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官方漢字是簡體字前提下，這間星國出版社為什麼還強調「必須繁體出版」？

文：荷門

作為一個華文閲讀愛好者，你瞭解同樣以華文為官方語言的新加坡的圖書市場和出版社嗎？如果讓你挑選一本新加坡出版社出版的書，你認為自己能夠買到哪些題材？

新加坡的華人佔了公民人口的多數，官方所使用的漢字是簡體漢字，而民間通用主要也是以簡體漢字為主。在這個背景之下，一羣中文系畢業的星國青年，懷着對華文文學的熱情，從創辦簡體字文學雜誌、到創立繁體書出版社新文潮出版社，以及繁體書書店海風書屋。他們自身的經驗及社會的「漢字多元」讓他們相信，新加坡文學可以在沒有中國內地及香港的「繁簡矛盾」之下，走得更遠。

定位年輕華文讀者，跳出傳統議題

新文潮出版社和海風書屋的創辦人是四名年輕人，包括畢業於南洋理工大學中文系的總編輯汪來升、編輯洪均榮，在十多年前、仍然是大學生的時候，已經創辦了以簡體書寫的文學雜誌《WHY NOT 不為什麼》（下稱《不為什麼》）。

踏入三十而立的壯年，核心成員之一的洪洪均榮説：「我們一直做到兩三年前，就想説步入『settle down』（安定下來）的年齡，要不全職做（出版），要不就不做；要麼結婚，要麼好好工作......我們最後決定全職做出版社。」新文潮出版社在2020年註冊，一開始只是開設了網路書店。直到2021年中旬，出版社的社員陸續辭掉本來的工作，全職投入文化事業，開設辦公室和書店，促成海風書屋的誕生。從出版簡體雜誌到繁體書籍，出版社的成員們相信，繁簡不是主要的閲讀障礙，好的作品就當應推廣，也能吸引讀者。

出版社的成員們從小接受的中文教育都是以簡體字為主，求學階段辦的文學雜誌也是以簡體字出版。

洪均榮提到，大學的時候，想辦一本不一樣的本地文學雜誌，「雖然收錄的作品都是詩、小説，但我們做選擇一些別人比較不願意談的課題，希望帶出來聲音有別於（華文）主流」，例如新加坡的同志議題、新加坡英語作家的文學生存空間等等。

來升補充説，雖然新加坡是個發展快速的社會，但也是一個漸趨老齡化的社會，加上華文教育出現了1980年後的斷層，新加坡年輕的華文讀者、創作者比較少，「這也就導致了比較資深的華文讀者與作者比較多」。因此，兒童文學、古詩詞這類內容，或哀悼傳統華文教育不復存在、死亡、疾病、文史等主題，成為了這個羣體主要的閲讀習慣與討論，也形塑着新加坡華文圖書市場的樣貌。

不過，《不為什麼》的目標讀者羣是年輕人。他們喜歡的課題，包括抗爭、奮鬥、理想、社會、同志性別等議題，這些題材就比較少被正面討論，「這些題材比較有挑戰性的課題，甚至在某些比較傳統的文學協會里，出現很多道德、政治上的羈絆，例如白色恐怖、或認為同志有違人倫，不應該公開討論等」。

因此，來升説，《不為什麼》想要做的，除了討論種種年輕人比較關注的議題外，更對於創作的新思潮、想法、方式等做了很多的介紹與實驗，希望給比較傳統、被動的閲讀與創作文化，注入一股新的力量。

《不為什麼》一共出版了七期，成員們認為，這已經做到了一定的成果，「是時候轉型做其他東西」。其後，他們出版了詩集《不可預期——詩精50首》（也是以簡體出版），收錄了新加坡獨立以來少見的新華詩作。

當時作為大學生的洪均榮，選擇了理想；踏入壯年的他，同樣選擇了理想，但不同的是，他和同伴們要面對現實的困難。他坦言：「最大的困難還是在現實與理想之間達到平衡。以前做文學雜誌的時候，是用喜歡的性質（心態）去做。但長期去做、去營運，想的東西比較多，考量也多，不像以前單純的喜歡就可以做。」

而出版繁體書可能是平衡「理想與現實」的方案之一。

簡轉繁無礙閲讀

在創立新文潮出版社之前，《不為什麼》的社員們都是以出版簡體刊物為主。當時還是大學生的他們，覺得出版簡體比較「適合」，洪均榮表示，所謂的「適合」，就是適合和符合新加坡人的閲讀習慣，但決心要經營出版社的時候，「（我們）很有意識的説，必須繁體出版」，原因有三。

「第一就是字型、美感、工整感，繁體字在設計上看起來比較完整；第二，繁體字能夠表達的意思更復雜、豐富，比較適合去表達。譬如説，繁複的『復』，在簡體只有一個字，但是在繁體，有恢『復』、回『覆』、繁『復』（三個不同的字）；繁體字在文化意義上更有辨識度，追本溯源時，也更接近『六書造字』的基本原理。第三就是繁體字擴展了簡體字以外的內容，以及銷售通路，我們很有意識的想把書配送到香港、台灣，港、台基本沒有審查（censorship）的問題，整體市場來説，能出版、接受的內容更寬闊。」

來升也曾經提到，出版社的成員們很早期就接觸文學，而大部分的文學養分都是從台灣、香港來的，出版繁體書是自然而然。

新文潮出版社近年出版的暢銷書《我獅城，我街道》（下稱：《我獅城》）正正是受台灣的《我台北，我街道》、香港的《我香港，我街道》啓發而產生的作品，收錄了26名新加坡作家的散文及詩，刻畫獅城3個世代。

洪均榮指出，繁體字在星馬兩地算是流通，雖然官方語言是以簡體書寫，但民眾其實都看得懂繁體字，只是繁體書的市場比較小。

「以華文市場來言，（星、馬）通路比較少，加上要進入中國市場也不太容易，所以一開始才會先着重在港台市場......在新加坡，只要是成年人的閲讀題材，25到45歲的讀者，這也是我們主要的目標耶，不管是簡體、繁體的字，只要題材是對的，有興趣的人就會買（書）。」

來升指出，這些介於20到45歲之間的讀者，有了一點工作經驗，也對一些社會現象有自己的想法和理解。

「不少讀者來我們的書店『海風書屋』時，也會時常和我們分享他們對文化、閲讀的想法，有的則是在不同書與文創市集上遇到……這個年齡層的讀者，對生活還是有憧憬的，願意相信通過努力與思考，能改變生活與環境。」

從商業的角度而言，洪均榮補充，新加坡很多出版社專注於出版學術書、兒童書，新文潮出版社作為繁體書出社版，正好彌補了市場空缺。

他認為，「繁體書現在的生存空間講大也大，不大也不大」，「華文市場在新加坡很小，但也可以説一個機遇，逼我們去國外發展；我們在國外看到的機遇、學到的東西，帶回來新加坡做分享，慢慢發展市場」。

少了繁簡分歧多了文學友善

在近年的中港矛盾不斷加劇的情況下，在兩地使用繁體字或簡體字的問題，都會面對一些爭議，這個情況甚至開始蔓延到兩岸關係緊張的台灣。在香港，簡體字歧視比較明顯，會被有些人稱為「殘體字」，一些網民對於用簡體字發佈內容的迴應會比較不友好；而在中國內地，使用繁體字的人，或會被部分人當作「文青裝X」，崇拜港台，甚至被當作是「境外勢力」。

不過，新加坡、甚至馬來西亞幾乎不存在這個現象。洪均榮多次指出，在新加坡，繁體字和簡體字沒有誰比誰高級，大部分的華文書籍使用簡體字出版，主要原因是希望書籍能進入校園，與學生分享，「很多人普遍的概念就是簡體書比較方便（閲讀），也可以進學校、可以輸出到中國大陸」。

由於新加坡採用雙語的語言政策，學生必須學英文，再配以他們族裔的語言學習。例如，華裔學生要學英文和華語；馬來裔學生要學英文和馬來語。新加坡政府採用簡體中文為華語的書寫語言，「新加坡的公關語言是英語，與政府機構合作，也沒有簡繁問題。因此，（使用）簡體或繁體的問題不大，除非直接跟中國、香港有聯繫、討論事情，可能要注意一點。」

繁體書也可以進入進入學校嗎。「有老師幫圖書館買書的時候，不介意簡、繁的問題。我們也曾經幫過學校進（繁體）書」。

洪均榮説，新加坡的華裔學生雖以簡體素材去學習，但到了大學，教授提供的題材不分簡繁。他也重申，新文潮出版社的目標讀者是25至40多歲的人羣，「不論簡繁，他們閲讀起來沒有障礙，很多人長大的時候有看過港劇和台灣綜藝節目，字幕都是繁體；對華文有興趣的人，閲讀起來不是一個問題，他們不會因為文字的簡繁，連結到一個政治形態上。重點在於，作品是針對什麼羣體出版、他們有沒有興趣」。

有趣的是，新加坡現在仍然有些招牌，或者是比較老的店面，名字是以繁體字為主，「簡、繁完全不影響生意，只要是好吃的店，依然也是大排長龍。」這跟文學作品一樣，只要是好的作品，不論簡、繁，也是有市場的，而大眾焦點也能迴歸到文學作品的品質，而不是書寫語言。

洪均榮相信，沒有了簡、繁的分歧，對文學發展更友善，「這當然是好的，因為多元嘛。沒有必要排斥，也沒有必要説只能出版這一個字體的書，進口也沒有説只能進簡體書」。他認為，最重要的是讀者有選擇的權利，「如果是有名的人出書，像是龍應台，客人會詢問簡、繁的版本，這確實是有個人傾向，就像選封面的時候，我們也會選自己喜歡的封面、版本」。

他特別提到，新加坡在近代才決定採用簡體教育，在此前的一個短時期、正是過渡至完全採用簡體之時，出現了一些異體字，「它們不像繁體，也不像簡體，像新創出來的一個字，這是獨特現象，新加坡自創出來的，現在已經不用，只流傳了好幾年而已」。

新加坡在80年代以前，幾乎所有的中文報章與出版幾乎都是繁體的，為新加坡留下了寶貴且豐富的資源，其中就包括了許多新加坡民間特有的「新加坡式華文」。這也有助出版社成員們編輯《我獅城，我街道》，尤其是與地名、口語有關的內容。

新加坡漢曾於1969年自行漢字簡化，在1976年後則改用中國內地的簡化字。期間，就出現看起來介乎繁、簡之間的異體字，例子有「囯」（繁體字為「國」、中國內地簡化字為「國」）；「鈡」（繁體字為「鍾」、中國內地簡化字為「鍾」）；「䛊」（繁體字為「識」、中國內地簡化字為「識」）。

（推行簡體中文的新加坡國父李光耀）

失落文學地位後如何重振

新加坡在1965年剛獨立的時候，華人比例為77%；後來有一段時間，華人比例下降到了74%；到了2020年，華人比例又回到了75.9%。

根據新加坡總理公署的國家人口及人才署公佈的新加坡《2020年人口簡報》，截至2020年6月底，在新加坡華人中，閩南人佔據了主導地位，人口占比高達40%；其次是潮汕人和廣東人比較多，兩者合起來也佔了華人總數近35%。

儘管如此，新加坡自21世紀以來，文學輸出及在華語圈的影響力不及70、80年代時期。

洪均榮解釋，80年代前，有一批作家到台灣留學，回到新加坡後受到台灣現代主義的影響，反向輸出很多不錯的作品，但在80年代後，新加坡的華文教育開始沒落，華文文學和文化似乎失去了原來主動輸出的地位，變成比較被動、安然接受外來文化的現況。

「這是事實，但也是轉機——新一代的語言、內容與創意，得以重新開啓，但就缺乏有心人去推動......我們現在其實還看到非常多很好的作品，每個時代都有每個時代想説的故事，也有看到比較年青的土生作家。作為出版社，我們很有意識的把這些內容推廣到國外去，推動華文地區的文學交流。」

講新加坡的故事、輸出具有新加坡特式的華文作品，可能是重振新加坡文學地位的開始。他分享今年一月到台灣出席了6場書籍分享會的時候，發現很多台灣人對於新加坡有一個「stereotype」（刻板印象），但是「我們知道所謂的新加坡故事、文化、歷史都有很多深層韻意、故事，等着我們去挖掘」。

洪均榮所指的刻板印象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正面的包括乾淨、花園城市、國際化、很多資本與移民首選、犯罪率低、社會穩定；負面的有嚴刑峻法、一黨獨大、有民主沒有自由（缺乏新聞與言論自由）、沒有文化。

出版社的成員們也希望以強調本土文化，來突破這些刻板印象。

來升表示，新加坡一個多元語言、種族、宗教的國度裏，首先定義什麼是『本土化』其實已經不容易，「在新加坡，廣泛認為『本土化』的人們，一般認為是一種『糅雜』文化，而要呈現在出版、文字、寫作上，沒那麼容易『規範』，而且『新加坡文化』一向非常多元開放」。

他形容，「新加坡文化」一直處於「進行式」，但若是在生活方式、口語、集體記憶「這些比較軟性的方面」來看，這些比較有可能成為『本土化『的元素。「例如，（新加坡人）有能力使用多種語言運作與溝通，包括不同華文方言，如福建話、廣東話等；若是出版中文，可以註釋的方式向讀者介紹新加坡常用的詞彙或生活概念。」

他認為，語言就是表現「本土化」的方式之一，體現在生活的方方面面裏。譬如説，在《我獅城，我街道》中，不同地方使用的華文、方言（如「五腳基」、「烏橋頭」等）、生活化用語（如「㗝呸烏」）都不一樣。

用詞正是表現新加坡特色的方法之一，新加坡有自己的華語資料庫，收錄了本土特色的詞彙。洪均榮説，若要表達新加坡的一些特殊文化、生活現象，在編輯時會考慮保留「坡式」用語，例如「kopi-o」（新加坡漢字的表述使用的是「㗝呸烏」），按照字面意思表述其實是港、港常用的「黑咖啡」（㗝呸烏多指以牛油烤過的重焙黑咖啡），「但這會完全失去了新加坡味道，在這樣的情況下，必須保留，然後加上註釋」。

除此之外，他深信不能只依靠閲讀打破刻板印象。對於來自單語、單一民族的國家的人，對新加坡這樣的「開放性」是困惑且不解的，所以更需要「實境的體驗，長期生活，不斷地交流」來打破刻板印象。

只是在閲讀、出版的層面上，更有必要為新加坡打破刻板印象。洪均榮同樣以《我獅城》作為例子解釋，「（新加坡）從不是一個缺乏人文、歷史或文化關懷，若是以『新加坡故事『來説，希望能夠有更多民間的故事、口述歷史等，更有深度地挖掘表面論述、地下、民間私藏的生活故事」。

來升也説，「新加坡的故事都埋得很深，可以一直挖下去」，在《我獅城》徵稿過程中，他也對自己生長的土地有更多認識。他舉例説明：「新加坡市中心的讚美廣場旁邊有個小門，雖然走過無數次，但從未停下腳步閲讀解説牌的説明；直到最近才知道，以前常有人把棄嬰丟在那座位於教堂旁邊的小門，交由修女領養。「

挑戰出版禁區？

新加坡對外的政策一直主張「中立」，在新加坡的繁體華文作品是否有禁區，也是閲讀者關注的問題。

洪均榮迴應説，新加坡本土沒有明文規定不能討論、禁止報導的領域，也沒有禁止以繁體書寫、出版；新加坡在國際與區域來説，相對的中立，「這也是我國獨有的定位，甚至歷年來，也邀請過不少在文學界裏有爭議的作家到新加坡來分享。」

他説，新加坡政府機構或學府向來強調「secular」（普世的、中立的），若與他們合作，包括演講、出版補助等，「講者、創作者一般都會盡可能避開政治、宗教、種族、性別的立場......也是可以真實呈現的，但儘可能不下標籤或立場」。

然而，他也承認，這對創作者來説，有時是個挑戰。以《不為什麼》出版過的同志議題專題為例，「（政府）沒有命令，説要禁止任何課題，但是在什麼場合、跟什麼機構合作，要注意什麼可以談、不可以談。若是與政府機構合作，就有明文規定，但是當然也有作品、不同團體慢慢合作的同時，想辦法去挑戰政權或明文規定」。

洪均榮説，要突破這些「限制」，等同是考驗不同團體的「談判技巧」，「整體來説，要合作的話，就要懂得去避開或懂得戰策性討論」。

至於會不會影響往後的補助申請，洪均榮也坦言，如果想要挑戰「體制」，就要有心理準備，會有機會遇到不同的阻力。但他估計：「説到底，都是視乎職員如何處理這些個案，「體制是體制，體制內有體制內執行的人，如果執行體制的人，他們能夠分別開做過的project（項目），跟申請的project，當然是很好談；但如果他們當成是其中一個評估條件，就看執行體制的人（做法）。」

本文經歪腦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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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象元
核稿編輯：杜晉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