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衛.希門內斯成為《世界報》總編輯之前,二十年來奔走於世界各地的戰爭、災難及革命現場,發出一則則新聞報導。但他沒萬萬想到,回到報社總部擔任總編,才讓他真正涉身最槍林彈雨的新聞製造現場,看見那些不可告人的「真相」。
文: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énez)
編輯總部的鼠輩
一家報社的編輯總部,也可能變成糧食短缺時期的非洲塞倫蓋提(Serengeti)國家公園。
其他行業裡有鬥爭,報社裡有的則是掠奪與殘存。也許是因為,報社裡的工作不僅是暴露在老闆和同事的目光底下,還有成千上萬的讀者檢視著。為了在有限的空間裡出線,自命不凡的人想搶奪聲望,便露出尖銳的獠牙彼此追逐競爭著。
我以實習生身分進入報社後沒多久,馬上就學到了一些不成文的「領地規矩」。我的其中一位上司堅信,記者的必讀書目不是沃爾夫(Wolfe)的《新新聞主義》(The New Journalism),而是西班牙《國家官方公報》(Boletín Oficial del Estado,BOE):「它裡頭的故事比聖經還多。」
於是,每天早上我都會花半個小時的時間,溫習《國家官方公報》裡的成文法律、法令和訊息,直到有份資料的內容極度引起我的關注。該份資料顯示:衛生部宣布,停止使用某些已施用於數百名患者的瑕疵假體。經過進一步調查,我發現公共衛生部門的主事者似乎為了節約成本,沒有進行檢查並及時預警相關風險,此舉已危害到病人健康。我寫好報導後,卻在同事們的辦公桌之間飄移不定,直到東西到了主編桌上,我確信等著我的,會是主編給我的一個鼓勵性拍肩,占兩頁內頁版面,甚至登上頭版。結果,我被訓斥手伸得太長了。
「你並不是負責健康衛生版的人。」主編如此告訴我,「你覺得,負責這條線的同事會怎麼想?」
負責的同事確實非常生氣,而且因為他算是第二大主管,所以他讓我的日子開始很不好過。他派我去參加一些沒有什麼新聞價值的記者會,並讓我負責撰寫那些明知很有可能不會被發表,或者最終會被放入「冰箱」裡的新聞。「冰箱」是個專門儲存「非急件」文章的資料夾,只在民眾都放假去時,或只剩一些不痛不癢的新聞時,才會被用上。
冷凍的期間長短不一。在「冰箱」裡已放了兩年的文章,有時會在新聞乾旱期被找出來用,只要有人打幾個電話把文章從灰塵裡找出來,最後甚至還能排上報紙頭版,因為主管們在「魚缸間」會議上,會把它當成是新的情資提出來。
另外有些新聞報導則是落入被遺忘的下場,甚至遭汙名化,導致永遠都無法見光,其實正是因為這些新聞已太多次差點就被刊出。那個文件夾裡,多少有兩、三個故事早已深深刻化在記者的潛意識裡,即便它們都沒得過普立茲獎。我就記得有一篇是關於大學內賣淫的故事,裡頭還搭配上我們墨西哥籍插畫家尤里賽斯(Ulises)的一幅大作,這些文章或許平淡了點,但也沒差到非得被凍死不可的程度。
領地文化依舊毫無動搖地存在,老獅子繼續吞噬著踩進牠們領地的幼崽。主管們相互競爭,看誰能將最多下屬綁到自己的繩索上,再以這些小團體及慣性制約,打造出一座座權力島。不論從前或現在,他們最厲害的,就是故意加班這件事;對報社的忠誠度,不是以交出來的工作品質來衡量,也不是以你花了多少時間才完成這件工作來衡量。
有時候明明所有事都做完了,版面也截稿了,但就是沒人想當第一個下班的人。如果你運氣不好,剛好落在一個家庭功能不健全不想回家的主管麾下,你的工時就會冗長得有如身處地獄。於是,當時的編輯總部簡直成了牢籠,解脫的唯一方法就是逃走,離開得越遠越好,去當特派記者,或者去有固定上下班時間的機關團體新聞處工作。
我們報社總部裡沒有良性競爭,這對新人來說也算是學習的一部分。不正派的鬥爭或友情攻勢造成的悲劇,是每家報社的編輯總部裡都有的共通點,但無論哪種惡劣狀況,都完全不及於我聽聞過卻總拒絕相信其真實存在的某一物種:編輯總部的鼠輩——某些同事自以為是地認為,只要事情變得越糟,對他們就越有利。他們的生存本能,讓他們總有辦法從爛事中脫身,甚至因而高升。
我們的老鼠們都躲在停車場的柱子後面,向各方「機密情報員」洩密,造謠散布假傳聞,擴散速度之迅速,比在鄰里中庭裡講是非傳得還要飛快許多。有天,我聽到了個「超級明確肯定」的消息:在我總編輯室的抽屜裡,擺著一份列有我將開除人士的黑名單。某天又有別的流言跑出來,說我「超級明確肯定」要僱用一個(我連他名字都沒聽說過的)人。然後隔個兩三天,就又聽說我又有個「超級明確肯定」的祕密計畫,預計將收掉我們的實體報紙,因為實體報紙的銷量持續下滑(但總還是能有點進帳,若真沒了它,報社會付不出員工薪水,包括我自己的也付不出來)。
或是,從「二樓」傳出了一個很差的報紙銷售數字,「《ABC日報》已超越我們」的假消息就在走廊間流竄著;但其實銷量是普遍性下降,因為那天剛好下雨了。謠言可能也是憑空產生的:某位機伶狡猾的記者曾說,「總編輯神色很不滿地離開了辦公室」,隨後就衍生出多種超現實的臆測,有關內鬥、根本不存在的清算及麻煩事紛紛被憑空捏造;如此自相矛盾的情形讓我十分驚奇,因為報社編輯總部應該是大家致力於清楚劃分虛構和現實的地方,那些超乎尋常的謊言,怎麼會就這樣在此蔓延?
編輯總部裡的鼠輩最讓人不悅的部分是,他們竟伸手幫助競爭對手。在大選前夕,何達新創的日報《西班牙人報》公布了我們委託西格瑪.多斯(Sigma Dos)民調公司進行的一項民調結果——在被他搶先公布之前,我們一直將此視為機密加以保留。何達搶先刊登不屬於他的新聞內容。這件事早不足為奇,他仍是那個緊咬獨家不放的布萊德利,雖然現已大不如前。
他也還是那個會毫不客氣,從競爭對手那裡偷走東西的華特.布恩。讓我完全無法理解的是,可能是我們內部的人把消息傳給了競爭對手。那個民調數據曾在一次頭版會議上討論過,所以很可能是某部門主管洩漏出去的,會是他們之中的誰呢?編輯總部裡的鼠輩都是偷偷摸摸地隱祕行動,很少留下線索,雖然你可能有預感,甚至已確定他們在哪,但你並沒有證據能與他們正面對質。
接下來的幾個月,他們將會找到一個量身打造的棲身之所:隨著新的撙節縮編公布,一些員工與「二樓」起了衝突,再加上有幾個主管開始搞更深層的陰謀詭計,讓鼠輩們下定決心,只要能在即將來臨風暴中的存活下來,犧牲任何人都在所不惜。
選擇在總理拉荷義和反對派領袖的辯論會開始前幾分鐘,公布德拉塞納的錄音檔,是我們與人民黨決裂的關鍵點。人民黨的大頭們不再打電話來,因此我猜想他們已經放棄我了。該黨的國會發言人拉斐爾.赫南多(Rafael Hernando),大概是我私底下見到面的最後一位人民黨特使,但那次見面也並沒有一個好的開始。那天早上,赫南多就打了通電話給我,詢問著我們的飯局是否還要進行。
「當然,」我說,「為什麼不呢?」
「因為你今天正好在你的報上賞了我一巴掌。」
我翻開報紙,又是「人民之聲」那個小版面,上面會有當天主題人物的面孔,而那天登了赫南多的照片,旁邊還有一個往下指的箭頭,並對他某次的經常性爆發言論做了嚴厲的評論。
「真是的,」我說,「這版面常幹這種事,午餐見面時我再向你解釋。」
企業人、政客、名人對「人民之聲」版面的重視程度,與我對這版面的關注程度有很大落差。幾週前,我才剛認識了弗洛倫蒂諾.佩雷斯,他身為皇馬主席及ACS跨國集團的老闆,是國內最有權勢的企業家之一。但他對我很反感,因為我們批評了他的管理方式,而且他也屬於那群「絕不能碰的人」之一,所以不習慣被人指教。那是場「樞機」安排的餐會,他訂了艾恭瑟莊主餐廳(Señorío de Alcocer)讓我們見面聊,地點就在皇馬的聖地牙哥伯納屋球場附近。
在我看來,佩雷斯是個有趣而聰明的傢伙。他將皇馬當成公司來專業化經營,使得它的價值倍數成長,收獲皇馬在體育賽事史上最精采的階段。但是他同時把皇馬俱樂部當作自己的私人莊園在經營,想盡辦法無情地摧毀敵人,並以看似友善的方式,讓媒體心生恐懼。過去他曾經向我們的「米蘭大使」施壓,要他撤換《馬卡運動報》的總編輯奧斯卡.坎比佑(Oscar Campillo),然而他可是一位不諂媚奉承的好記者。佩雷斯雖然是「樞機」的好友,但是在坎比佑還掌管著我們的體育報時,他可是全盤否決了皇馬與我們集團旗下報紙的所有宣傳廣告協議。
「你怎麼可以把《馬卡運動報》給一個支持巴薩(Barça,西班牙甲級足球聯賽的巴塞隆納隊簡稱。)的總編輯來管?」佩雷斯在餐會時重複提起,「樞機」傻笑著,接下受了這位足球老大的斥責。
我為坎比佑感到難過,因為雖然我們不算是朋友,也幾乎與他不熟,但知道他就此成了行屍走肉,我卻不能告訴他是什麼原因。他們在紐約的會議上邀請我來當《世界報》總編輯,而在會議的最後一刻,波哈.埃奇巴利亞這位記者也加入了,因為「樞機」和「矽谷小子」想找他來帶領《馬卡運動報》。
我們的高層們,幻想著要讓集團的兩份大型報由「哈佛男孩」來掌管(波哈和我都曾獲美國哈佛大學的尼曼獎學金),就像「矽谷小子」說的,這組合將會是西班牙媒體圈的「夢幻隊」。他們也向波哈說明了同樣的相關戰略、編制和未來的企劃,但是,在還沒對這位未來可能聘用的人,問出他真正在意的問題之前,「樞機」是不會離開的。
「你支持那一隊?」
我的眼神不由得盯著地面,因為我了解波哈的為人,而且我知道他的足球魂,早已分給了畢爾包競技(Athletic de Bilbao,西班牙甲級足球聯賽的創賽球隊)和巴薩。「畢爾包競技。」為了能趕快結束話題,他回答道。
波哈在辦公室的經驗上,比我更老練。他那時在邁阿密擔任環球電視網(Univisión)的副總裁,那是份很好的工作,他並不想改變現狀,另一方面是因為他已在報社工作過很多年,當年他與辛德.朗伏恩特,因為拒絕加入將馬德里三一一連環爆炸恐攻視為陰謀論的陣營,而被何達清理門戶攆走,而且他知道集團運作已有困難。但幾個月後,坎比佑還是被解僱了,取而代之的是他的副手。
於是,皇馬主席的衣櫃裡又多了一具屍體,他隨之下令重新簽訂皇馬俱樂部與我們公司的宣傳廣告協議,此舉更加讓人看出,在西班牙,什麼鳥事都有可能決定一家報社總編輯的命運,唯獨工作表現好或壞,與他能否繼續在位完全無關。
與皇馬主席餐敘過後,由於即將出發旅行,我決定趁這時間先進報社編輯總部看一下頭版的狀況,並做了些指示。然而一如往常,我又忘了檢查「人民之聲」版面。第二天打開報紙時,我就看見弗洛倫蒂諾.佩雷斯的臉—他也是被選中的其中一位主題人物,旁邊還配著一個向下的箭頭,以及針對他管理提出的新評論。「樞機」把佩雷斯讀到該則內容時想對我說的話,柔化後再轉述給我聽,他語氣中堅信這件事是我故意為之。
「我想跟你說的是,」我將那個故事告訴了赫南多,然後對他說,「那個版面,最會的就是幫我製造麻煩。」
這場會晤並沒有談出什麼結論。我多次向發言人表示,我沒有要與政府對立,其實政府的政敵們也都很氣我,因為基本上我們的工作就是這樣,會讓有權勢者惱怒。「警網雙雄」拿著德拉塞納和亞黎特基的故事來見我,是因為貪婪腐敗的味道已從這兩位當事人的辦公室裡傳了出來,並不是因為我曾下令要打擊人民黨。「水門伍德華」也沒有算到,他何時才能取得巴塞納斯的自白,指控總理拉荷義知道黨內有黑帳存在;他能拿到手終究是因為他從以前就一直追著這件事,而那天早上這麼剛好就讓他找到了,並非是因為我想破壞「樞機」與政府的和解。
貪汙事件經常能登上報紙的頭版,並非因為那是我偏好的題材。相反地,我其實更希望在頭版上刊登更多的科學新聞、國際新聞或社會報導。而且事實上我也告訴赫南多,如果他的黨能一鼓作氣,一次把衣櫃全都清理乾淨,我的日子會輕鬆很多。
政治力量正在運作,想要對我不利的跡象開始出現。加泰隆尼亞的一位警察局長曾透過親近我的人士告訴我,政府正在採取行動,醞釀要逼我離開。《公眾明鏡》節目的主持人蘇姍娜.格里索(Susanna Griso),在一次與她的工作團隊舉辦的聖誕晚宴上,也警告我正面臨的風險。
她說:「我是不知道,你究竟清不清楚那些人是怎麼運作的。但你樹立了很多敵人,他們很快就會來找你。」
「你認為我正在重蹈覆轍『西班牙在位最短國王』(El Breve)之路嗎?」
「有些事情,例如在競選期間挖出德拉塞納的收回扣事件……很勇敢,但他們不會原諒你的。」
我們吃完晚餐後,格里索建議我們分頭離開餐廳。她是一個知名人物,隨時有一群狗仔隊跟著她到處跑。
「不然明天你就可能會看到,有個女主持人和《世界報》總編輯搞外遇的封面故事了。」
「正合我意,現在只缺把我妻子也加進對我生氣的人名單裡。」
我們走出去時,多位攝影師就等在那。我們互相道別,大家各自往不同的方向離開,此時格里索又再次對我重複說了一次她的勸告:「你好好考慮一下,也許你應該煞點車了。」
《世界報》近來的記錄並不容我樂觀。他們既然有辦法成功地讓何達去職,那麼對他們來說,我一定只是道小菜。把卡希米洛.賈西亞踢走這件事,對他們來說也從不是難事。作為何達的副手,他一直被視為是與「當權派」維繫良好關係的樞紐,並在總編輯失控時,適時扮演著「好人警察」的角色。
但他坐上總編輯的位子後,就把「樞機」嚇壞了,因為他不斷刊登會危害「樞機」朋友們的新聞。一位《國家報》的前總編輯告訴我,他曾參加過一場各大上市公司企業家與政客們的會議,當中有人丟出了一個問題,總結了他們對卡希米洛的不滿,和他那時的脆弱處境。
「我們大費周章地把另一個弄走,是為了要讓他這樣搞嗎?」「另一個」,指的當然是何達。揭露貪汙事件所要承擔的後果,他親身經歷過,而且沒人比他傷得更重。就在我啟程前往亞洲的前夕,我們這位報社創辦人成了一場陰謀事件的受害者,有人傳出了大量的性愛影片要毀掉他,影片中似乎可見,他與情人艾蘇沛蘭.拉普(Exuperancia Rapú)發生了性關係。這名女子被前國家高層官員收買,設下陷阱陷害何達,在他倆當時所在的公寓衣櫥內裝了鏡頭偷拍。隨後,這些影像經由郵寄(當時的網路仍處於起步階段),發送給多名政客、企業家、記者、官員、學者及某些特定人士。
一九九七年的夏天,我去馬德里的歐盟執委會總部採訪時,發現一群公務員圍坐在電視機前看那則影片。我像是被邀請去看一場足球賽般受邀加入他們,一起來「看你老闆幹了什麼事」。當時的我,轉身摔門就離開。編輯總部的工作人員前所未有地團結起來,捍衛總編輯,反抗那些利用他私生活來攻擊報社的意圖。有時我們很擔心何達會自己棄旗投降,因為傳聞還有更多的未公開影片;我們眼看著他在報社裡痛苦踱步,整個人因親密關係被暴露在世人面前的磨難而衰耗心神。
然後,他決定要扭轉醜聞,直接承認了影片確實存在,並讓我們最優秀的幾位調查員去查出這陰謀背後的主使者。當他拿到情資後,馬上在報上大開五個欄位做專題報導:〈維拉、提朗普、及前總理龔薩雷茲前助理,共謀設局陷害《世界報》總編輯〉。至此,新聞講的不再是總編輯在空閒時幹了什麼事或沒幹什麼事,反而演變成是講述權勢衰敗及告發風險的專題報導。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後來,我告了報社老闆:一本直擊新聞製造內幕的前總編輯回憶錄》,木馬文化出版
作者:大衛.希門內斯(David Jiménez)
譯者:馬巧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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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從業二十多年的資深新聞記者來說,
最險惡的新聞現場,不在阿富汗、北韓等地——
而在總編輯辦公室!
「現在換作是我,也願意與我們駐外記者之中任一人交換,將總編輯室裡該做的事都留給他,換我前往世界上衝突最嚴重的地方採訪——在那些地方,人們幹壞事,為的是比升職要嚴重許多的事,而且你會比較清楚知道子彈是從哪飛來。」——大衛.希門內斯
新聞媒體信誓旦旦地說,他們會告訴你真相;
這位前總編輯將告訴你,什麼是新聞媒體的「真相」。
「我永遠和記者與讀者站在同一陣線。
該我離開這裡的那天,我的背包會與今天帶來的一樣,輕盈沒負擔。」
——大衛.希門內斯的總編就任演說
大衛.希門內斯成為《世界報》總編輯之前,二十年來奔走於世界各地的戰爭、災難及革命現場,發出一則則新聞報導。但他沒萬萬想到,回到報社總部擔任總編,才讓他真正涉身最槍林彈雨的新聞製造現場,看見那些不可告人的「真相」:
- 「樞機」這位老謀深算的上司令人疲於應付:表面說支持數位轉型改革,卻不給資源;一再干預新聞報導內容,為權貴朋友們說情;甚至利用裁員策略,讓總編裡外不是人。
- 「當權派」始終如揮之不去的頂上烏雲:舉凡政治人物、財閥總裁,每天傳來無止境的抗議訊息,並透過利誘、脅迫等種種手段,從不放棄插手控制新聞走向。
- 報社內的人事政治也一樣棘手:守舊的「貴族們」不思長進;野心勃勃的「副座」隨時想奪位;「鼠輩」記者自甘墮落收取外部好處,還以在社內散布流言為樂。
大衛.希門內斯以獨特視角,闡述他如何度過在報社編輯總部裡的那一年。擔任總編輯,原本是令人心生嚮往的挑戰,但後來,卻漸漸演變成一場維護新聞獨立性的防衛戰。在作者筆下,操控一國運作的各方派系勢力盡顯無疑:國家總理、王室成員、政府部會首長、政治人物、企業財閥——當然,還有新聞媒體與記者們。他以犀利的文字,描繪出這些力量如何盤根錯節地交織成新聞業內最幽暗的祕密,充分解釋了新聞媒體與權貴人士之間如何相互運作著「恩惠遊戲」——以及不願意參加這項遊戲的人(如他本人),究竟得付出什麼代價。
作者不僅如實寫出他與上述各路人馬斡旋交鋒的受創與致勝經驗,與此同時,身為總編輯的他還要因應當前全球新聞業所共同面臨的考驗:讀者流失、數位轉型、罷工、裁員——這些危機他一項也都沒少碰上。
本書是作者的深刻自白,是來自西班牙大報之一的總編輯辦公室的現場紀實,歷歷在目地刻畫出一位新聞從業人員必須面對的倫理道德、人際關係、人性考驗等兩難境遇。
- 從編輯台後的祕密交易,一路直探組織內核的腐敗氣息,新聞媒體的祕辛與詭計無所遁形,更清楚感受各方勢力如何共同形塑「媒體第四權」。
- 作者寫志業的實踐,寫抉擇的艱難,更寫重重人性考驗中的莫忘初衷,細述在龐大組織中仍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者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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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王祖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