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吳建昌 臺大醫學院精神科主任

死刑的適格性

我國已立法實施「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約」（簡稱兩公約），法院裁判時須遵循聯合國「保障死刑犯人權保證條款」決議，對於精神障礙（mental disability）者不得判處死刑。

臺灣援引兩公約而不判處精神疾病患者死刑的案例

VB在民國92年間殺死一對雙胞胎姊妹，經自首且因患有精神疾病，獲輕判十二年，經過減刑，服刑六年多後出獄。民國99年間，VB又利用報紙廣告吸引女性求職者應徵，結果在一位女性求職者接受面試時，VB持木棒猛敲對方頭部，將之活活打死。

VB曾接受三家醫院的司法精神鑑定，診斷其罹患有「妄想型思覺失調症」，在更審中，高等法院依照兩公約精神，認定VB仍有教化之可能，判處VB無期徒刑；該案經VB及檢察官上訴後，最高法院肯定高等法院之裁判理由，在民國104年駁回上訴而確定。這是臺灣援引兩公約而不判處精神疾病患者死刑的案例之一。

但針對精神障礙及精神疾病的定義，兩公約並沒有詳細解釋。試問：「過去曾經有精神疾病、但是現在沒有」，這樣可以算有精神疾病嗎？或是，一旦有精神病，是否就可以被認為終身有精神病呢？根據臨床經驗，這是不一定的。

精神疾病的定義非常廣泛，概念範圍也不是非常清楚，過去臨床診斷上被視為精神疾病的案例，若按照修訂的正式最新診斷標準來看，有可能已經不算是精神疾病了。此外，過去曾經罹患精神疾病，現在已經緩解，沒有精神症狀，要說他目前有精神障礙（失能），當有爭議。當然，有些精神疾病經常有慢性化的現象，患者一經診斷之後，可能無法確認其有「痊癒」之日。

但是我們目前也不知道兩公約所提到的精神障礙，是否意指「過去有精神障礙且目前存在精神疾病的診斷」就夠了，或者仍須「目前有明顯精神症狀及精神障礙」才有免除死刑的適格。

最後，到底精神疾病症狀要嚴重到何種程度，才能符合兩公約所稱的精神障礙？至少在臺灣目前的司法界仍然沒有共識。若從有利於被告的觀點而言，或許要寬鬆解釋；但是擔心精神疾病診斷變成「免死金牌」的人，可能覺得死刑可以遏阻犯罪，認為嚴格解釋精神障礙才是正確的選擇。

臺灣目前在廢除死刑及適用兩公約仍有明顯爭議的情況下，司法實務界對於兩公約的「精神障礙」意義為何未有共識，司法精神鑑定醫師仍須自行提出詮釋意見，再由法院進行審酌。

西蒙斯案與格拉翰案

西蒙斯案（Roper v. Simmons, 2005）發生於1993年，案發時西蒙斯年僅十七歲，其與友人共謀侵入民宅竊盜並謀殺屋主，將之丟棄於荒野。當時陪審團在考量過減刑因素（被告無前科以及被告的年齡）之後，仍然建議科處死刑，法院亦對其科處死刑。

在這個案例中，神經科學專家試圖藉由腦科學的證據說明青少年大腦尚未成熟，心智尚未成熟，所以仍有可塑性，不應判處死刑。最終聯邦最高法院，以「常識」肯定此一觀點，確定裁判對於犯下殺人罪的青少年判處死刑乃是違憲的。

格拉翰案（Graham v. Florida, 2010）則發生於2004年。早先在2003年時，格拉翰與另一位少年入戶強盜，將餐廳經理打傷，之後格拉翰認罪，保證不再犯罪。然而2004年，格拉翰又涉及另一起入戶強盜案，因此被判處終身監禁，但是因為佛羅里達州當時廢除了假釋制度，所以此一判決意味著格拉翰將終身無法獲得假釋。

2010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裁判認為，考量腦科學研究顯示青少年的大腦尚未成熟，而且青少年心智具有較高的可塑性，因此對犯下非殺人罪的青少年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乃是違憲的。

詐病有跡象可循

詐病的行為，不管「演」得如何維妙維肖，很多時候終究會有跡象可循，可以讓鑑定醫師從中找出矛盾點，揭穿詐病的企圖。

一般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知識，多來自於小說、電視、電影等通俗的刻板情節，鑑定時有時會遇見被鑑定人模仿戲劇節目的情節，將精神疾病的言行「演」得令人啼笑皆非。

其實，裝病有跡可循，每一種精神疾病都有其病程發展的典型情形，有些常態性的症狀表現，醫師根據臨床專業經驗（心中的那一把尺），可以判斷出被鑑定人所描述及表現的症狀是不是假裝的。

除非詐病者本身是精神科的醫療人員，長期觀察過各類精神疾病患者的症狀行為，否則不太可能會知道要裝到什麼樣的程度（不太誇張也不太輕微）才像真的，所以，「良好的」詐病其實並不容易。

一般來說，抑鬱、緘默、記憶缺損，最容易假裝；失智、幻覺及妄想，則不太容易；躁狂興奮狀態、意識障礙、僵直狀態，則最難裝得出來。

詐病者描述自己的疾病，常常主觀又模糊，抱怨頭暈、頭痛、脖子痛、下背痛、胸口不適、焦慮、憂鬱、記憶喪失等，當醫師追問沒有注意到的細節時，為了構思回答，反應速度常常因此變慢（非精神疾病所致）；而且有些詐病者報告的症狀與其客觀的舉止互相矛盾，或者自稱有幻覺或其他精神症狀，但事實上其描述的內容並非這些症狀的展現，嚴格而言也不是精神病理現象。也有人模仿家中其他人的精神疾病症狀，辯稱自己有家族病史，自己也有這種病，把病情描述得很嚴重，但是檢查時卻沒有發現該疾病所特有的生理現象。

醫師不會只憑被鑑定人的主觀口述就下定論。臨床上經常聽到被鑑定人指稱癲癇發作，導致作出犯罪行為，但是透過實驗室檢查卻又找不出任何異常，此時不排除有可能是想利用疾病來脫罪。

「我忘記了」常被當成理由

一個人若想說謊，最會說也最常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忘記了」。在面臨刑事責任能力的認定時，法官必須去釐清加害者是因為「不想說實話」，還是因為精神疾病而造成了失憶情況——一個人可以很輕易地說出「我忘記了」，但，是什麼原因導致「忘記了」，就必須區分出來。

臨床常見犯案嫌疑人以「記憶缺損」（失憶）做為聲請交付鑑定的理由，想以失憶來逃避刑責，以為靠一句「忘記了」就足以卸責。所幸從事司法鑑定的精神科醫師有判斷事實真相的理論依據，得以觀察、判斷出真假之間的線索。但是，根據心智科學對於人的記憶的研究，我們對於記憶有許多迷思，有時候客觀的情境證據更具有參考價值，而司法精神鑑定醫師也必須注意，不要讓自己落入同樣的迷思之中。

換一個比較輕鬆的說法來解釋，也就是如何判斷眼前的被鑑定人，是真的精神異常還是假的精神異常？精神科醫師練就一套內在武功祕笈，不是光憑對方一句「忘記了」就可以輕易被唬弄過去。精神科醫師會去了解「你是怎麼忘記的？」如果忘記的理由或過程太超乎常理，我們就會採取較為懷疑的態度。

記憶缺損（失憶）的現象確實是有可能存在，酒精或藥物也會造成記憶缺損，精神科醫師必須去查證，釐清是「當時哪個情境特別記不清楚」，還是「其他情境也有類似的反應模式」。而且，若目睹犯罪過程的證人之證言或其他影音證據顯示，犯案者雖然有酒醉，但是言行仍反應出對於周遭情境的理解與行為控制力，則必須懷疑其失憶有詐病的可能。

此外，在發生記憶缺損的情況之下，犯罪嫌疑人自由意志受影響的程度有多少，以及在記憶缺損的情況之下，犯罪嫌疑人有無自由意思，均是調查的重點。上述使用酒精或藥物所造成的記憶缺損，也可能是犯案後記憶提取困難所造成，並非代表犯案時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是此種情況已經不是詐病了，而是記憶缺損與刑事責任能力程度之間的議題了。

書籍介紹

《正常與瘋狂的天秤 談精神疾病與司法鑑定》，心靈工坊

・透過以上連結購書，我們由此所得將全數捐贈兒福聯盟。

作者：吳建昌，臺大醫學院精神科主任，參與司法精神鑑定工作多年，參與國內諸多重大案件的鑑定工作。

隨著近年國內發生多起令人驚駭的重大犯罪案件，司法精神鑑定成為媒體及大眾談論的焦點。本書作者吳建昌醫師，為國內司法鑑定之權威。吳醫師列舉國內外許多經典案例，從精神醫學與法律兩種角度，剖析兩者如何看待診斷與精神狀態，以及澄清精神疾病與犯罪關係。在書中，吳醫師也詳述了司法精神鑑定的原則、判斷關鍵，並釐清大眾的誤解。

司法精神醫學一直在臺灣司法系統中扮演著沉默的橋樑角色，鑑定醫師們努力將精神病理學事實翻譯為法律事實，協助法院達成司法正義的目的。更重要的是，司法精神鑑定與每個人都有切身關係，充實這個領域的知識，刻不容緩。

Photo Credit：心靈工坊

責任編輯：朱家儀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