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粹的「合法」革命：恐怖措施、慶典和慨慷激昂的宣言

文：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什麼叫做革命？

政治學家的講法是：「以不合乎憲法規範之手段更動憲法。」若此寥寥數語之定義可被採納的話，那麼一九三三年三月的納粹「革命」根本就不是革命。其原因是一切都進行得完全「合法」，所使用的手段也合乎憲法的規範。起先是總統頒布了「緊急行政命令」，最後是國會以超過三分之二的多數議決，將立法權無限制轉交到中央政府手中。這些都符合憲法中有關更動憲法的規定。

當然，此等行為擺明都是瞞天過海的手法。可是我們若把事件的真相過目一遍，仍有充分理由來懷疑，那年三月所發生的一切究竟是否為名副其實的革命。從常識的角度來看，革命的要件之一，就是群眾用武力擊敗既有的秩序及其代表者，例如警察、軍隊等等。這不一定是振奮人心或光芒萬丈的起義，它也可以伴隨著騷動不安、暴力行動、亂民肆虐、劫掠屠戮及縱火焚燒等現象。

至於那些自詡為「革命者」的人士，人們必定期待他們進行攻擊，而且表現出不惜拋頭顱灑熱血的氣概。街頭臨時搭起的路障或許已經是過時的東西，可是一場真正的革命似乎無論如何都應該具備自發、起事、突襲和暴動等形式。

一九三三年三月完全看不見以上的特點。所發生的事件固然由各種奇形怪狀的元件混雜而成，可是敵對各方偏偏都欠缺了一樣東西，那就是膽大、英勇和高貴的行為。那年三月總共帶來四樣東西，最後製造出堅不可摧的納粹政權。它們分別是：恐怖措施、慶典和慨慷激昂的宣言、變節行為、集體崩潰──也就是千百萬人同時發生了精神錯亂的現象。許多歐洲國家，甚至大多數歐洲國家都誕生得更加血腥，可是其中沒有任何一個會誕生得如此令人倒盡胃口。

歐洲歷史上出現過的恐怖形式計有兩種：一種是革命群眾沉醉於勝利之中，演成有如脫韁野馬般的嗜血濫殺行動。另一種則是國家機器勝券在握以後，所進行的冷酷無情、經過精心策劃的殘暴統治，藉此產生嚇阻作用及展示自己的威權。此二種形式的恐怖，通常分別位於革命和鎮壓這兩極之上。前者是革命式的恐怖，使用的藉口乃一時的激情與憤怒所演成的失控行動。後者則為鎮壓式的恐怖，將之前革命時期的暴行用作報復的藉口。

納粹則為自己保留了特權，將二者結合成一種特殊的形式，以致上述藉口在此皆不適用。一九三三年的施暴者是真正嗜血成性的狂徒，那就是「突擊隊」（「黑衫隊」尚未扮演日後才出現的重要角色）。但「突擊隊」此刻的身分是「輔助警察」，他們行動時並未出現騷動或突發狀況。尤其他們不但未曾面對任何危險，反而處於絕對安全的地位，得以維持嚴格的紀律來聽命行事。

表面上看來那是革命式的恐怖行動：狂野而鬍鬚未刮的暴民於夜間闖入民宅，肆意將無抵抗能力者拖入地窖嚴刑拷打。然而就其本質而言，那卻是鎮壓式的暴行：政府於精心策劃之後，以冷酷無情的方式下達指令並實地操盤，背後並有軍警為暴行撐腰。這一切均未發生於冒險犯難獲得戰鬥勝利以後，激憤仍未消退的狀態下──這種局面從未出現過。這也並非針對敵手之前的殘暴行為所進行之報復，因為從來就沒有人向他們施暴。

事情的真相，就是一些再平常也不過的概念，有如夢魘般遭到徹底扭曲：強盜和殺人犯搖身一變，以警察的姿態出現，手中握有完整的公權力。他們的犧牲品則形同遭受譴責的罪犯，未審即事先被判處死刑。例如有一個案例就因為事情鬧得太大而喧騰一時：

一位住在柏林科佩尼克區的社民黨工會幹部，某天晚上發現「突擊隊」巡邏小組企圖闖入其住宅進行「逮捕」。他和兒子們奮力抵抗，並在明顯的正當自衛下射殺了兩名「突擊隊員」。於是「突擊隊」當夜糾集更多人馬，過來將父子等人一同制伏，然後把他們吊死在自宅的一個棚子裡面。

第二天，更多紀律嚴明的「突擊隊」巡邏隊伍奉命前來科佩尼克。他們衝入當地所有社會民主黨人的住宅，將之就地格殺。死者的確實人數從未對外公布。

此類恐怖行動的有利之處就是，不論實際情況如何，人們均可聳聳肩膀覺得遺憾，表示此乃「任何革命皆無法避免的附帶不幸現象」（這也就是革命式恐怖所使用的藉口）。換個角度來看，人們也可以用嚴整的紀律來大作文章，表示一切都進行得非常平靜和有秩序，所以警方只不過是採取了某些必要的行動，藉此使得德國遠離了革命暴亂──此處使用的則是鎮壓式恐怖的藉口。這兩種藉口可以視公眾身分之不同而交替使用。

這種對外宣傳的方式，使得納粹令人起反感的程度，較此前此後歐洲歷史上的任何暴政皆有過之而無不及。此外，即使是殘酷的行為有時也可以具有偉大的氣息──如果人們在激情之下公開展現堅忍不拔的精神，而且當事人不採取偷天換日手段的話。在法國大革命、俄羅斯和西班牙內戰時出現的便是這種情形。

納粹黨徒則不然，他們從頭到尾所表現出來的，不外乎一派謀殺者躲躲閃閃、慘白醜惡和欲蓋彌彰的嘴臉。他們於有系統地拷打及殺害手無寸鐵者之際，卻天天刻意擺出高貴的姿態和柔軟的語調，聲稱任何人皆毫髮無傷，而且從來就沒有任何革命能夠進行得如此人性化和不流血。可是那些令人髮指的事件開始了不過幾個星期以後，官方即已通過法律，有權對任何講述那些駭人聽聞事件的人士進行嚴厲懲罰，即使講述的地點是在自己家中也不例外。

這種做法的目的，當然絕非真正為了隱瞞那些可怕的事件。否則如此一來，他們將無法達到自己的目標：讓人人因為恐懼、驚嚇而乖乖就範。反之，恐怖所收到的效果或許更因為一重又一重的謎團，以及無人敢攖虎鬚來點破祕密而進一步得到提升。假使有人敢在演講台或報紙上面，公開談論發生於「突擊隊」的地窖和集中營裡面的事情，即足以在德國招致不顧一切的反擊。而人們私下傳播的令人髮指的故事──「鄰居先生，你可千萬要小心了！你知道某甲出了什麼事嗎？」──就更容易讓每個人都變得沒有骨氣了。

更何況在同一個時候，又有一連串的群眾集會、盛大儀式和國家慶典，讓眾人忙得暈頭轉向，完全轉移了注意力。早在國會改選之前，就已經開始舉辦慶祝勝利的大規模集會，此即三月四日的「民族奮起之日」：德國全境到處都是群眾遊行、煙火、鼓號聲、管樂隊及旗海，成千上萬個擴音器傳出了希特勒信誓旦旦的聲音。該出現的東西無不齊備，只不過當時根本還無法確定，第二天即將舉行的選舉是否會給納粹澆上一頭冷水。

大選果然出現了如此的結果：那場德國最後一回舉行的選舉只給納粹帶來了四成四的選票（其上一次的得票率為三成七），也就是說，過半數的選民投票反對該黨。我們只需要考量一下，當時恐怖行動已經勢如野火，而左派政黨在選前具有決定性的最後幾週已被禁止發聲，那麼我們必須表示，德國人到底還是做出了中規中矩的集體表現。

可是這個選舉結果一點也不讓納粹覺得掃興。他們反而把失敗當成勝利來大肆慶祝，恐怖行動更是變本加厲，而群眾集會的次數又增加了十倍以上。選舉結果揭曉之後，窗前的納粹旗幟足足繼續懸掛了十四天之久。一個星期以後，興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變更了共和國的國旗──萬字旗和黑白紅三色旗共同成為「臨時國旗」。

同時每天都是遊行隊伍、群眾集會、民族解放感恩慶典、從早到晚響個不停的軍樂、向英雄致敬的儀式、授旗典禮。最後的高潮就是「波茨坦之日」那場誇張的鬧劇：興登堡那個老叛徒站在腓特烈大帝墳前，希特勒（Adolf Hitler）不知第幾十次立誓忠於某樣東西。接著鐘聲齊鳴、國會議員於莊嚴肅穆之下走入教堂、閱兵儀式、指向地面的寶劍、手中搖晃小旗的兒童、火炬遊行……。

這些綿延不絕的慶祝活動皆內容空洞，缺乏實質意義。可是這個做法同樣並非出於無意。其目的正在於讓百姓養成習慣，即使在毫無理由值得讓人慶祝的情況下，也要跟著歡呼和起立致敬。其實光憑一個理由即足以讓人表現出歡欣鼓舞的態度：每個白天和每個晚上，都有一些膽敢公然表態不願跟著這麼做的人，被人拿鐵棒和螺旋鑽活活整死──噓，切勿張揚出去！

於是我們跟著歡呼、與狼共嗥，口中高喊「萬歲」、「萬歲」！而且大家很快就習慣了這種口味。一九三三年三月的天氣好得沒有話講。於是大家在春日和煦陽光照耀下，前往旗海飄揚的廣場參加盛典，將自己融入興高采烈的群眾當中，與之共同傾聽祟高的字眼：祖國與自由、民族奮起和各種神聖的誓言。這不是非常美好嗎？（無論如何，這總勝過被隔離囚禁於「突擊隊」的營房內，任憑人家用水管把自己的腸子灌滿。）

於是人們開始跟他們一起行動。這起初還出於畏懼，可是一旦同流合污以後，就不再有人願意回想起「畏懼」這檔子事──到底那不很光彩而且會教人看不起。結果人們連心中的觀點也隨之而改變了。這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革命」獲勝的最基本心理因素。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一個德國人的故事：1914－1933回憶錄》，左岸文化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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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賽巴斯提安・哈夫納（Sebastian Haffner）
譯者：周全

從小人物的觀點與生活化的方式，來挖掘德國之所以成為納粹主義溫床的原因。寫作者是德國赫赫有名的新聞記者、政論家及歷史學家哈夫納，本書一出版即成為德國2000年年度暢銷書，並被評為「當年最有價值的出版品」，哈夫納也被譽為德國的「道德良心」。

哈夫納曾於幼年及青年時期經歷第一次世界大戰、1923年勢如奔馬的通貨膨脹、各政治黨派的激化以及納粹主義的崛起。縱使其本人未嘗因政治或種族因素而遭受迫害，哈夫納仍自視與「第三帝國」進行決鬥，並於1938年流亡英國。

本回憶錄完成於1939年，乃作者針對其人生第一個三十年所遺留下來之文稿。年輕的哈夫納於流亡時期得以保持客觀立場，同時基於親身經歷所獲致的印象，以銳利目光預見了即將成形的災難。事實上，凡是不想對這場災難視而不見的人，早在1933年以前便得到如此認知。

責任編輯：彭振宣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