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壽（成大政治系、中山社會系）

在二十幾年前的法院，資深的老法官跟庭長最常教導年輕新進的法官說「這樣做你才會沒有責任」。一位年輕剛分發的法官，心裡不爽的說「幹，我若要不必負責，我來當法官幹嘛！」當時這位年輕法官面對的是，科長比法官大、庭長院長是直接把法官叫到辦公室關說的年代，他當時曾一度揚言乾脆去開計程車好了。

這位年輕法官還好沒有那麼衝動辭掉法官去開計程車。但這樣願意負責的法官雖然在現在的司法界不算是少見，但還不算多數。大部分的法官或是檢察官的心態，還是不願意負起責任。而整個司法制度的設計不良，也導致權責不分。

先討論檢察體系部分。我們就來看一個刑事案件如何由檢察官與法官處理的。一個案子本來由「偵辦檢察官」負責，但在偵辦中，檢察長有時會介入督導。同時，案子要提起公訴時，一般要經過檢察長同意。如果檢察長不同意的話，檢察官以自己名義將案子提起公訴，雖然在法律上這樣的起訴還是有效，但偵辦檢察官會被行政處分。2004年花蓮地檢李子春檢察官偵辦「頭目津貼案」就是一例。

那這案子到底是偵辦檢察官負責還是檢察長負責？誰才有最後決定權？偵辦檢察官是主要偵辦案件的人，照理他應該有最後決定權，但在檢察長對他有行政監督與打考績等權力，很難不說檢察長對於案件是有影響力的。

接著案件到法院了。案件的負責人變成「公訴檢察官」。大部分的案件，偵辦檢察官不是公訴檢察官。假設一審判決出來，檢方不服的話，那到底誰有權力決定要不要上訴？一般是公訴檢察官決定是否要上訴，但如果他不願意上訴，偵辦檢察官也可以決定上訴。但都要經過檢察長同意。但到二審時，到庭的公訴檢察官又換人了，既不是一審的公訴檢察官也不是一審的偵辦檢察官。同樣的，到了第三審負責的檢察官又換人了。[1]

我們先不管法院的情況，就先假設法官都是對的（我們後面會討論法官部分）。假如有一個人被檢察官起訴，但一、二、三審都被判無罪。他一定覺得很無辜、或是覺得很不爽，那他要追究責任，或是我們人民要追究檢察官辦案不力，哪個檢察官該負責？

在現有制度運作下，我們找不到一個明確可以負責的檢察官。第一種情況是偵辦檢察官可能很辦案不力。第二種情況是，偵辦檢察官辦案精實，但他是受到檢察長的干涉才辦不出來。第三種情況是，公訴檢察官搞砸案件。

這有兩種可能：第一、公訴檢察官並沒有如偵辦檢察官如此瞭解案件，所以他無法在法庭內作最有利的攻防。其次，公訴檢察官也很有可能跟偵辦檢察官意見不一。簡而言之，公訴檢察官很有可能無法完全正確表達偵辦檢察官的意見。

也就是說很可能發生一種情況，偵辦檢察官案件辦得相當精實，但公訴檢察官在法院攻防時表現不力（例如該拿出來的證據忘記拿出來），而導致敗訴。也很可能是，偵辦檢察官本來就辦案不力而敗訴，完全跟公訴檢察官的表現無關。

這完全是一個權責不明的體制，也導致要明確追究責任幾乎不可能。最明顯的案例，是「高鐵減振案」。我們先不論這案子偵辦公平與否或是判決是否正確。此案件主要被告是2004年當時的國科會副主委謝清志。謝清志不僅被羈押，同時被台南地檢求刑十五年併科罰金三千萬。謝清志自認清白，所以對這件事當然很痛恨。

他後來在2008年出書痛罵當年偵辦這案件的檢察官王森榮、高峯祈以及公訴檢察官簡光昌。[2] 比較值得注意的是，在該書中對於當時台南地檢檢察長朱朝亮，不僅著墨不多也幾乎沒有任何責難。很顯然的，謝清志當時認為朱朝亮雖然身為檢察長，但不是這案件主導者。

但不久之後，謝清志把箭頭指向朱朝亮，特別是指控朱朝亮曾說：「檢察官辦案不一定是要當事人被判有罪，但至少要讓他們得到教訓！」 [3] 這裡要討論的重點並不是要討論朱朝亮是否真的有講出這一句話，而是這凸顯出一件事——身為被告的謝清志（以及社會大眾），並不清楚到底這個偵辦檢察官、公訴檢察官和檢察長各要負怎樣的責任。

我們接著來看法院部分。一般刑事案件會有一個合議庭，有三位法官：審判長、受命法官和陪席法官。[4] 一般先由受命法官進行準備程序，所以他會比審判長和陪席法官更瞭解案件。照理，合議庭的表決是票票等值（都有相同的決定權）。但實際運作並不是如此。

第一、因為資訊不對稱的關係，受命法官比起審判長和陪席法官更瞭解案情，也因此可能相對地對案子的最後結果有更大的影響力。而陪席法官經常是最不瞭解案情的人。而司法院的行政管考將一個案子算在受命法官身上 [5]，也導致其他兩位法官不會像受命法官一樣投入案子。[6] 第二、審判長經常由庭長來擔任，而庭長可以對他的庭員打考績以及比其他庭員來的資深，在這種權力不平等結構下，庭長會有更大的影響力。

除了票票不等值的問題外，現有制度另一個問題是，我們不知誰最後主導了案子。以一審為例，有三位法官，那評議的結果到底是3:0或是2:1，外界並不知道。我們也無法得知到底這三位法官各投了那個決定。講好聽一點是，這三個法官一起負責，講難聽一點是，沒人負責。

評議簿會記載表決結果，但必須等到裁判確定後，案件的當事人、訴訟代理人、辯護人或曾為輔佐人，才可以聲請閱覽評議意見。很少人會在多年訴訟後，去申請閱覽評議簿。不過這不是法院判決不負責最誇張的地方。最誇張的例子是，參與審判的法官因為不想參與案子最後的決定，故意在評議時請假缺席，改由其他法官代理出席評議。

這不是唯一法院判決不想負責的地方。另一個經常看到的案例是，當發生重大案件時，地院不同意羈押被告，而檢察官上訴到高院時。高院法官面對社會壓力，是希望羈押被告，但他們又不願意負起責任的自為裁定羈押被告，而是將案子發回給地院，希望地院同意檢方的聲請羈押。最有名的案例，就是開車衝撞總統府自殺抗議的張德正案。檢方聲請羈押五次，地院都駁回，檢方也五次抗告。高院前四次發回給地院，但地院就是不押人。高院最後沒辦法才駁回檢方的抗告。

這樣權責不清的制度，說好聽一點是榮譽共享，但同時也是毀辱同擔。有時候，也可能導致無辜法官受連累。2010年最高法院將女童性侵害案發回更審時，引起社會大反彈，導致白玫瑰運動的出現。隔年，馬英九提名最高法院庭長邵燕玲出任大法官。報紙後登出邵燕玲為女童性侵害案的庭長，引發爭議，最後導致邵燕玲主動要求免予提名大法官。

我們確定的是邵燕玲是審理該案的庭長，但我們無法得知的是，該判決的評議結果是5:0、4:1或是3:2。我們也無法得知，邵燕玲是否藉由庭長職位行使不正當影響力。更重要的是，我們無法得知邵燕玲到底她個人對這案件的投票決定和理由為何。如果這個判決是應該被批判的話，在現有制度下，那只批判邵燕玲一個人對她是不公平的。如果要批判的話，那參與這案子審判的五位法官都應該接受批判。

目前的司法體系看似分工負責，結果卻是將責任分而化之，除了他們自己以外，外部是無法了解誰要負最大責任。外部找不出誰要負責，那就是誰都不用負責。外界也同時無法得知，到底誰干預了審判，因為外界連誰要負責都看不出來。在這種情形下，就只能聽任流言蜚語、新聞媒體、法界八卦（法治時報）來捕風捉影。看準風向就可以批鬥誰！反正當事人（人民）連找誰算帳都不知道。只好找「司法」、「恐龍法官」這些稻草人算帳，幹瞧一下，平反心情。

法官和檢察官權責不清的現象，不僅表現在制度上的運作，也表現在司法文化上。一個很明顯的例子是，只有檢察官和法官可以參與的「檢察官論壇」和「法官論壇」，許多的法官和檢察官只願意用匿名發言，而不敢用真名對其發表言論負責。

法官和檢察官是行使公權力的人，不僅決定了司法正義，也會影響人民的自由、財產、權利、甚至是生命。他們掌握了相當大的權力。不願意或是不敢負責任的人，或許不該繼續當檢察官或是法官，而是去開計程車。但可別忘了，計程車司機對於乘客與社會大眾的行路安全也要負很大的責任。

參考資料

[1] 除了權責不分之外，這樣會衍生出一個問題。就是，被告一直是同一人，但是原告一直在換人。並不是每個接手的檢察官都可以很瞭解案情，這也導致檢察官敗訴的機率增高。

[2] 謝清志、彭淋淞，2008，《謝清志的生命振動》，台北：玉山出版社。

[3] 這句話後來變成羅生門。朱朝亮後來在經過相當長一段時間被攻擊之後，在報紙上投書正式回應，他從未對減振案相關被告說過這一句話，而如果謝清志可以提出相關事證，朱朝亮不僅願意自動請辭，同時歡迎將他移送監察院彈劾他。謝清志再公開回應，朱朝亮的那一段話來自於『今週刊』記者林尚雲的報導。

然而細讀那一篇報導，是有檢察官表示在會議上朱朝亮曾這樣說過。該篇報導並沒有說哪一位檢察官這樣說，也沒說明訪問了那位檢察官。朱朝亮跟謝清志後來似乎都沒有進一步動作，去追問該名記者到底是哪位檢察官說出那一段訪問。

[4] 本節摘錄自王金壽、魏宏儒，2012，〈台灣地方法院裁判評議制度之實證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八十八期：127-69。

[5] 這又是另一個違反常理的地方，如果案子是由合議庭法官共同決定，那為何只對受命法官管考該案子？

[6] 曾經有一個很爭議判決導致社會批評時，一位擔任陪席的法官說，為何只擔任陪席還被罵成這個樣子。

本文經巷仔口社會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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