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看似民主跟法治的社會，但其實有時感覺奴性跟人治成分還是相當重。我們喜歡講人情，也喜歡專漏洞。

有一次，新的一年，單位內有申請新的停車證，但是車位有限，於是只能用抽籤的方式。我並不常開車上班，自然沒有停車需求，但同事就來拜託我要登記，如果到時我抽到車位他沒抽到，可以轉讓給他。也沒多想，就答應了。後來，果真我抽到的車位他沒抽到，於是就私底下講好轉讓給他，他也先去預繳費了。

但像這樣的抽到轉讓的case其實很多，加上有不少同事在新年考上其他單位離職，車位居然又多了出來，於是，我同事就這樣候補到了。既然自己候補到了車位，他認為就不需要我的車位了，於是請我去辦理註銷退費。

哪知，負責停車位分配的業務單位有規定，除非離職或特殊原因，否則是無法辦理註銷的，該單位主管還對我曉以大義說：「我知道你們都是幫人家登記的，但如果依照一般規定走，其實大多數人都申請的到車位，不用這樣後補，多了很多行政程序。」想想，也沒錯，為什麼大家都要鑽這種漏洞呢？我自知理虧，摸摸鼻子就走了。

不過，我同事並沒有就此放棄，他透過關係找了權力人士打電話給停車業務單位的主管，對他施壓，要求將車位登記費用退還給我，就因為這樣，我又被找去曉以大義：「這次就先退費，以後內部的事情內部解決，不要找外面來施壓」。

當時的我，真是百口莫辯，一肚子鳥氣只能吞下，只能怨恨自己，當初為什麼賣人情鑽這種漏洞，另外也很深刻體會到，台灣，真的不缺法條/規定，而是不按照規定走的人，很多，找關係的人，很多，而且很管用 …

政府理當處理的是「眾人」的事，但現在「眾人」可能得定義為：有管道的人。有管道找到民代，就能處理一下；有管道找到行政首長，也能處理一下；基層公務員其實是政策執行的最小單位，在執行上除了依法行政，理應能透過自己的裁量判斷去審視每個案件的輕重緩急，但當有管道的人關心某個案子時，就會被逼要調整優先順位，有聽過承辦人因為詳細審查每個程序卡到財團的開發案，遭到調動職位；更有嚴格執法的警察人員，被長官說不要衝那麼快之類的傳聞。

或許，像唐湘龍講的一般，這是個沒錯也要馬上「裝錯」的時代，只要被「瘋狗浪」頭的政媒鎖定，請記得：不會「裝錯」就是「大錯」。於是，政府施政不問邏輯，只問風向。周星馳「九品芝麻官」裡風往哪邊吹就往哪邊倒的「尚書大人」，看來離我們並不遠。

行政專業遠去的年代

為了理解政府是如何走入政治決定專業的過程，特別訪問了曾擔任省政府時期水利處長的李鴻源教授。他說，關鍵的問題就在公務員逐漸變得沒有專業。過去的技術官僚，實務經驗相當強，廠商要偷斤減兩沒那麼容易；但是，這樣的強項在公務員成為發包工具之後就漸消失。

原因有兩個，在教育養成過程中，以學術至上的高教系統，讓技術專長的老師無法獲得晉升，越來越脫離現場的結果，讓學生也缺乏實務經驗。李鴻源說：「聽到研究生考上公職要去報到，我只說了一句話：你什麼實務經驗都沒有，敢去嗎？」

不過，事實上，沒有經過任何業界洗禮，沒有任何實務經驗的公務人員在目前政府很多，學校實務訓練不足加上學生一窩蜂投入公職考試的結果，我們養成了太多紙上談兵的公務員，在工程案件中，這些公務員成為廠商眼中的小白兔，很容易掉入陷阱中，或是變成太過依賴特定廠商的情況。

行政專業遠去的另一個原因，是政務官過度介入事務官的人事運作。過去，政務官負責政策走向，涉及行政、人事的部分，則委由事務官負責。事務官畢竟在單位時間較久，了解內部行政文化，也懂得知人善任。

但是，現在的情況是，政務官將事務官的調動升降當作個人政治資源，專業及工作能力不再是陞遷的主要考量，甚至，某些單位中，想升遷、調任，都得找民代關心一下，才可能卡到位。長期下來，常任文官對於陞遷要嘛看淡，要嘛就得走向關係考攏這一套。整個文官體制的價值崩毀。

台灣怎麼領到漁業黃牌的？

►歐盟對台灣非法漁業祭出「黃牌警告」 若未改善損失恐上看5億

專業角色逐漸失去的結果，公務員轉型成為寫招標計畫的高手。然而，因近年來考公務員成為顯學，許多畢業生初社會的第一份工作便是公務員。沒有業界經驗，在標案撰寫時必然會遇到瓶頸，尤其是工程標案，缺乏現場經驗的承辦人，必須倚賴廠商提供相關材料規格、價格、數量、設計圖等做參考，自然而然就會與特定廠商交好。

另外，與產業界互動密切的單位，長年與業者進行市場情報交換，管理措施意見交換，政策擬定前也需要找業者了解業界反應，所以難免會與某些廠商走的較近。排除實質的利益交換，在台灣政通商的情況下，這些產業密切的官員能夠上到一定位置，必然需要掌握大老們的心性，避免政策對於這些產業衝擊太大。而官員本身也因進退得宜、廣結善緣，在晉升之路上相形助益。可以說，某些隱含在圖利行為定義之外的個人利益，在這樣的模糊地帶被滿足了。管理及政策工具，提供了鞏固權力的附加價值。

這種遊走模糊地帶的裙帶關係，在資訊不透明的狀況下，特別容易產生。比方說，我們的漁業管理，因為漁獲資料蒐集困難、不確定性很高，造成官員進行管理時經常難以判定業者填報資料合理與否。這種情況下，高度依賴行政裁量權去認定，就很有大的迴旋空間。

資源管理本來應該是與科學資料高度相關的，要有足夠的資訊，才能知道哪些魚類資源不足了，要設定捕撈限制量、或限定漁業捕撈期間。然而，要調查海裡的生物資源是很困難的，很多資料來源必須藉由漁船提供。因此，漁獲資料是否確實申報，就是漁業資源能否妥善管理的基礎。

漁政單位有漁業年報，呈現每年各種水產捕撈的產量資訊，學術界進行資源評估時，也是參考年報中的資訊跑模式確認水產的資源狀況，再去制定總量管制、或是針對季節或是體型大小限制的捕撈管制措施。

不過，台灣在漁業管理的態度上，一向採槍口一致對外的做法。怎麼說呢？當國外有要求，我們才會乖乖的申報。曾經在2005年時，台灣大目鮪魚的捕撈配額遭到大西洋鮪類資源保育國際委員會 （ICCAT）砍了百分之七十，原因是台灣漁船偽造捕撈資料。2015年，台灣又因為未妥善管理「非法、未報告、不受規範漁業」的漁船，而遭到歐盟舉黃牌，若六個月內未改善會遭到貿易制裁。

台灣漁獲資料未誠實申報的情況，其實熟知內情的人都清楚。即使漁業署配合國際漁業組織的規範，派了觀察員上遠洋漁船進行漁獲資料的登錄，但是漁業署本身也清楚，觀察員的資料僅能做為內部使用，而「加工完成」後的資料再送出給國際漁業組織。

為何漁業署一年花幾千萬派出觀察員，但蒐集的資料卻無法公開，也無法作為裁罰漁船不實申報的依據？原因是，擔心觀察員在船上遭遇危險、或是之後船東拒絕讓觀察員登船，造成遠洋漁船的觀察員涵蓋率不足，對國際組織無法交代；再者，某些遠洋漁業公司的政治背景驚人，漁業管理單位得小心謹慎，深怕弄出難以收拾的場面。原來應該肩負管理責任的行政部門，卻因為「特殊性關係」而舉步維艱。

責任編輯：鄭少凡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