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部長許銘春在訪歐期間接受《中央社》專訪,談及台灣這一波MeToo風潮和防治職場性騷擾,她說勞動部將推出性騷擾類型和受害人申訴指引,並考慮提高企業負責人的處罰,下半年勞動檢查也會加強性別平等領域。
雙邊勞動諮商熱議缺工,許銘春:歐盟有興趣向台取經
(中央社)勞動部長許銘春在台灣與歐盟勞動諮商會後接受《中央社》專訪,有別於過去多是歐盟傳授勞權保障作法,她說這次歐盟官員對台灣解決缺工、長照移工等政策很有興趣,「不是只有我們學習,他們也向我們取經」。
台灣與歐盟自2018年許銘春任內成立部長級的年度交流平台,6月29日、30日在歐盟總部布魯塞爾舉行第5屆勞動諮商會議,是過去2屆因COVID-19(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新冠肺炎、武漢肺炎)疫情採線上會議後的首次實體會面,也是許銘春首度率團來訪。
特別的是,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出動了就業、內政、貿易和司法4個總署(Directorate General,簡稱DG,相當於行政院部會)官員參加這次與台灣的諮商,並首次邀來歐盟民間團體代表,打破過去出席單位紀錄。
諮商會議是由許銘春與歐盟就業總署長科特(Joost Korte)共同主持,會前兩人先進行雙邊會談,「科特一見面就跟我談疫情過後的缺工問題」,許銘春告訴《中央社》記者,她分享台灣促進中高齡就業、移工留才久用計畫和引進長照移工等作法,「結果他聽得很投入,還一邊作筆記」。
原來,歐洲在疫後面臨缺工及技能不足問題,且去年執委會提出歐盟首見的「照護策略」(EU Care Strategy),反映人口老化帶來迫切的長照人力需求,歐盟內政總署和社會團體的出席就是為了瞭解台灣長照移工情形。
許銘春分享台灣政府鼓勵企業聘僱中高齡、二度就業婦女的作法。相較於比利時等歐洲國家多以減稅作為誘因,台灣稅率相對低,因此以雙管齊下的補助為主。
她舉旅館業房務人員為例,若業者提供合理薪資(台北為新台幣3萬元、其他地區2萬8000元以上)聘用中高齡或二度就業婦女,勞動部就從勞工端給予每月1萬元就業獎勵,若偏遠地區再加3000元交通補助;雇主端則由主管機關交通部補助每人5000元。一年試辦期後,若產業復甦獲利,計畫退場,產業也有機會留住人才。
但許銘春也向《中央社》記者坦言,勞動部原先為旅館業者和中高齡勞工媒合,但經歷三階段媒合率都不高,業界不是開出低薪,就是挑工、嫌棄中高齡,即便提供3倍於業者開出的人力需求供選擇,也很少錄取,「我請問,現在是事找人耶!不是人找事。他們的目的當然是(想讓政府)開放移工」。
她表示,台灣55歲至64歲的年齡層就業率不到50%,在國際算是低水平,而約有8成中高齡二度就業婦女都是從事旅館房務人員行業,「但他們想用年輕人,有業者在人力銀行開出薪資2萬8000元、大專畢、一年以上工作經驗,還要會英日語,請問誰要做」。
面對旅館業希望開放移工,許銘春勸說業者,開放移工一定要是相當薪資仍找不到本國人才會考量,且就算開放也緩不濟急,何況需以基本工資僱用,整個成本也沒省多少,不如多用本國人還比較留得住。加上前述補助方案,她說已經有如台北老爺酒店等業者響應,房務人員9成要僱用中高齡。
她也向歐盟官員介紹台灣的移工留才久用計畫,「台灣也缺中高階技術人力,全世界都在搶這塊」,她說此計畫讓已經在台灣累積經驗技術的產業移工、照護移工、社福移工能延長留台時間,否則業者也反映移工在到期後離台去別國工作,「我們等於為人作嫁」,幫別國訓練出中高階技術人力。
「連餐敘也在講這個」,許銘春說,科特請她和勞動部訪團吃晚餐時,仍不斷詢問台灣這類政策細節,「他們覺得像這種如何用好的條件、誘因讓移工留下來的作法,可以讓歐盟國家參考」。
許銘春指出,在長照領域,勞動部團隊則向歐盟分享今年元旦啟用的亞洲第一個移工「一站式服務中心」,每個家庭看護移工來台,需先參加政府辦的3天2夜免費講習,教他們認識自己的權益、介紹台灣生活環境,並把居留證、健保卡一次辦好,「他們來,我們就善待,相信他們也會好好照顧我們的長輩」。
歐盟對境內勞動力流動的法規較完整,對引進非歐盟國家的長照人力系列作法則較欠缺,因此亟於向台灣取經。相對的,歐盟則對台灣改善遠洋漁工勞動權益提供技術支持和教育訓練,這次諮商另一大主題就是讓歐盟「驗收」台灣的漁工計畫。
許銘春此行並參訪比利時佛拉蒙區就業及職訓總署(VDAB)的技能中心,相較台灣政府多數委外或自辦職訓,她認為比利時產官學各有出資、共享空間的公私協力方式,值得台灣參考。
MeToo釀改革契機,許銘春:下半年勞檢鎖定性騷擾
(中央社)勞動部長許銘春在訪歐期間接受《中央社》專訪,談及台灣這一波MeToo風潮和防治職場性騷擾,她說勞動部將推出性騷擾類型和受害人申訴指引,並考慮提高企業負責人的處罰,下半年勞動檢查也會加強性別平等領域。
許銘春坦言,《性別工作平等法》等所謂「性平三法」在台灣已通過施行21年了,但「大家過去其實不太重視這個法」,她認為改善性別環境第一個關鍵是教育,「性平教育就像法治教育、勞動教育,都要從小做起(建立觀念)」。
其次,台灣相關法律在國際上相對完整,「但問題在落實,包括性騷擾的類型、樣態,很多人都不懂,徒法不足以自行」,她說,勞動部已經找專家學者討論,將匯整性騷擾的樣態,提出指引教育企業及大眾。
許銘春表示,「這一波下來,我們也在討論,針對最高負責人、權勢者的處罰,可能提高行政罰,被騷擾者也可以請求懲罰性的民事損害賠償」。
勞動部推估台灣一年約20萬人遭受職場性騷擾,但提出申訴者卻不到4萬人,她自問「法規已在那裡,為何還有那麼多黑數?」並坦承申訴機制需要改進,包括當事人隱私保障,以及重新思考時效規定。
許銘春說,例如權勢型性騷擾,等受害人離開事發的職場之後,也就是脫離原本職場的權力關係後,再起算案件時效,以免受害人終於敢申訴後卻因時效已過而難以懲罰失職企業。
許銘春指出,關於被害人如何申訴,勞動部也將製作指引,並將引進專家學者在事發後協助、陪伴受害人,包括心理諮商師或社工、法律人,還有地方政府的性平會等也要引進專業人士參與。「看怎樣把機制變得有效、友善、可信賴,讓受害者勇於尋求協助」。
她表示,下半年將與地方政府合作,全面對企業進行性騷擾防治的輔導、宣導和法遵訪視,勞動檢查也將以此為重點,「我想檢查、處罰都不是目的,而是透過這些手段讓人守法」。
藉著這波MeToo事件,許銘春說:「現在大家重視這件事,是民氣可用的時候,我們就把機制弄得更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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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朱家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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