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儒賓

季辛吉與兩種地緣政治學

兩岸最近幾年的緊張關係的直接原因，當然是兩岸的政治當局互不信任的結果，但兩岸的情勢會急遽惡化的現實背景，還是脫離不了美中爭霸的結構性因素。關於兩岸關係惡化或美中關係惡化的原因，本文無能究責，這是政治人物或政治學者的工作。但很明顯地，至少從川普上台高喊「讓美國再度偉大」（MAGA，Let’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的呼聲以後，扼阻中國興起已成了美國的重要政策。

近年來，美國拉攏歐洲，重整東亞與亞太地區的秩序，一種防堵中國的新島鏈，其實也可以說舊島鏈的現代版，已隱然成形。由於美、中這兩個國家的量體太大，利益與衝突併存的地方太多，短暫、細部的對話或調整自然不會少，但新冷戰（或寒戰）體系已成形，應當沒有疑問。台灣顯然也被整編進去這個抗中的行列，而且是被置於馬前卒的位置，至少美國與中共當局如此認定。美國剛下任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訪台所引發的巨大震盪即是眼前的例子。

眼前的美中衝突可說自一九七一年季辛吉、尼克森打開中國之門，開創美中新局以來，最激盪的變化。二○一一年，季辛吉在打開中國之門四十年後，撰寫《論中國》的煌煌巨著，就量而言，此書中譯本厚達六百頁，可見季辛吉對此書之重視。季辛吉從中國的特色、清代的中西交流史談起，但重點放在一九四九年革命以後的共產中國，尤其他參與美中外交事務期間的所作所為與所思。季辛吉是外交能手，他與共產中國領導人的會談都有留下紀錄，未曾散失，這部書當然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季辛吉在寫完漫漫長編的現代共產中國的演變以及中美的關係史以後，他在此書的最後一章的最後一句，提出了「中國和美國能夠培養真正的戰略互信嗎」的問題，他以質問結尾。大哉問！書成後，他接著又在〈後記〉提出了另一個問題：中國和昔日的德國一樣，「是一個復興的大陸大國」，而美國和昔日的英國一樣，「是一個與這個大陸有深厚政治經濟關係的海洋大國」。結果英、德嚴重衝突，海陸大戰，「歷史會重演嗎？」季辛吉如此問道。

季辛吉提出兩個質問：併世共存而有不同立國理念的兩強能否戰略互信？海權與陸權爭霸的歷史是否可以不重演？季辛吉出版此書的二○一一年，中美的摩擦其實已經出現，中國內部的反美聲浪更是壓不下去，要不然季辛吉不會提出上面的詢問。季辛吉當然不會認為他開啟的中美關係是失敗的，他認為戰略互信的體系也是有的，比如北大西洋公約內的各國即不會產生戰爭的疑慮。季辛吉舉的例子是否有說服力，姑且不論。但他同意在主權聲浪高漲的今日世界，「戰略」的意義和主權不可退讓的要求一致，互信不容易。自季辛吉出版此書，已逾十年，中美關係大壞，互信基礎瓦解，兩者已變成了相互威脅的關係。現實交給了季辛吉的質問一個他不太喜歡的答案。

中美關係何以變成相互威脅而不是彼此友善的關係？也許政治體制或意識型態的差異是關鍵的因素，也許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必然會發展出的階段。但由季辛吉頻頻使用「戰略」一詞，以及他提出「中國是陸權國家，美國是海權國家」這樣的流俗觀念來看，我們反而可以更深刻地看出季辛吉立論的基礎。他是基於地緣政治學的考量，衡量各大國該扮演的角色。值此兩岸政治秩序重組之際，我們更該省察季辛吉建構的國際政治體系有何特點或盲點。

美中爭霸自然有多重的面向可論，但論及地緣政治，海權、陸權的抗爭是個明顯的形象。地緣政治在今日的用法常指向全球勢力布局下，一種以地理的思考作為權力布置的設計。如果人是政治的動物，而政治的本質如果離不開權力，而在人的世界，權力的爭奪又是難以迴避的現象。那麼，我們當承認只要有政治的地方，即難免有原始的地緣政治學存在的空間。戰國時期的縱橫家講究的就是地緣政治下各國兵力的整合與外交的操控，「合縱」與「連橫」是兩種不同利益思考的地緣政治的概念，蘇秦、張儀是玩弄地緣政治學的大家。北宋時期，金、遼、西夏諸國分立，各國勢力的縱橫捭闔也就不能不興起，遼、金與兩宋的滅亡可以說都源於當時並世列國玩弄地緣政治策略的結果。

只要有諸國並立，群雄相持不下的時局，大概即難免地緣政治的運用。但今日兩岸軍事危機是種新局，它所面對的地緣政治乃是全球布局下的戰略平衡的問題。論及地緣政治，陸權說或海權說這對古老的戰略論是常被提及的敘述，季辛吉在《中國論》的〈後記〉即提出了這組老議題。海權說與陸權說當然是抗衡的觀點，但不論是陸權說，或是海權說，其理論依據皆是整合反對敵對一方的力量，形成統一戰線，以達成國家的政治目的。

季辛吉所說的海權、陸權國家爭霸的歷史大概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一段時間，那也是地緣政治充分發揮的時代，所謂的早期的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建立於地緣基礎上的國家之論可名為地緣政治學，建立於民族基礎上的國家可名為民族國家學，兩者都是從感性的、血緣的觀點立論，兩者都不只是單純的法之主體，而是超個體的有機生物。地緣政治學不論是早期的或批判的類型，它的性質都是國與國之間的權力之角力，權力意志是地緣政治學的本質使然。

誠如一九二八年創刊的《地緣政治學雜誌》發刊宣言所說「地緣政治學是授武器給政治行動，成為國家生活的指導者。」當個人生活的存在感變為國家生活的集體焦慮感時，地緣政治學背後即有「生存空間」的壓力感，它需要釋放。沒有國家權力不斷向外湧現，並與另一個湧現權力意志的國家產生矛盾的關係，即不會有地緣政治學的出現。

論及地緣政治，而且可供今日的兩岸局勢參考者，馬漢（A. T. Mahan）的海權論可以入選。今日的中美角力，美國常被視為海洋勢力的代表，馬漢為美國海軍將領，他的海權論是此說的經典。馬漢論今日海權之重要時，破題即言：「海權的歷史主要是記述國家與國家之間的鬥爭，國家間的競爭和最後常會導致戰爭的暴力行為。」馬漢的海權論既是理論的著作，但也可視為歷史的著作。此書探討一六六○年至一七八三年間，發生於歐美地區的列強爭霸史。他列出從第二次英荷戰爭（一六六五—一六六七）至一七七五—一七八三美國獨立戰爭，至一七七九—一七八二英國與法國、西班牙的海上戰爭等等，這一百多年的戰爭史顯示海軍都是戰爭中起決定作用的因素。簡單地說，「海權的歷史主要是一部軍事史」。

今日全球的地緣政治學沿著美中抗爭的軸線展開，這場對抗大抵可視為海權國家對陸權國家的壓制，中美大戰，中國被視為是陸權國家的代表。論及陸權，我們且以克勞塞維茲（C. P. G. von Clausewitz）的話語下一注腳。克勞塞維茲不但是兵學名家，他還是參與保家衛國的普魯士名將。他的《戰爭論》提出了「戰爭無非是政治透過另一種手段的延續」，它是迫使敵人屈從我方意志的一種暴力行為。強權為了遂行國家的意志，通過會戰和戰鬥殲滅敵人的武裝力量，借以達成政治目的。但更好的方式是用更少的成本達成戰爭的目的。他提到幾種特殊的方法可以大獲勝利，其中第一種即是同盟的關係，參戰者要不然就要廣結盟國，展開有利於己方的政治活動。要不然就要破壞敵方的同盟關係，使其不發生作用。

但身為軍人及兵學家，外交上的縱橫捭闔不是他的主要關懷。作為陸權說的代表，克勞塞維茲繼續宣揚戰爭的力量道：「戰爭的動機越明確、越強烈，戰爭和整個民族生存的關係就越大；戰前的局勢越緊張，戰爭就越接近抽象型態，就越只是為了打垮敵人，戰爭目標和政治目的就會更加一致，戰爭看起來就更加是純軍事的，而不是政治的。」戰爭的純粹型態，意指它使用的方式純粹是戰爭的手段，不是幾何式的，而是力學式的，仇恨的成分越濃，戰爭越簡單，也越暴力。戰爭恍惚是非政治的，卻可借以達成政治的目標。

本文引用《海權論》與《戰爭論》的論點，可以看出兩者的論證雖然不同，但同樣是從戰爭的觀點著眼，同樣是要以戰爭達成國家意志的擴張。這樣的論點或許不太出乎人意料，論戰爭性質的典籍怎麼可能不以戰爭為依歸呢？我們回到美中爭霸的場景，思考地緣政治學所用的語詞，不難發現語句上雖然撒滿了玫瑰精油的芬芳，地緣政治學使用的詞語卻都是戰爭的語彙。即使是「戰略機遇」甚或「戰略夥伴」之類的友善詞彙，也都預設了戰爭的思考模式。

邱吉爾曾引帕麥斯頓的話語說道：世界上沒有永恆的朋友，也沒有永恆的敵人，只有永恆的利益。邱吉爾的話很殘酷，但也很現實，他的話是叔本華的「生之欲望」的反應。政治會自尋出路，邱吉爾的論點如移之於地緣政治學的思考，同樣適用。

季辛吉是中美關係半世紀以來重要的奠基者，他主觀上當然希望美中關係不要往決裂的方向上發展，在《論中國》一書中，可看出他對中美關係「和而不同」的定調。但作為七○年代後美國外交政策重要的設計者，他的思考不能不以大國的視野為軸心。事實上，他當時的敲開中國之門之舉，其主要目標即在於聯中抗俄。早在他祕密經由巴基斯坦訪問中國之前，他觀察到當時國際的政治秩序已經不再以美蘇兩極為核心，而是多極的，共產中國已成了國際新秩序中重要的一極。如何在多極的政治架構中，取得對美國有利的平衡，這是身為美國外交政策執行者不能不思考的迫切課題。

如果美中爭霸沒有往「戰略友好」，而是往「戰略威脅」的方向上發展，或許不必太訝異，因為依地緣政治學的思考，「戰爭」就是這種思考的隱喻。季辛吉在《論中國》結束處以及〈後記〉所提的問題並不輕鬆，此書出版後的中美關係的發展顯然不是季辛吉期待的答案。而在同一個時期出版的一部不看好中美關係的中文書《中國夢》，該書作者即力言中國需要「軍事崛起」，需要「世界第一」，因為大國競爭是必然的，沒有道德可言。這位具軍人身分的作者所言，雖是狼戰之言。但如果我們不將該書視作規範未來之書，而是視作國際政治現況的一種反應，此書的喧囂之氣未嘗不是地緣政治學的思考模式下容易外顯的表現，中西皆然。目前西方有關「中美必定一戰」的論點，恐怕也不出此種思考模式。

地緣政治學下的國家關係多為權力鬥爭的關係，彼此也多為外在的關係，台灣之於中國很難完全擺脫地緣政治學的座標，到底兩岸有深層的分歧，台灣需要美國的支持。但台灣之於中國恰好也不能用權力的地緣政治學的框架定位之，因為它有更豐富的內容。文化的台灣固然難以分割兩岸，即使政治的台灣也難以分割兩岸，因為中華民國在法理上有橫跨兩岸的主權擁有者的性格，在繼承的關係上，一九四九之後的中華民國和一九四九之前的中華民國也是相連的。兩岸在經濟上又有巨大的連結，國安法不見得能夠長期拖住商人西進的腳步。更重要地，兩岸國力的巨大差距逼使弱勢一方當作更有智慧的選擇。

由於台灣與中美雙方的密切連結，兩岸的關係如從外在的、權力的地緣政治的框架解讀之，即很難避免戰爭的途徑，而又未必符合台灣的利益與本質。如果不從外在的、權力的視角進入，那麼，我們當考慮另一種的視角，筆者稱為風土的地緣政治學的視角，那是一種融合內外、彼此互滲的視角。筆者所說的風土的地緣政治學的概念借自和辻哲郎《風土》一書的論點。和辻哲郎在此書中從一種具體的空間性的角度詮釋人的存在向度，他的論點受海德格《存有與時間》的啟發，海德格將人的特質定位為「此在」（Dasien），「此在」的特質在於時間性，時間性構成了人的本質。

和辻哲郎認為海德格忽略了人的空間性，但他界定的空間性不是幾何學式的抽象空間，而是具體生活世界的世界。海德格的「此在」是否沒有具體的空間性，或許仍有待討論。但和辻哲郎借助漢字「風土」二字，藉以表達人的存在與具體環境的關係，風土是編織精神的托體與氛圍，他的觀點還是值得重視的。和辻哲郎的《風土》一書將風土分為三種類型：草原型、砂漠型、季風型，他的風土的分類似乎偏於自然環境，實質上卻是落在人文的自然環境，是歷史與地理的相互滲透。因為所有文明的自然環境都不會是自然意義，它是深深烙印上歷史傳承、民族氣質的人文地理。

如果我們理解台灣，不從抽象性的內部台灣的觀點理解，而是從浸潤層層疊疊的歷史傳統與綿綿密密的現實糾葛，而且從關係性的角度進入，那麼，我們有理由說這種可稱為風土性地緣政治的視野是一種更貼近台灣的存在基礎的視野，這種視野所呈現的兩岸關係是互滲的、共享的、充滿歷史淵源的。從風土地緣政治學的角度理解台灣與兩岸，是否有可能解消兩岸的深層矛盾？或者說考慮到殘酷的現實處境，風土性地緣政治學是否真的可以取代權力地緣政治學？

歷史女神從來不慈悲，結果如何，或許只能靜待未來事實的檢證。但可以確定如果風土地緣政治學的視角沒有取得優位的考慮，島嶼人民如果沒有考慮彼岸人民在近世中國演變中積澱的集體情感與認知，民族主義情感是他們的主體結構中情動的深層因素，而蓄意只從此岸公民自決的視角出發，這種膨脹的主體所作的任何政治判斷都要冒極大的風險。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思考中華民國》，聯經出版

作者：楊儒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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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個以主權在民的理念立國的國體，也是台灣有史以來，第一個有效地以國家名義在國際間行使主權的國體。以1949年為分界點，兩個階段的民國，既有理念的連續，也有因兩岸之間百年來的複雜關係，以及意識型態的分歧，而出現的現實曲折。

《思考中華民國》從現代化轉型的角度立論，主張中華民國是中西現代化模式的整合，往上回應了王陽明、黃宗羲、王船山等儒者的呼喚，並在十九、二十世紀之際，整合了滾滾西潮帶來的民主體制設想，形成國史上第一個民主體制。本書並從「風土的地緣政治學」、「內在的兩岸性」的觀點著眼，詮釋台灣與中華民國的內在發展關係，不僅繼承當代新儒家宣言的精神，更反映立足於台灣的中華民國公民之觀點。

Photo Credit: 聯經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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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朱家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