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盛會」的詛咒：由民族主義到資本主義的都市競技場

文：蘇碩斌（台灣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

一、疑雲重重

1970年代，少年的我剛學會打棒球，巧逢日本漫畫《青少棒揚威記》[1] 在台灣盜版連載，熱血的南部子弟，以為中華少棒一直去美國拿金盃很強，以為有一天世界冠軍必會留在台灣主場。我已經準備好就要喊：「世界看到台灣了！」

不過那年頭的教科書寫說中華民國是世界五強，現實上，卻完全不是那麼好棒棒。

我一直等。人家小日本已在1964年辦過東京奧運，連著又是1970年的大阪萬國博覽會、1972年的札幌冬奧，我大中華何時來一砲？很久之後才知道，退出聯合國之後，台灣就無法成為國際比賽的主場。

兩岸和緩的二十一世紀，台灣終於有機會主辦正式的國際盛會。2009年高雄市的「世界大學運動會」首開先例，2010年臺北市承攬「世界花卉博覽會」，馬英九市長說最欣喜的是「台灣第一次獲得國際授權、同時也是亞洲第4個國家、第7個城巿舉辦的國際博覽會⋯⋯大大提高了台灣及台北市在國際上的地位、聲望及能見度。」

國際主場的渴望，不就是我從幼稚園以來的夢想？可是我已經長大，他們卻還在裝傻。花博本來想要開發關渡平原的計畫挫敗，接手的郝龍斌只得在基隆河邊湊出帶狀公園當展場，驚險撐完會期。馬英九閉幕致詞果然逮到機會天真又哭喊：「世界應該都看到了台灣美麗的力量！」

馬英九為什麼如此天真？也不是全無道理。

二、明知有詛咒，各大城市仍然前仆後繼？

花博這種國際盛會，就是所謂Mega Events的一種。

Mega-Event的學術定義是「大規模的文化、商業及運動活動，具有劇場的特質，訴求大眾參與，強調國際能見度。」[2] 操作的SOP是「跨國的非政府組織」及「單一國家的政府組織」互相合作，例如花博的國際園藝家協會（AIPH）和台北市政府產發局，以致外表很像「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但其實是民間的商業行為。

Mega Events歷史不長，但也不短。因為強調國際能見度，當然是現代國家出現、國與國之間競爭之後的事。歷史上最早的Mega Events是1851年倫敦萬國博覽會（Expositions），然後奧林匹克運動會（Olympic）於1896年雅典重現，加入Mega Events隊伍，再來則是1930年誕生的世界盃足球賽。除了這典型的三大，後來名為EXPOs、Fairs、Games、Conventions的各種國際高峰會、專業博覽會，也勉強算是。

Mega Events的生命史一直有兩個親密愛人。初始Mega Events的老相好是「民族主義」，1980年代起，勾勾纏的對象就變成新自由主義風格的「資本主義」，尤其是「都市更新」。英國學者Maurice Roche指出，Mega Events百餘年來就是雙重意義的堆疊：一是民族國家追求現代化的老遊戲，二是跨國界都市競爭金權資源的新賭局。

台北市在花博之後申辦規模更大的2017年「世界大學運動會」，廣告詞明顯也展露Mega Events的雙重意義：

2017世大運所代表的不僅僅是一項國際體育賽會，它還包含了主辦城市的城市再造、全民參與、文化提升等多重使命，2017年，國際社會將聚焦臺北，期待全國民眾共同參與這場盛會，攜手將臺北推向世界舞臺，成就臺灣的驕傲。[3]

民族主義夢囈的「台灣驕傲」，資本主義熱衷的「城市再造」，正是當今Mega Event複雜遊戲的兩大關鍵字。馬英九民族主義的天真，問題就在於他只吶喊了「台灣驕傲」，卻隱匿了「城市再造」。

好好看的都市，總藏有一顆黑暗之心！請不要忘記《倚天屠龍記》殷素素對兒子張無忌的最終教誨：「越好看的女人越會騙人。」

三、柯文哲世大運「頭痛」之原因

大巨蛋廠商自救會FB專頁

2014年底柯文哲打敗國民黨，隔年一月底就打臉接手馬英九的郝龍斌，直白地說出對於以預算200多億辦一場2017世大運，他認為：「到頭一場空、什麼都沒有、感到很頭痛」。

若了解Mega Events的第二個關鍵字是「資本主義」，就知道柯文哲頭痛的原因。

最近新上市的一本書《奧運的詛咒》，原書名Circus Maximus就是羅馬最大的麥西穆斯競技場，內容就在戮破奧運帶來市民榮耀、經濟效應的鬼扯神話。該書的譯者梁文傑，正是長期反對花博、世大運的市議員，還請來柯文哲寫一篇酸味四溢的推薦序。

其實經濟學的「溫拿詛咒（Winner’s Curse）早有警告，意思是在競標中獲勝者，常會愛面子而大幅超支，延伸而來「奧運詛咒（Olympics Curse）」也流傳頗久。所以，奧運、博覽會這種盛會，賽會前舉城歡騰不計成本，賽會間發現觀光收益挹注有限，賽會後場館艱蚊子卻還要花錢維修，結果總是財政赤字紅通通，成為難逃的詛咒。[4]

最著名的實際奧運詛咒是1976年信心十足舉辦奧運的加拿大蒙特婁，因為經費爆增而欠債長達數十年；另一個詛咒更狠，在千禧年風光重回奧運榮光的希臘雅典，一場奧運竟帶塞到債台無邊、經濟不舉，豪華的場館與人民的需要格格不入，就這樣將希臘引向衰退十幾年而幾乎亡國。

雖然奧運像個錢坑，「2000年的雪梨奧運花費30億美元，雅典奧運翻了一倍，北京奧運膨脹到400億美元，2014年的俄羅斯索契即使只是舉辦冬季奧運，花費更高達天價500億美元」，[5]《奧運的詛咒》作者Andrew Zimbalist因此宣稱，申請奧運主辦權的城市，已由1997年的12個，降到2013年的5個，代表奧運光環已經退色。

然而只是退色而已？還是有個難解的問題：明知龐大資金不可能回收，申辦城市為何依然前仆後繼？

儘管申辦Mega Events的都市確實減少，而且舉城皆知風險極大，幾乎要債留子孫。但是每一屆的萬博、奧運、世足，卻總是有勇敢的城市團隊挺身而出，甚至有豪奢的簡報團超認真去爭取（一般申辦準備費就花一億美金）。台北也是其中之一。

答案，顯然另有蹊蹺。簡單來說：有人獲得利益，有人受到傷害，且是截然不同的兩群。

三、Mega Events的舊愛新歡

回首世界文化史，Mega Events和民族主義、資本主義的關係雖然一直很曖昧，但其實還是明顯看得出舊愛、新歡的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Mega Events和民族主義真是濃情密意。1851年倫敦第一次博覽會到1980年莫斯科奧運會，各國無不舉國投入爭取民族榮光，是民族主義還很有力的時代。

1851年倫敦舉辦第一次萬國博覽會，距離現代的兩個大革命（法國革命、工業革命）只有五、六十年，工業社會剛站穩腳步，還不知道產品的顧客在哪裡。因此，西方先進國不只需要嘗試合乎理性、邏輯精確的展示空間，更重要的是，他們要宣示文明發展、國家威嚴。因此萬國博覽會等於是封建帝國的現代版，奧運也是如此，都是先進國家展示其現代技能的地方。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因此，自1851年到二次大戰前的一百年左右，博覽會和奧運都是西方先進國家在輪流承辦，他們展現現代文明的戰場，殘留強烈的帝國主義餘緒。亦即，前期的Mega Events是民族主義的展示場，主辦經費幾乎清一色都由政府打理。

以熟悉的鄰國日本為例。1960年代日本正是經濟高度成長期，國力一直登頂。這個年代的日本，幾乎都陶醉在國家帶頭的Mega Events浪潮裡。對於在戰爭期遭受大傷痛的日本，東京奧運、大阪萬國博覽會、札幌冬奧這些一場一場的Mega Events，禮讚了日本「國家榮光」，承擔了「民族主義」任務。

不過到1980年代，西方工業文明已十分穩固，隨著生產力不斷提高，消費力不斷擴增，全世界都是工廠、也都是賣場。空談「愛用國貨」未必是好事，甚至還會妨害全球經濟。戰後三、四十年過去，在1975年英國柴契爾夫人執政，漸漸走向剷除貿易障礙的新自由主義趨勢，「民族主義」在Mega Events裡就注定要失寵。

確實，1970年代的西方世界對於申請萬博和奧運的主辦權，態度就已開始冷淡。過往動輒十餘國爭搶，落魄到只有兩、三國。然後，微妙的變化發生在1976到1984年之間。

四、新自由主義，誘使奧運投身新歡

1976年奧運是一個關鍵轉折的案例。1976年蒙特婁標得主辦權，是加拿大國家最高階的Mega Events。雖然一開始財政收支就遭質疑，但是市長Jean Drapeau信心滿滿留下一句名言「奧運不會虧本，就像男人不會生孩子」（The Olympics can no more have a deficit than a man can have a baby）。

很遺憾的，耗資58億美元興建的各種場館的鉅額工程款，會後並沒有順利回收，留下24億美元虧損，市政府無奈向全體市民加徵奧運稅，加稅期限前後歷時30年，直到2006年才清償債務。之後1980年奧運就冷到不行了，只有莫斯科和洛杉磯申請。莫斯科以些微票數搶下主辦權，是共產世界首次破冰。但是西方國家抗議當時的蘇聯入侵阿富汗，美國卡特總統帶頭抵制奧運會，超過五十個國家缺席，場面尷尬到極點， Mega Events的民族主義時代也走到終點。

事隔四年，美國洛杉磯順利拿下1984年奧運主辦權。1984年洛杉磯奧運，剛好是美國共和黨總統雷根連任成功，新自由主義氣勢如日中天，Mega Events也轉身倒向資本主義。

1984年洛杉磯奧運的籌委會主席，是出身金融界的Peter Victor Ueberroth。擅長財務行銷的他，誇口不需要政府補助，而以門票搭配電視轉播權、廣告、指定商品、冠名權、招募無薪志工等花樣，成為奧運史上第一次不由官方主辦，由民間部門主導的盛會。而且，成本不到5億美元，結餘竟有獲利2.5億美元。

1990年代以後，奧運果然重新活絡，但其中意義就有玄機了。先看一下戰後各屆的奧運主辦都巿。

簡要來說，1984年以前的奧運是民族主義式奧運，承辦者都背負著國家的榮光，舉國相助，賠錢不是問題。而1984年之後的奧運是資本主義奧運，承辦者都背負金權交織的使命，如何從中獲利更重要。

一橋大學町村敬志教授，由申奧都巿看出兩種類型。町村敬志利用以下二個判準，將申奧城市分為三種類型（一種從缺）：（1）該城市爭取奧運時的國家GDP（以美國為1.0的相對指數）、（2）該城市是否為該國首都：

亦即、1948年至2008年之間，世界上其實只有二種城巿在主辦奧運：

1、開發中國家的首都：準備起飛的國家或集權國家，奧運是具有政治宣示作用的國家慶典，通常都由國家傾舉國之力追求榮耀。

2、已開發國家的非首都：高度開發國家或權力分散國家，奧運是個別城巿追求自主的運作型態，甚至具有對抗中央首都的意義。

也就是說，2008年以前的民族主義氣氛一直很高，主辦奧運是國家榮耀，必須舉國投入，不論哪個都市主辦，都是代表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已開發國家的首都，既已是高度文明的都市，也就不必（或不屑）再來承辦奧運貼金，機會可以禮讓給二線的都市。而開發中國家，首都一直承擔最高的民族主義責任，仍然要代表國家奮力一搏。

必須注意一下東京。在日本需要民族榮光的1960年代，東京代表日本舉辦1964年奧運，也帶動其他都市猛辦國際盛會。但是之後五十年，高度發達的東京就不再涉入這種世俗活動，怎麼又在進入21世紀重新投入？

倫敦亦然，自從19世紀的倫敦萬博以後，倫敦幾乎都不主辦Mega Events。何以倫敦、東京的這種強國首都，會在睽違半世紀後拉下高傲身段、投入爭辦？

五、首都也要努力不懈：Mega Events是廿一世紀「都巿競爭」遊戲

確實，再由近十年奧運競爭都巿的資料來看，有一種過去不曾出現、愈來愈加白熱的「都巿競爭」浮上當今世界：

先進國家最具競力的首要都巿，已經不惜一切要「提升形象、強調國際能見度」，Mega Events一改過去弱國首都作為宣揚國威工具的印象，連先進國的首都也必須參與「都巿競爭」。

若由社會史角度來解讀，或許1960年以來的衛星科技開始，McLuhan喊出「地球村」，到1990年中期IT科技（Win95為代表）帶動新的傳播革命，提供超快速的人才、金錢、資訊流動機會，才真正完成「全球化」。因此，相對於16世紀以來的船運、火車、飛機等運輸革命帶動的「國際化」，也就是I. Wallerstein所稱的「核心－邊陲」模型中，都巿作為國家的窗口，「國家富則都巿富、國家窮則都巿窮」的認知，全球化都巿不再如此。全球化的快速流動，打破國家地理界限的約束力，都巿原本作為「國家的節點」，扭轉成為「世界的節點」。

「都巿競爭」概念成為王道，再大再強的都巿，都必須面對所有「對手都巿」，因為全球化的人才、金錢、資訊，已經打破「先進國／後進國」各種界限到處在流動。然而，要在這種競爭中獲勝，很吊詭的，必須讓不斷流動的人才、金錢、資訊，能夠在都市中「停留下來」，不論數量質量，愈高愈好、愈多愈好。

無情的流動（mobility）永不停歇，如果不能把流動的資源留下來，就會被甩到後面。這也就是Roche提出Mega Events as a hub（大型活動作為轉換器）的概念。

所以，1986年都市社會學家John Logan and Harvey Molotch提出「都市是一架成長機器」（city as a growth machine）的觀點 [7]，告訴我們，在工業生產已然疲軟的當代世界，就一批有錢有權有腦的有力人士，絞盡腦汁讓都市本身成為獲利的根源。

說白一點，就是拆舊屋建新樓、提升房地價格、確保資本獲利。他們可能是建商、政府人員、是主張生活品質的學者、要求消防安全的技工，也可能是民族主義的政治家。Logan and Molotch稱他們為成長聯盟（growth coalition）。他們把市容更新當作使命，他們標示並拆除老舊無用的「危樓」，興建提升市民素質的全新場館、廳堂、中心………吧啦吧啦的。不管是什麼，愈大愈高愈多，愈好。

但是，一來，戰後建築技術並不很差，未必有大規模改建的迫切需要；二來，都市人文主義復甦，老房子反而韻味十足而普遍被要求保存。在這種氣氛下，緊抱開發主義的成長聯盟，想要更大更高更好的開發案，就必須更加努力經營「成長的論述」，必須為拆舊屋、蓋新館說出一套「具有正當性的故事」。

奧運、萬博這些Mega Events，初期的確是在展示帝國功勛偉業、禮讚文明進步。但是1984年之後已大不相同，Mega Events是都市更新的「理由」，而且結合了觀光產業（tourism industry）、會議產業（convention industry），甚至過往不相往來的政黨、工會、大學也紛紛加入成為盟友。運氣好的話，還能得到市民的廣泛支持，例如1970 年代紐約市政府經典宣傳口號「我愛紐約（I Love NY）」。

2008年的前幾年，北京大舉拆除老舊胡同建築，就是是藉由「奧運」展現的正當性。梅英東《消失的老北京》記下這一段合法的文明暴力，開發主義並沒有讓北京「明天會更好」的承諾實現，沒有胡同的城市生活只是更加無情。

六、終止不了的奧運詛咒

Aeron Buchanan

為什麼「奧運的詛咒」早已廣為人知，但各大都市還是前仆後繼？爭取的都市變少，並不是因為Mega Events的熱度衰退，而是離開民族主義的庇護、轉向資本主義的聯盟之後，操作難度更高。

台北也要都市更新，所以一定有人要進場玩Mega Events遊戲。「讓國際看見台灣」只是把舊愛扛出來當幌子，以合法掩護新歡的技倆。蒙塵的大巨蛋、動向不明的林口國宅，都是爭議不停、詭異至極的建案。

不要忘了成長聯盟這個關鍵字。它逼迫我們去思考，Mega Events中誰是真正的玩家？誰是受害的玩物？誰是插花的金主？誰是搖旗的路人？「全體市民」絕對不是遊戲中唯一的名字。

附註

[1] 《青少棒揚威記》譯自千葉亞喜生的《キャプテン（隊長）》，描述轉學生隊長林立威（原版為谷口高夫）帶領球隊勇闖冠軍的過程。鈴木一朗說他的棒球生涯起於小學時閱讀了這一部漫畫。參考。

[2] 參考Maurice Roche (2000) Mega-Events and Modernity: Olympics and Expos in the Growth of Global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3] 參見2017臺北世界大學運動會「申辦目的」。

[4] 溫拿詛咒可參考Wikipedia，奧運詛咒可參考。

[5] 參考《奧運的詛咒》一書廣告詞。

[6] 町村敬志，2008。〈メガ・イベントと都市開発――「時代遅れ」か「時代先取り」か〉，《都市問題研究》第60卷11號： 3-17。

[7] John R. Logan, Harvey Luskin Molotch (1986) Urban Fortune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lace.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本文經巷仔口社會學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此
原標題：Mega Events進化史：由民族主義到資本主義的兩種都市競技場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