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一黨專政的政治體系,由中央制訂政策再層層下派至地方政府執行任務,在中國政府體系中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央、地互動格局,往往產生「數字出政績、政績出官員」現象,從脫貧政策、疫情管控,一窺地方政府如何「變通」?
壓力型體制與政治錦標賽
中國地方政府管理體制是一種「壓力型體制」,在上級政府擬定「目標管理責任制」後,再將層層指標項目分解到下級政府施政。中國地方官員處於政治職位錦標賽過程,其選拔來自上級政府的政績考核,而非來自公民直接選舉。在「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央地互動格局中,往往造成「數字出政績、政績出官員」現象。
中國政府屬於威權體制、後極權式威權體制、全能主義體制、集權體制,尤其是屬於單一體制國家,中央政府具有高效的協調力。而地方競爭關係及政治職位錦標賽的運作機制,並無法在集權體制中消除,類似地方間資源爭奪、欠缺合作,亟需更高層級政府協調的現象,短期內並不會根除。中央層級對地方層級政府採取嚴厲「問責」,在某種程度上固然具有遏制地方主義、強化黨的全面性領導作用,但無法克服地方政府變通,甚至違法行政行為。
「政治晉升錦標賽」源自中國地方競爭壓力,驅使地方官員重視職位升遷政績指標考核,包括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民生建設、環境保護等指標領域。此點尤其聚焦「唯GDP論」,導致經濟發展指標往往超過社會穩定指標。由於代表社會穩定的「維穩」指標,只要不發生大規模維權抗爭或甚至爆發公眾死亡事件,即不會被嚴厲「課責」,這往往誘使地方政府「鋌而走險」,盲目實施趕超戰略。
地方為求表現實施「易地扶貧」,達成中央脫貧目標
2022年4月,由中國財政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聯合發佈《中國減貧四十年:驅動力量、借鑒意義和未來政策方向》研究顯示,以2010年國家貧困標準計算,從1978年到2019年,農村貧困發生率從97.5%下降到0.6%,農村貧困人口減少近7.65億,貧困發生率平均每年降低2.4%。
習近平自十八大主政以來,將脫貧攻堅戰擺在治國理政的關鍵核心,定位脫貧攻堅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宣告推動中國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
2013年習近平提出精準扶貧理念,創新扶貧工作機制,2015年召開扶貧開發工作會議、2017年十九大把精準脫貧作為三大攻堅戰之一。2021年2月25日,習近平在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宣稱,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
中國國務院於4月6日發布《人類減貧的中國實踐》白皮書,宣布已在2020年底完成脫貧攻堅任務,解決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脫貧、832個貧困縣及12.8萬個貧困村擺脫「貧困」困境,這是黨國首次提出在整體上消除絕對貧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