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遊民，不過是一群無家可歸的市民：「就地安身」是失敗的安置，還是成功的輔導？

文：葉靜倫

2011年耶誕節前夕，艋舺公園清潔隊在10度低溫的平安夜，以強力水柱四處對露宿的街友噴灑驅趕，三、四個員警在眾目睽睽下袖手旁觀。橘紅色的塑膠垃圾桶旁、冰冷的地板上，幾個瘦小的身影倉惶起身，抓起身旁的透明塑膠袋遮擋四面八方的襲擊。

隔天，當代漂泊協會、台灣人權促進會等幾個人權團體召開記者會痛批，時任台北市議員的應曉薇隨後在龍山寺前挾著地方勢力反擊，控訴露宿的萬華遊民隨地大小便、吐檳榔汁、影響「市容」。

應曉薇有備而來。兩個月前，她已在議會質詢中毫不掩飾的向當時的公園處處長陳嘉欽承諾：「告訴執行作業的同仁，灑水不能只灑外面，誰往遊民身上灑，就撥獎金！」

衝突隨及延燒至各大媒體和社群網路，引爆台灣社會第一次在街友議題上的激烈辯論。在這之前，《社會救助法》（第17條）剛剛修法，明確規範所有不願意遭強制安置（驅離）的露宿者得以享有基本生存保障、「就地安身」。

也是在同年11月，今日全台街友服務的重要推手、台北市首位遊民外展（街訪）社工楊運生與其繼任者張獻忠，合力推動成立日後極具代表性的新生代街友服務組織「芒草心慈善協會」。

2011年，是台灣無家服務領域風起雲湧的開端。那一年，社工楚怡鈞剛剛加入台北市社會局的「遊民專責小組」（遊專），成為今日萬華社福中心街友服務的關鍵角色。

把人趕走了，他們要去哪？

法令雖已推進，「就地安身」依然嚴重挑戰台灣社會的「觀感」。時至今日，全台民眾通報電話中，仍舊不斷有人要求將那些睡在街頭的露宿者強行帶去「收容」。

「這很可怕妳知道嗎？」台南社會局社工莫順吉，調任街友業務2年多，從台南火車站周邊到觀光景點遍布的老城區、約莫50位街友都是他的責任。「如果你覺得我們應該有權力強制收容任何『沒有居所』的人，那是不是只要我認為誰居無定所，像那些環島的啊、爬山的啊、露營的啊，都可以按這個邏輯抓進去安置？」

莫順吉對公部門權力界限的敏感度很真實，但身在台灣街友高度集中的台北市中正區（台北車站）和萬華區（艋舺公園、龍山寺周邊、西門町等），楚怡鈞和張獻忠面對的街友人數是莫順吉的10倍，所面臨的民眾反彈與議員質詢強度難以相提並論。

「確實當時的公園狀況是滿糟的，但糟的是秩序，不是街友。」楚怡鈞形容10年前的艋舺公園，各路人等喧嘩聚集，路邊棄物滿地、蟑鼠四竄，清潔隊下午5點下班，5點半垃圾桶便已爆滿，的確讓人卻步。

「慈善團體動不動就發便當，一發300個，攤車到處都是，烤香腸、麵線、賣冰的、逛夜市的，吃不完的東西隨手往旁邊丟，能不髒嗎？」楚怡鈞揮手說：「還有那些賭博的、下象棋的、麻將的、六合彩看明牌的，裡面很多都不是街友。拜託，那隨便一輸就是10幾20萬，他們一輩子都賭不起那些金額啦！」

不明究理卻握有選票的居民情緒難以平復，自然讓民代有了施壓的空間，也讓首當其衝的社會局動輒得咎。楚怡鈞不以為然的說：「公園處、民代、議員、里長，大家都不想承認公園就是長期會有街友，都主張過要把迴廊拆掉、把人趕走，卻沒有任何人回答得出來：把人趕走了，他們要去哪？」

就地安身是失敗的安置，還是成功的輔導？

千古以來，人類對待異己和無依者的方式就是集中管理，甚或隔離監禁，早年常見的封閉式孤兒院、收容所和精神療養院等歷歷在目。然而即使到了今日、全台各縣市都面臨街友議題，卻沒有一間收容中心真正「住滿」。

台北市唯一公辦公營安置街友的「圓通居」主任潘育奇說：「高壓管理和控制要是有用，早就有成效了。但街上一直都有人，而且一直都沒有減少。」圓通居滿床最多可以收到100床，在今年（2021）10月初採訪時，入住的人數是41人，甚至還不到床位數的一半。即使在疫情之前，常態性安置人數也僅50-60人。

圓通居成立超過半世紀，在去年（2020）9月18日之前，都還直白的叫做「遊民收容中心」。1991年修法後，圓通居的管轄權從台北市警局保安大隊轉移到社會局手上，90年代前強行從街頭「轉移」、監禁流浪者的設施，在30年後的今天有了截然不同的用途，為了社會隔離而訂下的高壓管制措施也已走入歷史。

如今，鐵柵和隔離區成了分隔男女住民、提供女性隱私的金屬圍籬。整個中庭寬敞開闊、天頂可見陽光灑落，幾個住民四散在大圓桌旁看電視，吸菸區有人自行出入聊天，新型的飲水機和大型冰箱隨處可見，無障礙設施連通四處。瘦弱的老先生從外面看醫生回來，可以自行操作門口為了防疫而裝設的數位顯示器。

更重要的是，圓通居是全台少數配有兩名護士、四名社工、四名廚工、一名工友，不僅能供三餐，還有六名生活輔導員24小時輪班、精神科醫師每月駐診兩次，陣容齊全且女性床位占比高達20%的街友庇護中心。

反觀2019年出刊的數十份研究報告，其中訪到許多身在街頭數十載的街友，對「收容中心」的印象幾乎全無好話。

其中，集體生活不得不立下的規範，包括禁酒、禁毒、作息調整、出入登記等，以及人際上的衝突和老舊的設備（例如老弱傷病都爬不上去的上鋪床位）、地理上的限制（例如地處偏遠、工作不便）等，的確都是持續至今、許多人不願入住的關鍵。然而，舊時代的監控與高強度的管制印象，不可否認也深深留在許多老一輩遊民的腦海中。

不過，比起有床位卻永遠住不滿，更關鍵的是，就算街頭的人全都願意入住，其實也根本住不下。整個台北市街友總數約650人，除了圓通居，再加上公辦民營的廣安居和民間團體的過渡性宿舍，最多可收到160人，僅占所有露宿者的四分之一。

在高雄，露宿的街友人數高達360人，現有的三民與鳳山街友中心加起來卻至多不超過120床；台中列冊街友達300人，公營和民間單位可安置的床位數不到70床；台南街友人數達200人，可安置床位甚至不到25床。

床位數不夠，為什麼不加設？寸土寸金的土地取得困難、找不到民間團體願意管理、招募不到願意投入的社工，以及社區的抗議與鄰避問題等，全都是阻力。而除了土地，後面幾個原因幾乎都來自社區的抵抗。街友中心成了大眾眼中的嫌惡設施，幾乎每一間都曾在地方上面臨衝突，甚至必須躲藏多年，連門牌都不敢掛出來。

顯而易見，就地安身不只是人權問題，還是最壞處境中不得不的作為。不理解的民眾執意「驅趕」，不僅讓人在街頭成為極其不受歡迎的存在，也因此諷刺的讓人們心中最直觀的解方「收容中心」難以布建，陷入既供不應求，又供過於求的窘境。

而對許多難以適應團體規約、人際退縮的街友來說，這種大型、出入複雜、僅得食宿的集體照顧，更是供不「符」求。

潘育奇和如今高雄三民街友中心的主任范俊賢，都已在街友收容體系打滾近10年。范俊賢歷經高雄縣市整併與2個街友中心翻修變革，潘育奇在掌管圓通居之前，更常是負責轉介街友到庇護中心的人。他們深深明白，並不是每個人進到收容中心、得到一片屋簷，頹敗的人生就能有所轉機，有些人狀態反而因此每況愈下。

如同范俊賢所說：「街頭有人不一定就不人道，也不一定要收容，才叫做人道。」

城市，是「所有人」的城市

2014年耶誕節，號稱「超越藍綠」的無黨籍醫師柯文哲在九合一選舉中奪下台北市長寶座，舉國嘩然。柯文哲在參選時一再重申要解決遊民問題，上任後沒多久便一意整頓，曾被應曉薇推上全民焦點的艋舺公園立刻成為風暴核心。

面對這個只看數字說話的新「柯」市長，楚怡鈞索性把心一橫，某天清晨從4點開始就到艋舺公園拍照，每小時拍一次，一路拍到晚上12點。接著他把照片全攤在柯文哲眼前，直接算給他聽：

「艋舺公園一整天600個人裡面，只有30-40人是街友，只占5%。到晚上11點左右，整個公園剩下100-200人，這當中只有90多人真的會在這裡睡覺。」楚怡鈞的「證據庫」清楚顯示，公園的髒亂並不來自街友，而是全無秩序、失能的公園管理。

柯文哲徹底被說服。艋舺公園環保清運人力直接翻倍，所有在路邊乞討、聚眾、茲事、占用騎樓賭博的全都依法投入駐警隊取締，公園處劃出街友行李置物區、招標保全公司管理。慈善團體由社會局統一協調，只在固定時間發放固定的便當量。

自此之後，周邊騎樓店家等民眾私領域不再被侵擾，市民通報陳情銳減、地方里長反彈暫歇。無家可歸的人依然露宿、人數未減，「市容」卻已煥然一新，柯文哲日後甚至自我陶醉的失言：「遊民洗乾淨變遊客。」

事後我們知道，失言是這個市長的常態。但重點是，台北市的街友服務終於從社會局的遊專小組被拉高到市府層級，從萬華區被同步推行到台北車站等地。所有人逐漸理解到──

所謂遊民，不過是一群無家可歸的市民。如果城市是所有人的城市，那麼「市容」，當然也應該包括「所有人」。

本文經Right Plus 多多益善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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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溫偉軒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