惡搞哲學專頁，比國際著名哲學家專頁更受歡迎

一個奇異的外國facebook page成立不足兩個月，關注度火速上升達四萬多人追蹤，也引來《哈芬登郵報》（The Huffington Post）和《紐約雜誌》（New York Magazine）的專欄作者注意，以及傳媒專訪報導，它就是惡搞那個惱人一時的「電車難題」（Trolley Problem）專頁：Trolley Problem memes。

專欄作者Linch Zhang更發現，「電車難題」作為引起哲學討論義務論（Deontological Theories）和功利主義（Utilitarianism）的思想實驗，惡搞專頁的追蹤人數，明顯比功利主義哲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25,000人，及現代當紅哲學家彼德．辛格（Peter Singer）的31,000人還多。對於這樣的惡搞專頁，它把傳統電車難題「第一重設問」之中，車長需要為失控列車作出抉擇，究竟拉不拉轉轍器，讓列車撞向一個人，抑或讓它直接撞向五人，轉而搞惡車軌上的對象，換上不同的人、動物，甚至改變不同的生命數量或軌跡，層出不窮，不斷更新。面對上述惡搞，有人斥之無聊多餘，亦有為數不少的網民一直追蹤討論，認為這種突破思想框架的聯想除了搞笑，也充滿啟發性。

另一位專欄作者Brian Feldman嘗試追溯傳統和惡搞版「電車難題」的源頭。Feldman指，難題出自1967年英國哲學家菲麗帕．傅特（Philippa Foot）之作，原意是呈現令人苦惱的道德兩難抉擇。而新惡搞版的原型概念，則出自2015年4月，Kyle York在McSweeney發布的文章“Lesser-Known Trolley Problem Variations”，其中有一段語帶粗俗的反問：如果那一個原來的「工人」，就是你「那老母」，我敢打賭你不會拉桿轉軌道撞死她，你會嗎？

Photo Credit: McSweeney截圖

兩位創立人認為專頁有助思考問題的「可能性」 追溯惡搞概念的「原型」

把這個概念設立Trolley Problem memes專頁，再圖像化惡搞下去的人，就是Aljoša Toplak及Haris Sehic。他們接受《哈芬登郵報》訪問時表示，我們可以將生活事件、悖論和思想實驗都改寫進去；這個問題實在有太多可能性了！（There are so many possibilities!）甚至一些可能性背後還可以有詳盡的理由說明抉擇。

以2016年來說，專頁最令人關注的一個改版，莫過於6月時，美國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動物園大猩猩Harambe被射殺事件。看來，這種似乎純為了幽默惡搞的手法，當換上真實個案時，有令人截然不同的價值反思。

不過，筆者認為Brian Feldman的追溯「概念原型」有地域限制。傳統難題由英國哲學家菲麗帕在20世紀60年代提出，再被美國哲學家千蒂絲．湯普森（Judith Jarvis Thompson）改編多個版本。多年以後，哈佛心理學家馬克．豪塞（Marc Hauser）及哲學教授邁克爾．桑德爾（Michael J. Sandel）提出思考再引起廣泛關注。若論類似上述搞惡的概念原型，早於2000年代初，德國哲學家理察．大衛．普列希特（Richard David Precht）經已在教育和訪問調查之中，把車軌上的人換成受訪者的「子女」，再詢問他們的抉擇，結果發現，原初虛擬的人 / 工人，一旦換上自己認識的人，或其他重要人物，人們才真正覺知抉擇的「困難」所在。這種改編，以及推胖子下橋救人的另一重設問，才令「兩難」的本質浮面。

問題不在於「主動殺人」，而在於對象是誰、數量多少及被動的「附帶性損害」

而筆者在兩年前文章〈舉世爭議的「電車難題」是戲弄人的詭辯〉，提及「電車難題」第一重設問，要成為真正的「兩難」，除了「生命對象」這一點十分重要之外，「生命數量」也是一個因素，如果在涉及生命的數量極少的情境之中，例如抉擇幾個人的生命，各項情境的條件、資訊都十分重要，必須考慮那些人是誰，整個情境是怎麼一回事，甚至事件的來龍去脈，猶如我們認為一個公正的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必須細緻地推考涉案的證據、控辯雙方的供詞、證人等各項資訊，否則難以得出信服人的公正裁決（相當於人們深思熟慮，對身邊熟悉的事作出理性的道德抉擇）。

如果天馬行空更改那虛擬設問，失控的列車要麼撞死「10人」，要麼撞死「10億人」，這樣你會不碰拉桿讓它直接衝去撞死「10億人」嗎？還是，你會為了「避免」那「10億人」更大的傷亡，逼於無奈讓它撞向「10人」呢？如此空洞的設問只會變成數字比較，這也是筆者在去年〈你不夠善良——科學衝擊哲學？惹火的道德心理學（下）〉一文中，詳述神經科學家的研究之外，回應前文未完的重點。

若撇除繁複的大腦掃瞄實驗，回到哲學家的思辨，瑞士哲學家易夫斯．波沙特（Yves Bossart）在著作《如果沒有今天，明天會不會有昨天？》提及，在倫理學中也有所謂「雙重效應原則」，把人們行為區分兩種主要傾向：一種是我們希望達到的事，另一種是我們希望避免的事。一些困境就會出現「附帶性損害」的問題，譬如在戰爭之中，要戰勝敵軍進行區域轟炸，難以避免造成附帶的平民喪生，為了盡快結束戰事，減少大量的人命傷亡，便成為無奈接受「附帶性損害」的一種道德掙扎。同樣，這樣的情境在電影《天眼狙擊》（Eye in the Sky）深刻展示出來。相似之處在於，無論哲學抑或科學上，人們比較願意接受無奈的「附帶性損害」，對自己主動造成的傷害較為抗拒，也造成道德直覺乃至道德反思上的掙扎（波沙特也有其他不俗的道德見解，值得另作分享）。

附〈正港奇片〉專頁最新惡搞圖畫：

參考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