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帶貧窮、寒帶富裕？在大部分的人類歷史中，最富有生產力的地區其實是南方

文：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法律的精神

孟德斯鳩最為人熟知的觀點，也許是他支持以分權作為抑制獨裁的論點，以及他對商業會削弱道德與政治的觀察。從某個意義來看，孟德斯鳩是第一個現代比較政治的科學家。他對政治的觀察不僅止於不同歐洲國家的經驗，如英國與他的出生地法國；也包括非西方社會，例如中國與土耳其。

他的偉大著作《法意》（The Spirit of the Laws，譯注：又稱《論法的精神》）第十四到十九章，廣泛討論到氣候與地理對政治制度的影響。

孟德斯鳩從很多個角度看到地理對制度本質的影響。第一個是，它會影響稍後我們會談到的國民性格。氣候對人格也有直接影響，他在第十四章提到：

把人放到一個密閉、溫暖的地方……他會覺得很虛弱。在這情況下，對他提出一個大膽的冒險事業，你會發現他很不想做這件事；當下的軟弱會讓他覺得沮喪；他會對每一件事都很膽小，簡直處在一種完全無能的狀態。住在溫暖國家的人就像老人，很膽小……住在寒冷國家的人就像年輕人，很勇敢。到南部地區的北方人就沒辦法表現得像同胞一樣英勇，因為他們在適合自己的氣候中奮鬥，且擁有全部的活力與勇氣。

孟德斯鳩接下來提到，「寒冷國家的人對娛樂的敏感度比較不高，溫帶國家的人好一點，溫暖國家的人則非常敏感。」他有一個今天很多人可能都會認同的觀察：「我曾經在英國與義大利聽歌劇，一樣的曲子、一樣的表演者，但是一樣的音樂卻在兩個國家產生非常不同的效果：英國人是如此冷淡又鎮定，義大利人卻如此活潑又如癡如醉，實在是不可思議。」

第二個地理影響制度的機制是它對權力的作用。在第十五章，他討論奴隸制度。他提到亞里斯多德認為奴隸是自然的安排，但他質疑奴隸是自然存在；他也反對非洲人淪為奴隸是因為黑人先天在生理上的劣勢。他認為奴隸是人類的習俗，也是強迫性。但誰強迫誰成為奴隸，並不是因為生理，而是地理因素。

在第十七章，孟德斯鳩做出以下的結論，整段都值得引用：

在亞洲，常可以看到大帝國，但在歐洲，大帝國就不常見。因為亞洲的平原比較遼闊，高山與大海切割出來的區域比較大，而且因為它的位置偏南，春天很容易缺水，高山也比較少積雪，河流也不那麼寬，對人的障礙比較小。

在亞洲，權力因此都是獨裁專制的，如果不極端嚴厲，就會形成割據的局面，就有違國家的本質。

在歐洲，天然的區域劃分形成許多不大不小的國家，依法治理與國土保持並不矛盾。相反的，自然分界對國家是很有利的，如果沒有自然分界，國家就會沉淪、衰敗，並成為鄰國覬覦的目標。歐洲因此形成愛好自由的天性。因為有這種特性，除了通過商業的規範與利益之外，每一個地方都極不易征服，也不易對外力屈服。

相對的，亞洲的統治帶有奴役精神，而且永遠無法擺脫，在所有國家的歷史中都找不到帶有自由精神的文字，除了極端的奴役，看不到任何其他東西。

其他政治理論家，從亞里斯多德到羅素，也主張過氣候與地理會影響政治制度的本質。但是到了二十世紀下半葉，歐洲殖民帝國退散，開發中世界的國家形成獨立的政府，這個解釋的理由就不再適用。特別是討論氣候對國民性格與後續發展的影響時，尤其如此。孟德斯鳩很多有關北方氣候的居民性格勇敢，南方人則愛玩樂又懶惰的觀點，都被認為是粗糙的刻版印象與種族偏見，因此不被採用。這些與國家發展有關的文化決定論，都被抨擊為是在「指責受害人」。

針對歐洲人與南方人的膚色有天生的差異，在十九世紀末，強大的殖民帝國在開拓亞洲與非洲期間，被視為是一種生理差異。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念，歐洲人認為自己有先天的種族優越性，因此對世界其他地方的征服是合理的。他們認為，被殖民的人種在演化等級上是比較低等的，不適合民主或自我管理，因此需要數百年的指導，才能自己運作現代的制度。納粹用亞利安種族優越性的信念，來合理化德國人征服波蘭、俄國以及其他鄰國的行為，是同樣主題最極端與怪異的變種。

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反對這一類生物決定論的論點，並產生相對的信念，認為個人與人類社會擁有天生的平等地位，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孟德斯鳩從未把南北行為的差異，歸因在人類的生理上。他似乎相信全世界的人類基本上彼此相似。但是氣候與地理條件，會在個人身上產生政治行為上的系統性差異。他認為奴役並不是自然的，只能說，有些社群在戰爭與征服時，自我組織的能力比較強。北方的歐洲人享有政治自由，並不是任何天生自然或文化特質的產物。他們可能只是想要彼此征服，且在實際上比較擅長這件事。

因此，孟德斯鳩認為歐洲的自由比較是因為實際的地理條件，把歐洲區隔成數量相對均衡且彼此競爭的政治單位，沒有任何單一力量可以征服所有其他人。相反的，中國、波斯與土耳其這些強盛的亞洲帝國，則得到開放且平坦的地形之利，更容易達成軍事力量的集中化。

經濟學家進場

最近這幾年，氣候與地理是現代制度與經濟成長的主要決定因素，這樣的論點又再次流行。不令人意外的是，這種論點主要是由經濟學家提出來的，對人類行為做唯物主義式的解釋，是他們的第二天性。舉例來說，薩克斯（Jeffrey Sachs）指出，當代的發展程度與地理有高度的相關，例如工業化國家大部分位於溫帶地區，但大量的貧窮國家則在熱帶地區。

他認為，地理因素在兩個關鍵點上，形成經濟成長的助力或阻力。第一，國家要能得到商業的利益，能接近水道或其他運輸方式，是不可或缺的條件，就像斯密提過的，歐洲早期發展貿易與商業就是如此。非洲與中亞地區的內陸國家，和有港口與可以航行的河道的國家比起來，比較不容易出口產品。第二，熱帶地區的人比起溫帶氣候的人受到更多疾病的侵擾。薩克斯估計，光是瘧疾的影響，就可能減少熱帶國家每人平均成長率一．三％。

從某個意義來看，薩克斯的論點，是以比較現代的形式重現孟德斯鳩的因果說法：炎熱的南方氣候直接影響經濟的表現，不是因為人們懶惰或愛玩樂，而是因為慢性疾病讓他們衰弱，妨礙他們工作與實現自我的能力。

戴蒙（Jared Diamond）的大歷史巨作《槍炮、病菌與鋼鐵》（Guns, Germs, and Steel）也指出影響發展的物質障礙，主要也是地理與氣候的產物。歐洲主導世界其他地方的能力和幾個地理因素有關，例如連結歐亞大陸溝通的東西線比較有利行動，但南北向跨越不同氣候區的南美洲，則面對更多移動的障礙。這讓適合的技術可以橫向擴散到類似的氣候區，但不同的氣候區則會阻礙類似的擴散。

歐洲人進一步成功培育出小麥與黑麥，並成為主要的經濟作物，然後又馴化馬匹，這些都是不可或缺的移動能力。更大的移動能力反過來發展出對很多疾病的免疫能力，因為藉由和不同人種的通婚，可以形成更大的基因多樣性。相對的，新大陸的基因相對同質性高，讓那裡的人對外來的疾病特別無法抵抗。戴蒙認為，這些因素加總起來就可以解釋西班牙在新大陸的征服行動，為什麼幾乎毫不費力就成功了。

Photo Credit: Eric E Castro @ Flickr CC By 2.0

薩克斯與戴蒙對發展結果的說明，都沒注意到制度的問題。但是經濟歷史學家諾斯（Douglass North）則把拉丁美洲相對於北美的不良表現，歸因於有關財產權與法治制度的差異，而這正好是殖民者特色的一個功能。因為英國在北美播下觀念的種子，並給它共同法與議會制政體的制度，而南美則是受到西班牙與葡萄牙殖民，他們帶來的是重商主義與專制主義。

經濟歷史學家恩格曼（Stanley Engerman）與斯柯洛夫（Kenneth Sokoloff）也有類似的論點，他們把拉丁美洲官僚的威權政府加上剝削式的經濟制度，和北美的民主政府與開放市場相比，他們都認為制度是最關鍵的，但殖民者建立的制度和新大陸的地理與氣候環境有關。

恩格曼與斯柯洛夫考究制度的差異，不是根據殖民者的特色，而是根據經濟學家所謂的要素稟賦（factor endowments）。也就是美洲不同地區的氣候與地理條件，能生長或產出的農作物與礦物種類。他們指出，在美國革命期間，由於大規模種植作物與雇用奴工的相對效率，古巴與巴貝多成為富有的殖民地。巴貝多和麻州與紐約州一樣都是英國殖民地，卻誕生高度剝削式的社會，一小群大農場主菁英統治大量的奴工族群。

西班牙殖民地新西班牙（墨西哥）與祕魯，主要的產業則是採集金礦與銀礦。這些殖民地不必從非洲進口奴工，因為他們把當地大量的土著當成非自願勞工的來源。採礦經濟權延伸為土地所有權，導致大莊園開始成長，並延續到未來幾個世紀，這和北美的家庭農場特色有明顯的對比。恩格曼與斯柯洛夫把不同政治制度的起源，包括一方面是威權與寡頭，另一方面是民主與平等主義，追溯到氣候與地理的原始條件。

而且，即使形成這些制度的條件已經改變，這些制度仍然隨著時間延續下去。因為靠這些制度得到權力的菁英，會利用政治影響力繼續保住自己一開始的優勢。因此拉丁美洲的克里奧爾（Creole，譯注：生於當地的歐洲白人與後代）菁英就能在後來阻止移民進入，以防止勞動市場的競爭。比起美國，他們也把選舉權限制到很晚，直到十九世紀才開放。因此，即使整個拉丁美洲現在大部分都實施民主制度，但卻是世界上社會最不平等的地區。

經濟學家阿齊默魯（Daron Acemoglu）、羅賓森（James Robinson）與強生（Simon Johnson）在一個常被引用的論文中修正了這個論點，他們認為，早期制度的差異不是因為要素稟賦，而是因為早期歐洲移民受到疾病影響的死亡人數。因為，歐洲人發現到安全的定居之地時，馬上就開始主張自己的權利，並要求可以限制政府能力的制度，以防政府任意奪走私有財產。但是，當疾病讓定居的成本太高，殖民列強就改採「剝削式」的經濟制度，並由專制的政治架構來執行。這些早期的制度架構可以非常持久，因為既有的掌權者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都能繼續限制別人進入經濟與政治系統。

包括薩克斯與戴蒙把財富與溫帶的北方氣候連結、把貧窮與南方的熱帶氣候連結等論點，在一五○○年到現在發生「命運的逆轉」（reversal of fortune）之後，已經被幾個經濟歷史學家證實，任何簡單的地理決定論都是錯的。在大部分的人類歷史中，最富有與最有生產力的地區其實是南方。在歐洲更有一件最重要的事實：強盛又繁榮的羅馬帝國是以地中海為中心，當時北非是主要的穀物生產區，英國與北歐則是赤貧之地，周圍住著各部落的野蠻人。中國帝國在北邊的黃河河谷發跡，然後往南方與東南方而不是北方拓展；更冷的地區，例如東北九省、韓國與日本，則處於沒有開發的狀態。

至於美洲，阿茲特克人（Aztecs）與馬雅人（Mayas）是最富有的文明，並開發出熱帶與亞熱帶的墨西哥與祕魯。北美與南美的溫帶地區則住著相對貧窮的狩獵與採集或放牧的社群。這個模式在歐洲征服西半球時依然存在。西班牙人是把帝國建立在原來很富有的土著文明土地上，另外，在加勒比海與東北邊（也就是亞熱帶）的巴西，也有以奴隸為主力的大農場主富裕經濟。十七世紀開始，據估計，以國民平均所得來看，巴貝多糖島比北美殖民地的十三洲，還要高出三分之二；古巴在美國革命時期也比麻州還要富有。

薩克斯與其他作家提到的模式，說到世界上的有錢地區是在溫帶的北方氣候，只是一種現代的模式是在工業革命之後才出現。另外，經濟理論通常會預測這些孕育出富裕農業社會的熱帶與亞熱帶地區，應該會有工業化的優勢，因為他們擁有最大量的勞力與資金。阿齊默魯、羅賓森與強生認為，這件事沒有發生也是因為制度，因為擁有高密度人口的古老富有地區吸引歐洲殖民主義者，他們強迫這些人成為奴隸，並建立剝削式的制度。這些制度阻礙了更開放、更競爭的市場經濟，也連帶壓抑工業的發展。相對的，貧窮地區沒有這些過往，就沒有傳承到壞制度的煩惱，也能允許更有包容性的制度。

這些論點的共通之處就是，他們把政治制度的起源回溯到更廣泛的經濟因素，氣候與具體的地理條件，只是其中一個因素。雖然阿齊默魯與羅賓森批評像薩克森與戴蒙這樣的地理決定論者，但他們也承認，移民者的心理狀態最終還是地理因素的結果，例如適合礦業與農業的地方，出現的就是「剝削式」制度。地理與要素稟賦還是有一些決定性的影響力，但只在於影響一開始的政治制度，之後制度就會有自己的生命。因為技術的關係，氣候與地理的影響力會隨著時間產生明顯的改變。

例如，如果沒有橫渡大西洋的貨船，就不會有加勒比海的糖品貿易；由於蔗糖的替代品甜菜被開發出來，蔗糖也越來越沒有競爭力。但是在這傳統中的所有作者都同意，制度本質的最後決定因素是經濟因素，其中包括地理、氣候、疾病；可以取得的資源，如勞力、珍貴金屬、雨量，以及栽種農業的可行性。他們很明確地指出，在解釋當代政治與經濟發展結果時，非物質因素例如觀念或意識形態、文化，或殖民社會的特殊傳統，都比較不重要。雖然這些人沒有一個是簡單的地理決定論者，但大部分的人都支持經濟因素比文化因素，對政治行為有更大的影響力。

※ 本文摘自《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第十五章「地理條件」P257~264

書籍介紹

《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時報出版

作者： 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享譽全球巨作《歷史之終結與最後一人》作者福山教授最新著作。
‧《紐約時報》最受注目好書、《環球郵報》最佳好書、《克科斯書評》非文學類最佳書籍。
‧跨學科研究，從人類學、社會生物學、演化心理學、法律制度、經濟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等跨學科研究，綜覽人類政治發展。

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卷）：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的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