，兩伊自然歸屬於英美陣營。五○年代之際，美國瀰漫在艾森豪總統時期強烈的反共心態，遂加強對共產勢力的圍堵。一九五五年成立中部公約組織，伊朗與伊拉克都是成員之一，總部就設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

然而，伊拉克的反英情緒未曾停止，掌權的哈希姆家族也被視為是英國的走狗，而此時敘利亞與埃及結合為反西方帝國主義的聯盟，再加上一九五六年的蘇伊士運河戰爭讓埃及總統納賽爾聲名大噪，伊拉克的軍方、反英、支持納賽爾勢力受到鼓舞，便於一九五八年推翻哈希姆王室，建立伊拉克共和國（Republic of Iraq），隔年退出中部公約組織。往後蘇俄的勢力進入伊拉克，讓伊朗感到緊張，兩伊對阿拉伯河航道劃分的糾紛又再度浮現。

此時的伊朗仍是中部公約組織的成員國，在六○、七○年代更加是美國的西亞盟友，尤其是石油利益合作。美國在西亞的「雙柱政策」（Twin Pillars Policy）就是以伊朗與沙烏地這兩個產油國為主角。美國總統卡特在一九七七年還稱伊朗為西亞的「穩定之島」（Island of Stability），畢竟相較於六○年代以降阿拉伯國家與以色列的戰爭，還有一九七三年起沙烏地用「石油武器」對付美國與西方世界，伊朗在美國眼裡是和善且穩定的西亞國家。

問題在於，伊朗的發展也深受西方的影響，無論是敵對或友好，都會形成一定程度的壓力，也會累積不滿情緒。像是美國的經濟資助固然有助於伊朗的發展，會有不少支持美國的伊朗人，但也有反對勢力批判巴勒維國王的友美立場。一九七九年伊朗爆發革命，雖然事件的本質並非是反美而起，但這股情緒卻在宗教人士何梅尼掌握政權後突顯出來。

我們可以從兩伊的革命思考幾件事情。首先，遭到推翻的伊拉克哈希姆王室及伊朗巴勒維王室，難道都是完全不懂爭取權益的西方走狗？難道都是不懂國內國外局勢的蠢蛋？他們「親西方」、「親美」的立場，其實是時局所然，任何人處於那個情境，也會做出一樣的事。

此外，一九五八年伊拉克革命與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都不受同時代以美國為首的主流國際社會所肯定。若觀察兩伊的歷史發展，他們既受過西方壓迫，也曾淪為列強的占領地；那個自一戰以來的威爾遜「民族自決」理想，對西亞或其他受西方壓迫的國家來說，更是最可惡至極的一種詐騙話術。這是一種長時間累積下來的反抗力量。仔細考量這點就能理解，為何兩伊的革命在不同時間點爆發，但結果卻如此相似，如此地「政治不正確」。

三位一體的兩伊與美國

八○年代，伊朗與伊拉克爆發了長達八年的戰爭。這場戰爭集結了不同因素，像是鄂圖曼與伊朗的邊界問題，還包括二十世紀美國這名西亞「新警察」的企圖，例如對伊朗的關係變化、對波斯灣石油利益的關切，最後這些更構成了二○○三年美國攻打伊拉克的原因。兩伊與美國三位一體，難以切割。

鄂圖曼與伊朗的邊界問題自十六世紀就存在了。十九世紀伊朗的卡加王朝曾與鄂圖曼達成協議，但後續英俄兩國介入後畫出的邊界，伊鄂從來沒有承認過。鄂圖曼瓦解後，邊界問題成為伊拉克這個新興國家與伊朗的問題。雖然兩伊多次交涉，但結果總因某一方改朝換代而出現變局。

一九七五年兩伊簽署《阿爾及爾條約》（Algeria Agreement of 1975），要再次處理邊界糾葛，簽署這份條約者是伊拉克政府代表薩達姆與伊朗國王巴勒維。然而不久後，一九七九年二月伊朗發生革命，巴勒維國王退出歷史舞台，薩達姆在同年七月擔任伊拉克總統。這場伊朗革命讓兩伊邊界問題再添變數，最終導致一九八○年九月的兩伊戰爭。

有些學者解釋，兩伊戰爭是阿拉伯人（伊拉克）對抗伊朗人（伊朗）、遜尼派（伊拉克）對抗什葉派（伊朗），但並非如此。發生於八○年代的兩伊戰爭，背後反映出的是自鄂圖曼時期就未能解決的邊界問題，人種及宗教的衝突只是事件的外貌而已。

另外，美國在二戰後開始介入西亞，包括兩伊戰爭及其後續發展，美國都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以一九七九年伊朗革命來說，固然這不是一場反美革命，但最終由反美的何梅尼掌權是不爭的事實，且在同年十一月還爆發德黑蘭的美國人質事件，美伊關係急速惡化。何梅尼政府讓美國錯愕，連人質都不知道該如何救回來，甚至讓卡特總統在一九八○年競選連任失敗。一九八○年兩伊開戰，美國自然是支持伊拉克那一方。即使一九八九年何梅尼去世，隨後的精神領導人哈梅內意也沒做什麼事，甚至幾任伊朗總統都想告訴世人「我們是好人」，至今也改變不了主流輿論強加給他們的妖魔化形象。

不過，在兩伊戰爭之中，美國也玩弄兩面手法，拉攏可能的合作勢力。舉例來說，當時美國同時在處理中美洲動盪，深怕部分國家例如尼加拉瓜（Nicaragua）左傾，因此意圖金援尼加拉瓜的游擊隊（Contras）顛覆政府。雷根政府想到的是賣武器給伊朗，以降低伊朗對美的敵意，讓伊朗協助解決黎巴嫩美國人質的問題，還能把伊朗購買武器的錢轉給尼加拉瓜游擊隊。

剛好伊朗內部也有些人不願與美國交惡，遂有私下跟美方購買武器的計畫。隔年這件橫跨美洲與西亞的醜事曝光，稱為「伊朗門事件」（Iran-Contra Affair），Contra為西班牙文，指那些「反革命」（counter-revolution）的游擊隊。這讓雷根政府臉色無光，伊朗何梅尼政府也懲處相關交涉人士。美國影星湯姆克魯斯（Tom Cruise）二○一八年上映的電影《美國製造》（American Made），就是改編自這個歷史背景。

美國與伊拉克雖然在兩伊戰爭中成為親密戰友，但兩伊戰爭結束後，情況立即改變，這跟伊拉克與科威特的複雜關係至為相關。十九世紀英國與科威特酋長關係密切，英國也認定科威特獨立於鄂圖曼之外，但一戰後建立的伊拉克一再強調科威特為其領土的一部分。此後伊拉克不斷有收復失土的企圖，在科威特於一九六一年獨立、七○年代英國正式退出波斯灣之後，更增強了伊拉克取回科威特的決心。

兩伊戰爭之際，阿拉伯國家借款給伊拉克，科威特是其中一國。戰後在伊拉克難以償還債務的窘困情況下，再搭配「收復失土」的企圖，科威特就順理成章成了伊拉克的攻擊對象，一九九○年八月開啟新一波的波斯灣戰爭。此時美國由老布希擔任總統，而布希家族擁有龐大的石油企業，薩達姆讓波斯灣動盪，就是擋了布希的財路。因此，伊拉克在此次戰爭反成了美國的敵人，此後薩達姆也就成了眾矢之的，主流輿論說他屠殺庫德族、鎮壓什葉派……總之，站在美國的對立面就是死無葬身之地。

老布希只做了一任總統，而蘇俄在一九九一年解體，美國成了全球唯一的霸權，這讓一九九三年擔任總統的柯林頓，就算再怎麼被彈劾、再怎麼跟助理做些檯面下不可告人的事情，形象也不會太受影響。兩伊就這樣在國際社會中維持邪惡的形象。若維持也就算了，偏偏在二○○一年，老布希的兒子小布希就任總統後，局勢又大為改變。二○○三年，小布希強調伊拉克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要以民主解放伊拉克人民，便突然進攻伊拉克，並於二○○六年處死薩達姆。小布希這麼一打，或許解決了布希家族與薩達姆之間的石油問題，但輿論指出，二○一四年以來弄得西亞甚至歐洲天翻地覆的伊斯蘭國，就是二○○三年美伊戰爭時打出來的。

此後，伊拉克的什葉派勢力逐漸在政治中抬頭，其中不少人在八○年代曾經受過伊朗何梅尼政府的協助對抗薩達姆政府。乍看之下，教派相同是伊朗政府支持這些伊拉克什葉派勢力的因素，然而政治立場，例如反薩達姆、反美國，才最為重要。再者，也不是所有伊拉克的什葉派勢力都想與伊朗合作，在二○一八年大選中勝出的，就是頗敵對伊朗的什葉派人士摩格塔達薩德爾（Moqtada al-Sadr）。往後伊朗、伊拉克、美國的關係會如三位一體般相互牽連嗎？這或許需要等待下個世代的答案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縱觀百年西亞：從阿以衝突、庫德族到伊朗核協議，歷史糾葛與當代議題》，臺灣商務出版

作者：陳立樵

西亞——現代治理的挫敗處，大國博弈的焦點處，各種主義教條的競逐處

100年前，鄂圖曼帝國解體，西方列強進駐劃界，
自此開啟西亞地區百年來不斷動盪的歷史。
100年間，有新的國家誕生，有舊的國家支離破碎；
100年間，有人找不到家鄉，也有人被迫離開家鄉。

我們不該再用去脈絡化的西方主流眼光看待中東。
建構西亞視角，回顧歷史，才能釐清衝突根源，通盤理解局勢！

不談厚重歷史，不談刻板偏見
一部寫給所有人的西亞當代史

今日西亞地區的諸多問題，例如伊斯蘭國、葉門內戰，巴勒斯坦問題，伊朗與美國交惡等等，都可以從近代歷史中找到其根源。近代西方強權正處強盛之際，在西亞地區瓜分土地與競爭勢力範圍，而當地人的抵抗不斷被西方政治打壓、經濟制裁，甚至是主流輿論的妖魔化，受盡各方面的霸凌，一旦有所反擊，又被批評為恐怖分子。然而，強權的壓力令西亞國家喘不過氣，甚至家破人亡，不也是種恐怖行動？

本書試圖闡釋上述問題，亦即今日西亞的局勢，並非只是阿拉伯人、庫德族人、猶太人、伊朗人、土耳其人的族群問題，也不是伊斯蘭遜尼派與什葉派對立的問題，畢竟世界各地族群與信仰都有差異，但差異不等於會有無盡的敵對與衝突。人們應該釐清自近代以來西亞的歷史脈絡，還有其區域及國際間的複雜關係，才能對今日局勢有較為客觀與深入的理解。

對於發展同樣坎坷、同樣在這一百年間追求穩定的東亞，位處關鍵地位的台灣，更應互為參照，走出屬於自己的路。

Photo Credit: 臺灣商務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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