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流斗霸》：那些「滅社」的口述記憶，隨著mama瓦旦的去世，消散在憂鬱的角板山的天空

文：高俊宏

憂鬱的角板山

老一輩人說國民政府比日本人還殘忍。剛光復的時候，很多人想要回去大豹社，以前也都是祖先經營的嘛！但是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事件），泰雅族中比較聰明的、主張土地正義的都被抓走，現在都不敢主張了。像我的孩子都不曉得自己是從哪裡來的，（歷史的失傳）受到二二八的影響很大，怕被抓，後代都被列入黑名單。二二八到白色恐怖之後，只要有讀過書的就全部打壓，要不抓起來，這個陰影還有在，未來還是靠下一代了，我們這一代很少有意見了。

在霞雲里之外，角板山（payasan）是另一個大豹社後裔聚居的地方。他們有著另一段哀傷的故事，裡面不但埋藏著前人滅社的記憶，更有著白色恐怖所留下的刻痕。

2018年某個寧靜晨曦，角板山的人們像以往一般默默地忙碌著，準備迎接一整天海量觀光客的到來。自從新的溪口吊橋「通橋」以後，這陣子的觀光客數量突然暴增。遊客可以從角板山直接跨過優美碧綠的石門水庫，通往對岸的下溪口部落。事實上，以前就有一條舊的吊橋聯絡兩岸。那時的舊橋也聯繫著下溪口台與角板山之間的大豹人。

那天，我們在角板山加油站旁邊的多蜜・堂嘎（林富美）家裡，架起三腳架，準備拍攝與採訪。yata多密是堂嘎・瓦旦的女兒，也就是日本所記載的大豹社領袖瓦旦・燮促的孫女。1923年，父親堂嘎帶領部分大豹社後裔離開原大豹社的故土，前往下溪口台開墾。今日的下溪口還遺留有一塊「溪口台開圳紀念碑」，同樣是由高本三郎所提款，然而這塊石碑，實質上紀念的卻是堂嘎・瓦旦帶領族人胼手胝足、開鑿水圳的過程。

溪口台的水圳於大正15年12月開工（1926），在奎輝溪的中游設立取水口。水圳幹線總長一里卅町卅間，支線五町八間。灌溉大豹社（下溪口）47戶，以及拉號社（上溪口）27戶之水田。整個開圳的過程相當艱辛，前後動員7600人次才完成開鑿。完工了以後，溪口台的「堂嘎・瓦旦」等同於部落文明的象徵。那天在角板山訪問女兒多蜜時，她以激動的口吻說著：

當時，爸爸帶領族人在下溪口台開水圳，在戮力合作之下，以當時的日本警察都不相信的時間蓋好。在父親的帶領下，那時候的部落（按：下溪口部落）非常整潔，生活秩序非常好，遵循不喝酒、不偷東西、不打老婆等三大紀律。部落的人都敬重他，記得有一次我跟父親一起下山，一位族人在遠遠的山路另一端出現，可是倏忽之間一個不留神，那位族人就不見了，很可能是懾於父親的威嚴而躲到一旁的草叢裡。但是，我爸爸小時候因為家貧，常常肚子餓到在地上打滾……

談到父親兒時貧困的情景，多蜜不禁眼眶泛淚地說：「哎呀，說這個幹嘛！」言談中交錯著驕傲與不忍。如前所述，在大豹社事件之後，日方為了擔心大豹群死灰復燃，特別將其遷往與之曾經有過歷史衝突的金納基社（Kinajii）居住的下溪口台地，三面臨河，背靠敵意部落，運用「以蕃制蕃」以及地理上的孤絕，來防範大豹群。此外，日方還特別在部落上方設置了高壓電網，煞費苦心地慎防著大豹群後裔的反抗。堂嘎就是在這樣艱困的條件下，帶領族人在絕地一般的下溪口台自力更生。

這些往事，讓yata多蜜掩不住心中長期的壓抑，她認為父親在日本殖民體制下，帶領族人奮發努力的事蹟，應該受到更多歷史研究的重視。後來，她給我看一張照片，穿著傳統服飾的堂嘎・瓦旦與他的哥哥——穿著西裝皮鞋的樂信・瓦旦拍攝於角板山。兩位都是瓦旦・燮促的兒子。一位留在部落打拼，一位在總督府體制下學醫，兩位都為自己的族群奠定了不同程度的影響。那張照片可以說完整見證了當時的原住民邁向「現代化」的混合樣貌，也是大豹群後裔在隘勇線戰爭以後，面對文明衝擊的顯影。

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出版

mama瓦旦的「叛亂案」

Utux在Tayal（泰雅）的話裡代表看不見的力量，也就是神、真理、自然；Utux smpun就是真理的裁決。年輕人要有追求真理的熱情，爭取族群平等的地位和權益，理性地掌握自己的命運。當年我們為了這個夢想受到決定性的打擊，是否將來能夠出現讓不同族群共榮共存的政治制度，我想還是要繼續努力吧！

——瓦旦・堂嘎（林昭明）

如果說日本殖民體系下，大豹群的慘痛經歷是「滅社」，樂信・瓦旦所承受的是日本與國民黨政權交替下的時代悲劇，那麼，多蜜的哥哥瓦旦・堂嘎（林昭明）的一生，更呈現出了大豹人所經歷的白色恐怖的悲劇。

2018年12月30日，角板山的街道一如往常地熱絡，警察在那條唯一的商業大道入口處放置了橘色的三角樁，控制人流的進出。上頭的廣場上正在舉辦「戰鬥體驗營」，一群高中生模樣的年輕男女穿著鬆垮的迷彩服，慵懶地或蹲或坐在廣場，聽取領隊的訓斥。緊鄰著的復興亭，過去曾經是一柱擎天的「佐久間總督追懷紀念碑」，戰後被新的政權撂倒了，而一旁的巨大老樟樹還在，沉默地見證了山上的政權輪替。那一天，角板山形象商圈如常地繁華。街區上唯一的幹道中正路，兩旁店家門口依然堆滿了香菇、木耳、七葉膽與拉拉山水蜜桃，但是遠處卻可以聽見不尋常的天主教彌撒聲，那是原住民運動先行者林昭明老先生，mama瓦旦的喪禮。

喪禮的現場，親戚後代大多出席了，復興區一帶的泰雅友人也來了不少。站在更遠的一群人，由於不是原住民的臉孔，特別引人注意。那是戒嚴時期政治受難者關懷協會的人，特地從台灣各處前來為昔日的同志哀悼。另外還有一群身著深色衣物，表情肅穆而話卻不多的人，謹慎地聚集在更遠處，後來才知道那是台灣勞動黨的黨員。當時的促轉會代理主委楊翠也到場致意，桃園市原民局局長林日龍、考試委員伊凡・諾幹等大豹群後裔，也前來送老先生最後一程。

來自復興區天主教總部，三民天主堂的聖方濟教派神父，在靈柩前吟唱聖歌，就在哈利路亞的引導聲中，各路人馬依序向前捻香祭拜，靈堂牆上的泰雅族菱形「祖靈之眼」圖騰，睜大著眼睛看著。就這樣，mama瓦旦的喪禮在參雜了道教、天主教、泰雅祖靈信仰，以及各路跨種族、跨政治立場的人馬匯集下進行著。輪到台灣勞動黨黨員捻香時，一行人在老先生的彩色照片前面排成兩列，像共黨游擊隊哀悼死去的戰友一般，他們唱起了《安息歌》：

安息吧死難的同學／別再為祖國擔憂／你們的血照亮著路／我們會繼續往前走／你們真值得驕傲／更令人惋惜悲傷

據說在白色恐怖時期，關在監牢裡的政治犯常常會在黎明破曉前被「死亡點名」。被點到名的囚犯從睡夢中驚醒後，幾乎沒有多餘的時間思考，馬上就會被五花大綁抬出牢房，押往刑場槍斃。這時候其他的獄友也都醒了，大家會一起吟唱這首《安息歌》，為獄友的最後一段生命路送行。那天，勞動黨的《安息歌》繚繞在瓦旦的遺像前，對這位泰雅原運前輩行最後的致敬禮。然後，歌聲就像幽靈一般，鑽出了靈堂，在掛著山產、鱒魚與土雞的招牌之間盤旋打轉了一會兒，最後蒸發在燠熱的角板山的天空。

mama瓦旦出生於1930年，也就是霧社事件發生的同一年。或許是因為誕生於這個原住民自主鬥爭史上重要的一天，使得他的一生幾乎與原運脫離不了關係。十七、八歲的時候，青年瓦旦離開角板山，來到遙遠的台北市的建國中學。在讀書的過程中，他與幾位同樣在都市求學的原住民青年，因為感受到生活的辛苦與受歧視而凝聚在一起。身為原住民的身分，雖然可能一生都存在著類似的壓力，但是在外地求學期間，抑鬱的感受也許特別容易被放大。身處異鄉的青年瓦旦，藉由讀書來排遣壓力。

某一天讀到一篇文章，提到關於「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民族關係」、「少數民族的解放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範疇」的字句以後，內心產生了極大的困惑以及震動。他想，原住民的權益在當時的社會環境之下，可以說幾乎沒有推展的空間，未來似乎又更悲觀。如果說有一種思想或一種主義，可以在發展自己的文化主體性的同時，又能夠讓少數民族擁有自己的自治權，那麼無論外來與否，他都會毫不猶豫地對它效忠。就這樣，社會主義打動了他。

當時，青年瓦旦受到十九世紀廣泛的西方政治經濟學思潮所影響，閱讀著亞當・斯密的《國富論》、馬克思的《資本論》、黑格爾與康德等人的著作，像舉著一盞蠟燭一般，黑暗中尋找著當時原住民族的出路。那是1948年的台灣，當時中國的國共內戰正酣，在很短的時間內，國民黨經歷了瀋陽、徐蚌（淮海）以及平津三場會戰的失敗，喪失了東北、中原以及華北的廣大土地，高達一百五十多萬的主力部隊幾乎全部被殲滅。

社會主義的紅潮摧枯拉朽地席捲而來。對於中國共產黨而言，取得整個中國的土地與政權，已經是指日可待之事，而這股樂觀的紅潮也像原子彈氣爆一般，遙遙震動著台灣島嶼的上空，甚至影響到原住民青年們的政治思想。人們心底對於台灣未來時勢，差不多都明白了，沒有意外的話，解放軍不久以後就會渡海來台了。也就是在這樣的共識下，造就了島內共黨組織私底下迅速擴張。

這段期間，瓦旦與簡吉的台共系統的人意外地接觸上了，對方希望他挺身出來組織山地青年，協助台灣共產黨的鬥爭。但是他以一貫清晰的辯證思維，認為原住民族的痛苦根源之一來自於貧窮。他雖然肯定階級鬥爭的作法，但是卻不願意輕易加入台灣共產黨，而是主張原住民族要有自己的革命組織，也要有自己的思想準則。

後續，他結合了在台北師範學院讀書的賽夏族同學趙巨德、烏來泰雅族的高建勝等人，以原住民族應該「自覺」、「自治」、「自衛」為原則，籌組了「台灣蓬萊民族自救鬥爭青年同盟」，其中還特別強調了「自治」二字，可以說是掌握了馬克思主義對於「自治」（autonomy）的積極想法。另外，根據林傳凱對他過去所做的口述，當時的瓦旦還曾經密謀要炸掉復興山區的水庫，以製造在台國民黨政權的混亂。而為了要組織山地游擊隊進行長期抵抗，他還將復興區一帶山區的地形地物、河流走向、山勢稜脈的發展等等，考察得相當完備。

1952年9月6日，青年瓦旦在角板山自家門前被捕，被控涉嫌「預備於匪幫攻台時為內應」，依照叛亂罪遭到判處15年有期徒刑。先後關押在軍法處看守所（青島東路3號）與新店的軍人監獄，共計17年。和當時的白色恐怖者一樣，在剛剛被捕期間，他經歷了慘無人道的刑求：

每當回憶起在保密局、軍法處和執行機關所受的精神、肉體上的折磨，總是令我不勝感慨。……有些人站著被叫出去，由看守所人員抬著送回來；有時雙手被刑具夾傷而腫痛難挨，吃飯時則靠難友餵食；灌水、電擊、毒打都是稀鬆平常的刑求手段。……

以我個人而言，歷經兩年的偵察、十五年的牢獄生涯，出獄後尚褫奪公權十年，工作、居住或出國都受限制。雖然，境遇結局比我悲慘的人更多，更值得同情，但是我不得不反問：學生時代關心自己族群的所作所為，有理由接受懲罰嗎？所有的痛苦難道是我應得的嗎？

關押在新店軍人監獄期間，青年瓦旦展現出優秀而積極的工作態度。在洗衣工廠做曬衣工時，他特別要求自己要「曬得好」，要重視衣物的「製漿」、「拉平」。後來，瓦旦被調派為手工藝外役，負責畫鴨蛋。這件工作，就是每天把鴨蛋底部戳洞，小心地讓蛋汁流出來，洗乾淨以後，用細筆在上面畫風景、美女圖，賣給外面的經銷商。另外還要做假髮。當時有非常大量的美國訂單，受刑人依據訂單的需求來編織、染製假髮，每一次假髮訂單的需求都高達一、二萬件。瓦旦說，由於假髮是以植髮器編織在PCV的軟皮上，但植髮器有時會故障，當時台北沒有人會修理，而剛好理工背景的他懂得如何修理，還因此被留在新店軍人監獄負責維修植髮器，幸運地沒有被遣送到綠島。另外，由於個性耿直、不會貪汙，他被選為獄中的伙食委員，每天清晨都可以暫時「出獄」，去新店的中央市場採買。

1967年被釋放出來時，瓦旦37歲了，獄中17年，已經使青年變成了中年。出獄後有很長一段時間，他的生活都遭到警察的監控。瓦旦的太太烏擺（王碧珠）說，當時角板山的家門口外，常常會有人影出現在窗邊跟門邊，一晃一晃地，隨時窺視著屋內的狀況。政治犯的身分，使得中年瓦旦無論是婚姻與就業，都面臨著困難。最後還是和出獄的獄友一起經營工廠，生活才慢慢地步入正軌。

我們與老先生的會面，是在他91歲生命的最後兩年。差不多是一個人最蒼老、不堪的時期了，不過這並無損於我們對他的尊重。晚年的瓦旦老先生，臉上總是掛著淺淺的笑容，似乎有一種反璞歸真的感覺。他的說話速度很慢，有時候一個字與一個字之間的間隔也要經歷好幾分鐘，好像必須要鑽過複雜的記憶系統之後，有些字才能夠從嘴裡吐露出來。

c老先生去世前一個月，我們帶著幾則台北帝國大學所記載的大豹社神話，希望老先生來朗誦，也當做一種延緩失憶的作法。就在角板山的房子裡，老先生佈滿皺紋的手拿起純白的Ａ4稿紙，第一句話「起風的時候」從他微顫的嘴裡發出來之後，接著就卡住了。「起風……」、「起……」、「起風的……」、「時候……」。字與字之間相隔了很久，之間的沈默階段，他的手抖得更嚴重，呼吸變得急促，似乎想起了什麼事情一般。而那則神話，雖然是台北帝國大學所記載，口述者卻是來瓦旦的叔叔樂信・瓦旦：

那麼，據說刮風是住在深淵裡的鹿引起的。會吹風據說是因為牠洗身體的關係。刮起暴風時，則是從水面露出了牠的耳朵。風不大時，牠只有稍微露出耳朵，但是隨著牠慢慢地露出耳朵，風也愈來愈大。而牠耳朵露出最多時，也是暴風最為強烈之時。

——昭和十－十一年，樂信・瓦旦於角板山口述

那天的朗誦之後，不出二個月，老先生就過世了。根據轉述，在他過世前十多天，已經開始選擇性地進食，只願意喝牛奶、水與少量食物，好像要把自己身上的穢物排出一樣，讓身體乾乾淨淨地離開世間。他的去世，確實也令我們思考，什麼是世間的純真思想。那天的角板山喪禮最後，在家人的陪同之下，老先生的遺體移往三民村的天主堂，由牧師進行了彌撒告別式，火化後的骨灰隨即移往大溪暫厝，等待良辰吉時入土。

約莫半年之後，我們在兒子林信安的帶領下，前往龍潭的墓地，為瓦旦進行「入土」儀式。車子從龍潭中興路九龍段的巷子右轉，隨即鑽入一條兩旁被丟滿垃圾的靜僻產業道路，最後在一處飄滿餿水臭味的養豬場前面停車。一行人穿起雨鞋、戴上帽子，穿越夏日的沼澤與鬼針草叢，來到瓦旦嶄新的墳前。入土之日，炙熱的陽光灑在龍潭高地的紅土上。由於墓址鄰近陸軍直升機基地之故，天空中來回盤旋著數架阿帕契直升機，就像是為老先生做最後的巡禮致敬一般。

2019年夏天，在這片龍潭的沼澤荒野、在妻子烏擺與直系親友的環繞之下，曾經涉及「叛亂案」的瓦旦・堂嘎正式入土，過完了他悲喜交織的一生。隨著他的逝去，台灣原住民界失去了一位原運的典範人物，大豹群也失去了一位重要的耆老。那些「滅社」的口述記憶，以及原住民白色恐怖的苦難經驗，隨著他的去世消散在憂鬱的角板山的天空。而做為研究與記錄者的我們，終究該如何承接他悲劇性的一生，成為了我們自己的課題了。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拉流斗霸：尋找大豹社事件隘勇線與餘族》，遠足文化出版

作者：高俊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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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超過兩百次搜尋隘勇線的過程中，
他帶著筆記本、GPS、捲尺、攝影機、電池、GoPro，
在山裡從事由線到人、由山到部落的實地踏查。

藝術家高俊宏是行動者、運動者。從2007年開始在廢墟創作，2011年踏入重現廢墟之旅，2014年建構《廢墟影像晶體計畫：十個場景》，2015年完成「群島藝術三面鏡」套書《小說》、《諸眾》、《陀螺》；他繼續行動，帶著一把草刀與一只背包，走進台灣山林，踏入難以企及的政治地理，2017年完成記錄「台灣山林戰爭、帝國與影像」的《橫斷記》，2020年完成追尋大豹社事件隘勇線與餘族的《拉流斗霸》。

「拉流斗霸」（Llyung Topa）是大豹溪流域的泰雅語音，有「大豹共同體」的深刻意涵。這本書記載了一個看似毫無邏輯、卻意外發生了強烈關聯的行動過程：由「線」找「人」。第一部〈前線〉，記載了2016年到2020年之間，他探索北台灣大豹社事件相關的隘勇線遺址的過程；第二部〈後裔〉，則是關於尋找百年前已「滅亡」的大豹社後裔之路。

新店三峽的大豹溪流域，過去曾經是泰雅族大豹社的聚居地，在理蕃政策下，日本統治者藉由「隘勇線」與現代化的戰爭技術，切割、殲滅山林裡的大豹社，隨後引進「三井合名會社」進行標準的資本主義式經營。事件過後，大豹社遺族遭受與「霧社事件」後賽德克族一樣的命運。

在清領時期，「隘勇線」一般稱為土牛、土溝、紅線、牛欄……，是一種相對靜態、模糊的「漢番」交界線。到了日治時期，1900至1907年間，日本統治者透過隘勇線逐步推進，摧毀了原居於新北市三峽區大豹溪流域的泰雅族大豹社。在1906年伊能嘉矩的《理蕃誌稿》〈桃園廳大豹社方面隘勇線前進〉一文中，以「滅亡」二字記載了其結局。

與大豹社事件相關的隘勇線，主要分布於今天新北市三峽區的大豹溪流域，一直到新店、烏來，乃至桃園復興區及宜蘭大同鄉的山上，包括三角湧隘勇線（1900）、獅子頭山隘勇線（1903）、雞罩山（崙尾寮）隘勇線、加九嶺隘勇線（1904）、白石按山隘勇線、屈尺叭哩沙隘勇線（1905）、大豹方面隘勇線（1906）、插天山隘勇線（1907）等，總長超過一百公里，由隘路、隘寮、壕溝、木柵、掩堡、地雷、電氣網（高壓電網）、醫療所、酒保（福利社）、通訊設施組成，猶如台灣山裡的萬里長城。

從2016年到2020年，五年來高俊宏在山裡從事隘勇線的實地踏查，在超過兩百次上山搜尋的過程中，他展開由線到人，由山到部落的尋找過程。探勘期間總是帶著筆記本、GPS與捲尺上山，也經常帶著攝影機、電池與GoPro：以GPS定位，以拍照、攝影和手繪的方式記錄。為求詳盡，每條隘勇線都經過多次探勘，例如三峽的白石按山（鹿窟尖、白雞山系）就進行了十多次搜山。

回到平地後，他再帶著「客觀的」資訊及對山林遺址的印象，探訪附近的耆老，並對照相關的歷史圖資、文獻，進一步的比對。每條隘勇線都花費兩、三年的時間，並不斷往返、慢慢思索、反覆驗證。除了踏查「隘勇線」，他也對大豹社遺族進行多次口述訪談，以影像記錄，並著手書寫與思索創作。

本書特色

• 作者曾獲2016年文化部金鼎獎非文學類最佳圖書及年度最佳圖書雙料獎項，這本2020年的最新力作延續《橫斷記》的書寫計畫，以數年山林踏查經驗為基礎，搭配豐富的歷史圖檔與影像作為對照。
• 本書有著罕見、兼具職業創作和寫作及業餘登山者的雙重經驗，作者因長期登山踏查、行走於荒煙棄路而發現的相關遺跡、事證與個人感受和經驗，逐漸形成另一種身體踏查，並逐步到達被遺忘的政治地理。
• 作者花費五年、超過兩百次上山搜尋隘勇線的遺跡，並展開由線到人，由山到部落的尋找過程。在踏查期間他帶著筆記本、GPS與捲尺、攝影機、電池與GoPro，以GPS定位，以拍照、攝影和手繪的方式記錄。為求詳盡，每條隘勇線都經歷過多次探索。
• 本書採跨領域的研究方法，除了史觀式的大歷史敘事或條列式的事件比對，也融入「路上考現學」（modernologio）的觀點，增加多元辯證的可能性。
• 本書不僅止於調查研究，也是自然寫作和報導文學，帶給讀者多樣化的閱讀觀點。

Photo Credit: 遠足文化出版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