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好自然、崇尚解放的嬉皮，生活竟然比他們欲逃離的「美國良民」更不自由

文：拉迪斯・羅素（Thaddeus Russell）

鄉村音樂後來之所以成為「新右派」崛起的主題曲，絕非巧合。來自阿拉巴馬州的隔離主義者喬治．華勒斯（George Wallace）曾向「每天為生計打拚的老百姓」承諾推動減稅、終結福利救濟、停止外援、強化軍備、壓制反戰抗爭者。這位華勒斯分別在一九六四、一九六八與一九七二年度競選總統，而在華勒斯前往各地巡迴拜票時，就以鄉村樂隊為主打特色，不少鄉村樂手也都替華勒斯背書。

華勒斯競選過程中最值得注意的面向，就是他在工業化的北方受到熱烈支持，尤以車廠勞工最為捧場。一九六八年時，華勒斯在美國汽車工人聯盟（United Automobile Workers）內部獲得極大支持，導致自由派的該聯盟領袖最後必須動員六百名全職員工與五十萬資金，來和華勒斯抗衡。不過，四年以後，華勒斯仍然在密西根州贏得民主黨初選，而且幾乎拿下工會絕大多數選票。

許多支持華勒斯的勞工階級群眾，事實上都是有感於華勒斯對非裔美人提出各種潛藏抨擊而支持他，特別是他在提及所謂的福利賊、犯罪與校車接送問題的時候，更可以感受到他對黑人的敵意。無獨有偶，許多鄉村樂迷中也都將喜愛曲目中那些「遊手好閒者」與「城市捕食者」與黑人畫上等號。不過，華勒斯最為外顯的抨擊，總是以白人菁英階級為對對象——他指出現今的「官僚」與「理論學究」，正如那些自一九三〇年代以來就主導美國政治文化的新政自由派人士一樣，硬是要將其宏大的社會管控計劃，強加於國家辛勤的勞工與納稅人之上。

理察．尼克森（Richard Nixon）在一九六八年與一九七二年兩次贏得大選時，向人民許下的承諾幾乎和華勒斯如出一轍。尼克森同樣也受到泰克斯·里特（Tex Ritter）、羅伊．愛克夫等鄉村樂手背書支持。尼克森成為總統後，甚至邀請莫爾．海格德（ Merle Haggard ）與強尼．卡許（Johnny Cash）兩人至白宮演出。無獨有偶，羅納德．雷根（Ronald Reagan）也在一九八〇年主張「工作與家庭為生命核心、亦為自由民族的尊嚴基礎」，並承諾以減稅與激進軍備為手段，守護這個重要基礎；最後，雷根成功贏得了總統大選。

光是雷根打敗卡特（Jimmy Carter）入主白宮的那年，就有超過兩百家廣播電台決定改為全鄉村頻道，而在一九七七至一九八三年間，鄉村電台更從一千一百四十台成長至兩千兩百六十六台。早先雷根還在擔任加州州長的時候，不只赦免了莫爾．海格德之前所犯下的竊盜重罪，後來當選總統以後，更數度邀請這位「馬斯柯基來的奧基」（Okie from Muskogee）至白宮演出。

這種「新右派」及其文化表達，將暴民對菁英社會控制的反抗，與個人對國家、家庭、勞動的義務，做了有效結合（這些義務為戰後美國公民基本責任的主要構成）。此時期和先前一樣，公民與白人身份在概念建構上被畫上等號，而非裔美人則成為「非公民」的反參考模範。此外，這種對公民與白人身份的雙重投入，皆首重奉行自我克制的父權主義，亦即社會上一般男性，應努力工作扶養家庭，而非依靠國家支助。同時父權角色更應犧牲自我，保護家庭不受娼妓、罪犯、共產義者等敵人的侵害。

回到美國之土

即便絕大多數的美國白人都追隨莫爾．海格德的腳步，走向上述這種半暴民、半公民的矛盾，仍然有許多族群（諸如祖特族、搖滾樂族、垮掉的一代等）都企盼自己可以從這樣的文化遺產中徹底解放出來。

一九六〇與七〇年代的嬉皮，可謂搖滾樂運動最為人知的旁支，不過嬉皮的生活態度雖然強調玩樂與放蕩，卻也和他們的死對頭——美國鄉巴佬——一樣陷入了矛盾的困境。我們一般認為的嬉皮特色，包含了情愛解放、逃避工作、吸食大麻、服用迷幻藥、喜好自然、追求流浪等等；而的確，許多嬉皮人士，特別是留在城市當中、並未完全擁抱自然生活的那群，確實維持著反勞動、反一夫一妻、反為國效力的暴民生活型態。不過，徹底落實嬉皮信條的另外一群人，卻發現自己的生活就許多方面而言，竟都比他們所欲逃離的「正當」美國人還要更受限、更艱苦、更不自由。

一九六〇年代晚期，數以百計的嬉皮人士離開城市與郊區，前往鄉間建立自足社群。這些「理念村」（intentional communities）一般地處偏遠，以利重建工業化以前的農業社會，而也正因為遺世獨立，此類居民不得不從事某種程度上的農業工作。雖然這些遙遠村落裡的嬉皮，多半看不起汲汲營營、無意義的勞動，但事實上他們每天的工作量卻比一般美國勞工更為繁重（除非成員中有富裕人士或遺產繼承人）。譬如說，他們的用水必須從天然來源取得（居民必須徒手挖井），食物得在沒有機械的情況下栽種，每日限額的麵包必須在自家烤箱裡烘烤，衣服不能靠縫紉機來製成，房子的一磚一瓦更需要自己徒手興建。為求更「道地原始」的生產方式，各種「節力」技術一般都鮮少使用。

根據社會學家吉爾伯特．吉克林（Gilbert Zicklin）指出，在許多嬉皮村裡，「自然主義者皆反對使用先進科技，並不時以人力及畜力替代」。某一理念村的部分成員曾表達厭倦，認為不必總是向節力器材說不，要求改以汽油拖拉機犁田，不過其他成員卻譴責他們，認為除了鋤耙以外的任何器具，都違反了當初建村的宗旨。至於奧瑞岡州北部山區的黑尼公社（Haney）裡，居民則時常騎著驢子往返好幾哩，到鄰近的城鎮補給必需品。更有其他村落試圖回到農業時代以前的日子——樂廉．羅倫真（Lelain Lorenzen）在回憶時就提到，她曾經「在野外採食，有時候是採很多核桃，我們也會採酸模草，你知道羊酸模草嗎？酸酸的那種，採回來之後煮成湯喝。」

在許多村落中，勞務性別分工只有小幅更動，目的是要最大化所有人的工作量。在佛蒙特州的「完全遺失農場」（Total Loss Farm，一九六〇年代較為知名的理念村之一），煮飯、清掃等工作幾乎由女性負責，而拖拉、木工、劈柴等還是交給男性。不過，由於現代性別分工的生產力仍不足以應付農業生活，所以不管男性女性都還得負責額外勞務。除了傳統性別分工之下的工作，女性還得協助殺豬、擠奶、掘井；而許多男性則是在外工作一整天後，還得下廚幫忙。村落中一位女性成員指出，光是要保存食物就得下好多工夫：

整個九月和十月好像都在設法保存食物，其實如果把我們每天的工時都算出來，再乘以每小時一塊六，根本不比直接購買食物省下多少。可是我們選擇這種生活方式，本來就不是為了賺錢。

的確，這群人之所以如此生活，就是為了讓生活更艱苦。

Photo Credit: AP/達志影像

雖然嬉皮女性總是宣稱自己是激進分子，但她們卻同時自傲地指出，她們當初的生活和美國保守德行的典範人物——拓荒時期的女性——十分相似。阿亞拉．塔爾派（Ayala Talpai）曾與丈夫及五名子女靠土地為生，她還記得以前「晚餐時，要提著籃子到花園裡⋯⋯每天要擠兩次牛奶。起司、奶油、卡達乾酪、優格、白脫鮮乳、鮮奶油、冰淇淋等都是自己做的⋯⋯不過要花很多時間。煮飯是在木灶上煮，做什麼事都得靠木灶。丈夫的襪子是我自己紡、自己染的紗織製而成。他工作的時候帶出門的午餐三明治裡，麵包、美乃滋、生菜、起司也是家裡做的，就連他頭上戴的帽子身上穿的衣服，也都是我做的，我的天啊！」

諾妮．金潔（Nonie Gienger）也曾與老公和孩子嘗試過「自然生活」。當時，他們一家必須自行採集「海草、蕁麻、車前草、蒲公英、野蘋果⋯⋯就連做麵包用的麵粉也是自己磨的。我活活生就像個女性拓荒者，靠著極少量的金錢維生，不過感覺卻相當好，因為所有東西的來歷我都了然於心。」金潔的兒子有一次因為喝了不乾淨的水而染上下痢，她說：「有一天我發現他在外頭哭，拉到腸子都掉出來了。我不知道發生什麼事，覺得非常害怕。」金潔後來以草藥治療兒子。

瑪莉蓮．馬德貝爾．史考特（Marylyn Motherbear Scott）在形容她「回歸大地」的嬉皮生活時，口吻也像極了無數拓荒小說的內容：「我們抵達的時候，土地上什麼也沒洧，只有一只馬槽，所以房子、水塔、道路都要自己蓋，每天一直蓋，一直蓋。另外還有生小孩也是自己來，我是在家分娩的，小孩也是自己照顧，每天和小孩睡同一張床，在家裡教他們讀書寫字。此外還要種菜、建屋，煮飯也是從零開始，什麼都得自己來，麵包自己做、起司自己做、豆腐也自己做。我還弄了塊小菜園，自己種菜。就我所知，我甚至是第一個種紫玉米還有其他新式食物的人。各類種子、豆類、蔬菜，全都自己種。」

有些自然派的村落成員和美國原住民站在同一邊，抱持著苦行者的態度，反對其他有色人種的消費式生活型態。譬如拉克什米（Lakshmi）這位曾經住在新墨西哥州塔歐士（Taos）地區附近村落小屋的嬉皮女性，就說當初地方上的印地安人「教我們如何蓋房子、種作物。沒有他們我們肯定走不下去。印地安人和齊卡諾人（Chicanos）基本上已經分道揚鑣，墨西哥人什麼都要，一心只想著成功，但印地安人卻只想要貼近大土地，他們欲求有度，很能了解我們這趟旅途的目的。」

查爾斯·萊赫（Charles Reich）是率先研究嬉皮反文化的學者之一，他指出，這群嬉皮其實和主流文化一樣都相當致力於勞動。「不認同嬉皮的觀察者，常說這個新世代的主要特色就是厭惡工作，但這些觀察者卻被自己清教徒式的否定觀點所限制，無法理解眼前事物的真義⋯⋯這群新世代並不『懶惰』，反而樂於努力從事值得的工作，譬如長時間練習樂器、在共同農場上耕作，或者在柏克萊打造人民公園。」

喬德森．傑洛姆（Judson Jerome）和其妻瑪蒂．傑洛姆（Marty Jerome）曾在賓州郊區共同成立唐西爾農場（Downhill Farm），後來雙雙成為一九六〇年代嬉皮社群中的主要學者。兩人曾指出，這些社群「已經建立起強烈的工作倫理，但是這套價值觀對金錢獲利的厭惡⋯⋯具有嚴格的紀律性，舊文化對金錢獲利有多偏好，新文化對金錢獲利就有多厭惡。」傑洛姆雖然警告，「新文化」的工作倫理「不可與『清教工作倫理』混為一談』」，不過他為這種工作倫理所下的定義，其實和新英格蘭地區喀爾文教派殖民者的工作倫理幾無二致——「新文化的工作倫理，就是工作本身即具價值，工作因而也成為一種休閒形式」。

雖然部分村落曾驅逐試圖「單一佔有」愛人的成員，但多數嬉皮社群皆由一對一的異性戀伴侶所組成。根據吉爾伯特．吉克林指出，「社群中的性行為（至少在奉行自然主義的社群當中）通常僅限於伴侶之間，而伴侶之間是打算在未來共同打拚好一段時間的；在這些社群中，性並非同時與許多人一對一，也並非一次與許多人集體進行。」新墨西哥州摩萊亞公社（Moriah commune）的維吉妮亞·史戴姆·歐文斯（Virginia Stem Owens）就還記得「我們追求的是純真而非縱欲」。

在普通美國白人裡面，有一小群人拒絕接受嬉皮、鄉巴佬以及美國公民所自我加諸的責任義務，選擇全心擁抱「暴民的禮物」，這群人就是一九七二年針對其雇主通用汽車，與其工會美國汽車工人聯盟發動罷工的俄亥俄州洛茲城（Lordstown）廠員工。當時，全國媒體當時都注意到，這次的罷工成員似乎與典型白人勞工有些不同，他們留髮蓄鬍、飲酒用藥毫不客氣、反對越戰、有時間就聽搖滾樂，而最令人驚奇的是，他們毫不羞恥地拒絕了美國的工作倫理——許多人都公開談論破壞生產線運作、自主發動緩工、停工、遲到或者曠職，以及「偷懶隨便」、存心「每次都把事情搞砸」等反勞動行為。

雖然罷工的近因是通用汽車突然下達趕工令，但勞工很快就將反叛之刃指向美國汽車工人聯盟，並指控這個「乖乖牌聯盟」比起捍衛成員自由，更加關注維持高生產水準。洛茲城的罷工人士除了拒絕新政自由派人士所推廣的概念，亦即人人需為職場負責，同時也不願意遵守美國人奉行的文化義務。

如果我們能夠放下成為「良民」的心願，學著欣賞所謂的「暴民」欲求，我們就會發現其實還有許多事情，都得向洛茲城的罷工者學習。他們和本書到目前為止所見的諸多暴民一樣，話雖然不多，卻做了不少令我們稱羨的事——至少在某一個短暫時刻，他們允許自己從社會的枷鎖中掙脫出來。也許他們的一生當中，曾有其他時候是滿心期待著要為社會與國家犧牲奉獻，但試想，如果他們一輩子都只求為家國奉獻，那麼今天的我們將失去多少東西？又如果從古至今，所有美國人都只懂得自我犧牲、化做良民，那今天的社會又將是何種樣貌？

要回回答這個問題，我們只需細數本書中我們每一個人所珍視或者希望享有的各種自由，然後想像這些自由全都不復存在。暴民的存在，不只讓非法樂趣成為可能，也讓非法樂趣變為真實的存在。確實，歷來的暴民自然不是為了讓我們今日有樂可享而發動抗爭，但是現在正是我們雙手承接這份大禮的好機會。在鞏固社會秩序之手蠢蠢欲動、意圖打壓暴民之時，我們要選擇和暴民們站在一起，張開雙手，承接更多美好的暴民之禮。

書籍介紹

《暴民創造自由民主》，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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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拉迪斯・羅素（Thaddeus Russell）

沒有暴民——
就不會有週末假日，
女人沒有財產權，
休閒娛樂是犯禁，
性被真愛純潔囚禁，
打人的警察找不到，

沒有天上掉下來的自由這種美事，
我們享有的自由都是底層人民爭取來的。

本書講述了被視為「不良」、「墮落」、「傷風敗俗」者的故事，他們闖蕩江湖爭取權利，由此展開了全新的視野，帶我們重新看待自由開放的活力社會，是怎樣透過不斷由下往上衝撞而達成。因為掌權者，不管是不是民選出來的，為了鞏固權力，必定創造出種種看似合理的說詞，來訴求安定。但作者告訴我們那可不是真實的狀況，只是權力者用來眩惑人民的藉口。社會要往前進，不至於因為不流動而趨於落後，需要「暴民」的衝撞來改變眾人的眼光與思維，才得以看到被我們安於現狀的眼界所忽略之處。唯有改變僵化的思維和守舊的法規，用更寬容的態度對應更多原本被限制的自由，才有可能創造更寬容而包納多元的自由民主活力社會。「暴民」所帶來的禮物，我們至今都在享受其好處。

Photo Credit: 大塊文化

責任編輯：翁世航
核稿編輯：楊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