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瘋狂的體驗

自從收容總署創立以來，自從一些最初的懲戒所在德國和英國開設以來，一直到十八世紀末為止，古典時代實施著監禁政策。它監禁了放肆無度者、濫花錢的一家之主、浪蕩的敗家子、瀆神者、「尋求自了」者、自由放縱者。通過如此的集結和這些奇特的共同性，它描繪出它對非理性特有體驗的輪廓。

但是，在這些監禁之城裡，除了上述之人以外，還有一大群的瘋狂人口。收容總署在巴黎所發動的逮捕行動，約有千分之一涉及「無理智者」、「心神喪失」者、「心智錯亂」者、「極端狂昧之徒」。在他們和其他的受監人之間，沒有任何記號可以說明其間的差異。瀏覽一下登記簿上的系列名單，我們會說，有一種相同的感性發現了他們，而且是一個相同的手勢把他們隔離開來。那位以「生活習慣混亂」而進入總署的人，或那個「虐待太太」並有幾次想要自殺的人，到底是不是病人？到底是精神錯亂還是罪犯？這個問題，讓我們留給醫療的考古學去決定。

如果提出這個問題，就得接受由回顧性眼光所強加上來的所有扭曲。我們自然地相信，是因為對瘋狂的本性（nature）無知，並對其實證性徵象仍然盲目的緣故，人們才會把監禁最普遍、最未分化的形態應用到它的身上。但如此一來，我們便不能曉得這個「無知」——或至少說我們眼中的無知——在實際上所包含的外顯意識。因為，真正的問題正在於如何決定這項判斷的內容，它並未建立我們的分辨方式，對我們將會治療的人，和我們將會定罪的人，以同樣的方式加以放逐。

問題不在於尋求容許類似混淆的錯誤究竟為何，而是去妥善地遵循那現在被我們判斷的方式所打斷的連續性。一直要到監禁措施實施一百五十年以後，人們才會相信在這些囚徒的臉孔之間，可以覺察到某些獨特的怪面相，可以聽到喚起另一種憤怒，呼喚另一種暴力的喊叫聲音。但是，在整個古典時代期間，只存有同一種監禁；在它所有措施背後，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都隱藏著一個同質的經驗。

有一個字眼標示著這個經驗——它幾乎是它的象徵——這便是我們在監禁名冊上最常遇到的字眼之一：「狂怒」（furieux）。我們將會看到，「狂怒」（fureur）乃是法律和醫學上的術語；它非常精確地指涉著某一形態的瘋狂。但在監禁的語彙裡頭，它所指的卻是一個更大及更小的集合。

它意味著所有無法以罪行來嚴格定義的暴力形態，在司法上也無法對之加以明確形容；它所針對的，乃是一個混亂的、未分化的領域——行為上和情感上的、道德和心智上的混亂——不可能被譴責定罪的，卻又具有威脅性的狂怒所形成的一大塊陰暗地帶。這個概念對我們來說，可能是混淆不清的，但在當時，它卻是明確到足以要求以治安和道德上的理由來實施監禁。以某人是「狂暴之徒」為理由來加以監禁，不必說明他到底是生病還是犯罪——這就是古典理性在它的非理性體驗裡頭，對本身賜與的權力之一。

這個權力具有一個積極的意義：當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把瘋狂和放肆、自由放縱，以同樣的名義加以監禁的時候，重點並不在於它們不曉得瘋狂是疾病，卻在於它們是在另一種天地之中知覺瘋狂。

然而，簡化有其危險。古典時代的瘋狂世界並非單調一致。如果說，瘋子曾被人簡單純粹地當作治安上的囚徒看待，這個說法並不虛假，但也有其片面性。

某些瘋子具有特別地位。巴黎有一家救護院專門治療失去理性的窮人。如果一位精神錯亂者仍然有希望治癒，巴黎醫護院便會收納他。他在院裡，將可得到傳統療法對待：放血、催瀉，在某些情況下，則施以發皰藥和沐浴。這是一個古老的傳統，因為在中世紀時代，同一所醫護院已經設有保留給瘋人的床位。「怪物和狂人」當時被關在密閉小室中，而且在密室牆壁上，開著「兩個窗口，以便觀察和供給」。

十八世紀末，當特農（Tenon）撰寫其《巴黎醫護院回憶錄》（Mémories sur les hôpitaux de Paris）時，瘋子被編組在兩個房間裡：收容男性的聖路易（Saint-Louis）室中有兩張單人床，另有十張四人床。在這麕集蠕動的人群面前，特農感到不安（當年的醫學想像認為熱力具有壞作用，相反地，清涼、新鮮的空氣、鄉村的純潔，則被認為有治療身心的功能）：「床上睡有三或四個互相擠壓、動來動去、打架的瘋子，他們如何能吸收得到新鮮的空氣呢？⋯⋯」

至於女性，說實在的，保留給她們的，根本稱不上房間；人們在發熱性女病人的大房間裡，架起一道薄隔板，如此形成的小室裡，擠進了六張四人大床、八張小床。但如果在幾個星期內，病痛還未被制伏，那麼男性就被送到比塞特院，女性則被送進硝石庫院。因此，對巴黎和其周圍全體人口來說，人們總共只保留了七十四個床位給接受治療的瘋子——這七十四個床位可說是進入監禁所之前的玄關，而監禁正意味著墮落到疾病、治療和痊癒可能性的世界之外。

在倫敦，情況亦同，伯利恆院專治所謂的「月亮瘋」（lunatique）。該院創立於十三世紀中葉。在1403年，就已經記載著院中有用鐵鏈束縛的六個精神錯亂者；到了1598年，其數目達到二十名。該院在1642年擴建時，建造十二間新病房，其中有八間是特別為無理智者建造的。在1676年重建以後，該院可以收容一百二十到一百五十名病人。此時該院已成為瘋人專用：院中兩座吉柏（Gibber）的銅像可作見證。「月亮瘋」不受收容，因為他們「被認為無可救藥。」這個情況一直維持到1733年為止。

在那時，人們在醫院內部，為他們建造了兩棟特別的建築物。入院者在其中接受規律的治療——更明確地說，他們接受季節性的治療：大療法每年只應用一次，而且是在春季，對全體做一次應用。自從1783年以來就在伯利恆院行醫的門羅（T. Monro）曾將其中的大要提供給社區的調查委員會：「配合天氣，病人最遲應在五月底放血；在放血以後，則服催吐藥，每星期吃一次，連續數週。之後，我們就給他們催瀉。在我之前，此法已施行多年，並由我父親傳授給我；我不認得有更好的療法。」

如果我們認為，十七和十八世紀對無理智者的監禁，是不造成任何問題的治安措施，或者認為說，它至少對精神錯亂的病理性格表達出一致的毫無感受，這將是一個錯誤的看法。即使是在監禁單調一致的措施中，瘋狂亦有多變的功能。這個非理性的世界把它關了進來，並用普遍性來困擾它，然而，瘋狂在這個世界之中卻已構成問題。因為，如果在某些醫院裡，瘋子的確擁有其專屬病房，而且享有準醫療地位，大多數瘋人卻仍住在收容所裡，而且是在其中過著和懲戒犯差不了多少的生活。

然而，不論巴黎醫護院或伯利恆院對無理智者的治療是多麼地簡陋，那仍是他們之所以在那兒出現的理由，或至少是其藉口。然而，在收容總署的各機構中，就完全不作這種考慮了。總署規章只規定設立一位醫生，停駐於慈善院（Pitié），其義務為每週到總署的各收容所巡視兩次。因此，這只是一項遠距離的醫藥控制，而且，也不是因為人們受到監禁便加以治療，而只是針對其中的病患：這一點充分證明被監禁的瘋子們，並不只是因為其瘋狂就可被視為病人。

十八世紀末，奧丹．魯維耶（Audin Rouvère）在他所寫的《巴黎生理及醫療地形論》（Essai sur la topographie physique et médicale de Paris）一書裡頭解釋道：「癲癇、冷體液、癱瘓患者被送入比塞特院中；但⋯⋯他們並未受任何治療⋯⋯。比如，經常有年紀在十到十二歲間的小孩，因為具有一般認為是癲癇的神經抽搐現象，而被送入該院，但他其實沒患此病，卻在真正的癲癇患者中間罹患了病，而且，在他未來長久的一生之中，除了依靠自然很少徹底的努力之外，別無其它痊癒希望。」

至於瘋子們，他們「於抵達比塞特院的時候，曾被斷定無藥可救。雖然院裡未對瘋人進行治療⋯⋯其中卻有好幾位恢復了理性。」事實上，除了規定上的例行巡視之外，院中毫無醫療可言，這使得收容總署的情況接近於任何監獄。院內的規定，大體而言，乃是1670年的刑事政令中為維持監獄良好秩序所下的規定：「要求牢房有其安全，並且其配置必須不對囚徒健康產生影響。囑咐獄卒和守門員每天至少探視地牢一次，並將患病者通知檢察官，以便獄中的醫生和外科醫生（如果裡頭有的話）可以為其診治。」

如果收容總署設有一位醫生，那並不是因為意識到院裡關了病人，而是因害怕被關進來的人生病。著名的「牢熱病」（fièvre des prisons）令人感到害怕。在英國，人們喜歡引述囚徒在法庭判案期間傳染法官的例子，人們也曾記得有某些受監者在獲釋以後，把在那兒所染的病傳給家人。霍華德肯定了這一點：「我們有例子說明，洞穴或堡塔中的空氣無法流通，對聚結在那兒的人會產生惡劣效果⋯⋯。這股腐臭的空氣足以使杉木樹心腐敗，雖然它只有穿透樹皮和樹幹才能達到樹心。」醫藥上的治療，彷彿接枝似地被加諸於監禁措施之上，以便預防某些效果；它們並不構成其中的意義或計畫。

監禁並非一種成立醫院、以治療瘋狂的各種病態面向的最初努力。它毋寧是把精神錯亂者等同於其他懲戒犯。一些奇特的司法格式可以為其見證，它們不是把精神錯亂者送到收容院接受治療，而是強迫他們在其中居留，當作一種處罰。比塞特院的登記簿上有如下的記述：「依照最高法院命令，由『巴黎法院監獄』（Conciergerie）移送至比塞特院接受終身監禁，和院中其他無理智者接受同等待遇。」

所謂接受和其他無理智者同等待遇並不意味接受治療；而是處以懲戒，也就是要履行其中的操練，並遵守其教學法規。一對父母將兒子以「狂暴」和「精神錯亂」為理由，送到森里斯慈善院，又要求把他轉送到聖拉撒爾院，「他們之所以請求將他監禁起來，並非有意使他喪亡，只是想要糾正他，挽回他幾乎已告喪失的精神罷了」。監禁之目的在於懲戒矯正，而且如果它預設期限，那也不是為了受監者的痊癒，而是要他最終改過向善。

佛蘭蘇瓦－瑪利．拜宜（François-Marie Bailly）「是一位剃髮、服訓戒的教士兼管風琴家」，他在1772年，「由國王詔令，受命從楓丹白露（Fontainebleau）監獄轉送至比塞特院監禁三年。」1773年9月20日又加入巴黎市政府的新判決，「要求把拜宜監禁於精神脆弱者之間，至其完全悔改為止」。節奏和期限監禁時間的，只是一個悔改和服從向善的道德時間，一個讓刑罰可以成全其效果的時間。

收容所看來像是監獄，這一點並不令人驚訝，而且，這兩個制度經常被人混淆，使得瘋人相當程度上不受區別地被分配到兩者之一，這一點也不會令人驚訝。1806年有一個委員會負責調查「英國可憐的月亮瘋」，結果當時貧民習藝所中共有一千七百六十五名，而懲戒所中則有一百一十三名這樣的人物。十八世紀之中，這裡頭的人數無疑更多，因為霍華德曾經提到某些監獄，而且並不是把它當作罕見的事情：

在這些監獄裡「監禁著白癡和無理智者，因為人們不知道可以在其它什麼樣的地方來安置他們，使他們遠離其所刺傷和困擾的社會。在大庭廣眾之下，他們變成了囚徒和遊手好閒的旁觀者的殘酷消遣。他們時常使得他們的同監焦慮不安，感到懼怕。他們並未受到任何照料」。

在法國，也常可以在監牢裡見到瘋子：比如巴士底獄；還有外省的波爾多、哈堡（fort du Hâ）、荷恩的強制拘留所，昂熱（Angers）、亞米安、弓城、波阿蒂耶（Poitiers）諸城監獄。在大部分的收容總署中，無理智者都是毫無區別地和其他受養人、受監者混在一起；唯有其中騷動得最厲害的，才會被關在專為他們保留的單人房裡：

「在所有的救濟院或救護院裡，遺留給精神錯亂者的是一些古老、頹敗、潮溼、配置不良的建築物；而且除了幾間單人房和幾座特地為他們建造的地牢之外，這些建築物一點也不是以他們為對象建造的；狂暴者住在隔離區；安靜的精神錯亂者，所謂無可救藥的精神錯亂者，則和貧民及窮人混在一起。有一小部分的救濟院，擁有關囚犯的特殊分區，稱為強制區（quartier de force）；在其中，上述的受監者便和囚犯住在一起，接受同等待遇。」

以上所述，乃是事實最簡約的狀態。把各種瘋狂體驗拉近，並依據它們的相似性來組合，我們會覺得瘋狂在十七和十八世紀，主要是兩種體驗的並列。下一個時代的醫生們，幾乎只敏感於精神錯亂者普遍的「悲哀」處境；他們在各處都看到同樣的悲慘，看到治療上同樣的無能。

對他們來說，比塞特院和巴黎醫護院病房的功用毫無不同，在伯利恆院和任何一個貧民習藝所之間也沒有任何差異存在。然而，有一個不可化約的事實的確存在：某些機構收容瘋人的條件在於，理論上他們仍有要治癒的可能；而其它機構收容人則是為了擺脫或矯正他們。前者無疑數目最少，而且施用範圍最小：巴黎醫護院中的瘋子數目不到八十名；而收容總署中的數目可能有數百人，甚至上千。

但儘管這兩種體驗就其外延和其數目上來說，如此地不成比例，其中的每一種體驗仍然具有其個別性。把瘋狂當作疾病看待的體驗，範圍雖小，卻不能加以否定。它和另一個體驗乃是弔詭的同代產物，而後者隸屬監禁、刑罰、懲戒的領域。構成問題的，乃是這種同時並列的存在；無疑也就是它才能幫助我們瞭解，瘋子在古典世界裡的身分，以及定義當時人對瘋狂的知覺模式。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古典時代瘋狂史》，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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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

《古典時代瘋狂史》為法國思想大師暨後結構主義思想家米歇爾・傅柯的重要著作，內容衍生自其博士論文。本書的中心議題為：在歐洲的啟蒙過程中，「理性與非理性」以及「理性與瘋狂」如何在歷史的條件中成形與出現。從這一角度，傅柯討論了兩個主要問題：第一，精神病學與心理學作為一種科學，是如何形成與開展的；第二，在舊王室崩潰的過程中，精神病院在18世紀末的出現，具有何種意義。要理解傅柯的方法論，此書為不可不讀之作。

傅柯在本書談的主要是由中世紀到19世紀一部瘋狂的禁閉史；更深入地說，它企圖透過對監禁結構的研究，建立起瘋狂和非理性之間的對話；最後，它也規劃出一份草圖，談「一部界限的歷史——其內容是一些晦暗不明的手勢，它們一旦完成，便必然遭人遺忘。然而，文化便是透過這些手勢，將某些事物摒除在外。」

kk0432158Photo Credit:時報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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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