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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的政治觀是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塑造而成的，他的思想就是世紀之交當時的主流想法。
文：托馬斯・桑德庫勒（Thomas Sandkühler）
新興時代
希特勒的政治觀是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塑造而成的，他的思想就是世紀之交當時的主流想法。那個時代，歐洲各地的公民社會，剛好都陷入重大危機。世紀交替前的最後那十年，開啟了新一輪全世界經濟的巨大成長，一直持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僅僅一個世代的時間，德國就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轉型成一個現代的工業國。
經由自然科學和技術的進步，誕生了電氣工業和化學工業。電燈開始進入人類的生活，首先是在大城市，然後逐漸擴及農村地區。雖然當汽車工業在美國成了新時代的象徵時，德國人還在造腳踏車。醫學方面也有長足的進步，很多疾病如肺結核，很快地就不再讓人懼怕。因為生活條件的改善，以及疾病的死亡率逐漸下降，於是人口數量持續地增長。
特別是因為上述這些原因，城市的成長非常快速。城市成了一個吸引點，吸收了大批來自農村地區的人口，只因為這裡有著大型工業廠房和就業機會；對於個人來說，大城市裡擁有更大的發展可能。例如柏林，從1890年到1913年，人口整整成長了一倍，成為200萬人的大城市。 但貧富差距也因此愈來愈大，少數幾個工業巨富過得有如王公貴族，和他們比起來，大部分的中產階級市民手上只擁有很少的金錢，城市和鄉村裡還有著大量的貧民窮人。大城市的邊緣地區出現了真正的貧民窟，人們必須擠在窮巷陋室的狹小空間之中一起過活。
另一方面，以美國為範本的百貨公司也如雨後春筍般地出現，成為名副其實的消費天堂。電影院吸引了大量的觀眾，輕軌電車和地下鐵川流不息。許多新移入者都對城市裡的燈火通明、車水馬龍印象深刻，經常嘆為觀止，甚至是五體投地，感覺自己置身於未來。
因為社會的變遷，很多傳統的生活方式都式微了。雖然在鄉村地區某些舊有秩序還能維持一段時間，但是宗教、性道德和家庭裡的角色分工都開始受到質疑。大城市裡那種步調快速的生活方式有些人很喜歡，好評不斷；但有些人完全無法接受。
市民階層對此也是意見紛歧。一方面，現代社會的快心生疑慮。人們總是試圖保存現有的東西，所以19世紀後期的建築藝術其實是復古式的，即使在大城市也不例外，甚至可以說，這種復古風只發生在大城市。
許多德國知識分子和藝術家批評工業、城市和大眾社會，因為這些東西很明顯地抵觸了德國的本質。他們對於「廣告」、賣淫與同性戀的批判尤其激烈。與這些相反的是那種讓世界從苦難中得到救贖的純粹藝術家，對於華格納的崇拜正是源自於此，那是一種深深不安的表現。
政治演說的重要性也改變了。過去這類演說只會出現在國會，而國會又專屬於統治階層；現在政治家直接對著人民演講，以便增加勝選機會。在公民社會的危機之初，現代的意識形態給出了激進的答案。這些意識形態用簡單的公式來詮釋世界，它們取代了過去宗教所承擔的任務。
社會主義者把現存的社會秩序，解釋為剝削者和被剝削者之間階級鬥爭的結果。根據馬克斯（Karl Marx）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主張，他們相信這場階級鬥爭會導向一場革命，最後變成社會主義在全世界的勝利。
儘管在19世紀末，工人階級的情況已經有所改善；德國的社會民主主義者也愈來愈趨向和國家合作，透過漸進式的改革來改善這個社會。德國社會民主黨（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 SPD）參加帝國眾議院的選舉，一次比一次成功，最後在1912年獲得大約35％的選票，成為第一大政黨。如果沒有意外的話，這個1871年所建立的德意志帝國在不久之後，將會制訂出一部更好、更自由的憲法。
但帝國政府與其政治對手所蒙受的壓力也與日俱增。從世紀交替開始，社會民主黨內的激進左翼興起，他們主速進步是一項成就，對此他們這些走在尖端的階層也感到與有榮焉；另一方面，對於改革變動的速度和結果，卻也張，工人階級應該經由一次社會主義革命來單獨執政。俄羅斯特別成為這種馬克斯主義意識形態的成長沃土，在那裡祕密警察常常無情地迫害社會主義人士。
和德國不同，在當時的沙皇俄國，改革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俄國的社會民主黨人比起他們的德國同志更加激進，因為俄羅斯無論在經濟還是政治都相對落後。而在德國社民黨人眼中，俄羅斯只是一個暴政和壓迫的縮影。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烏里揚諾夫（Wladimir Iljitsch Uljanow），也就是列寧（Lenin），他自1903年開始擔任俄羅斯社民黨左翼領導人。兩年後，因為沙皇帝國在一場對日本的戰爭中慘敗，導致了革命在俄羅斯爆發，當時列寧就主張無產階級專政。1912年，列寧的「布爾什維克派」（Bolschewiki）自俄羅斯社民黨內分裂出走。這個派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成了歐洲第一個共產黨。
比社會主義更能號召群眾的是民族主義。在當時德國，民族主義主要是用來反抗封建貴族，這些貴族想要阻礙德國從很多小邦國整合成一個民主的聯邦國家。1848年的革命失敗了，而德意志帝國則是數次軍事冒險的產物，由普魯士首相奧圖・馮・俾斯麥（Otto von Bismarck）主導打破了藩籬。1866年，奧地利陷入了一場「兄弟之戰」，這場戰爭的目的是為了爭奪未來德意志民族國家的霸權。1870年，在一場由俾斯麥挑起的戰爭中，普魯士和南德的軍隊打敗了法國。
1871年1月，德意志帝國建立之後，民族主義的矛頭開始指向內部所謂的「帝國敵人」，首先被點名的是社會主義者和天主教徒。民族主義者主張，德意志帝國是一個淵遠流長歷史發展的結果，而這個發展濫觴於遠古時代。受過教育的市民階級對於這類論述特別容易接受，他們尤其喜愛北歐的傳說和中世紀的種種故事。華格納用這些素材來作曲並不是巧合；他想要融合音樂和舞台藝術，成為一個「整體的藝術作品」（Gesamtkunstwerk）。
德意志帝國的民族主義對外也是充滿侵略性。不斷成長的極右派陣營現在不僅僅只是訴求「國家」（Nation）內部的大團結，而是把所有海內外的「民族」（Volk）兒女，無論在德國國界之內或之外，通通包含在內，講德語的奧地利人也算在其中。「民族」被當作一種「種族性」（rassisch）的血緣共同體。
這種「種族民族主義式」（völkisch） 的論述同時也被拿來排擠猶太人，猶太人在當時被貼上所有邪惡始作俑者的標籤。小小的猶太少數族群總是努力向上，不論在那個時代，遠比基督教多數族群注重教育，在銀行業、商業、新聞業以及自由業（醫生、律師等等）裡，他們總是占了超過自身族群比例的多數。對於當代的批判者而言，很容易就能在猶太族群當中找到千夫所指的替罪羔羊，反猶成了一種集體運動。
基督教的反猶可溯源自中世紀。新的激進反猶者則主張，猶太人是一個「種族」，不管他們是不是屬於某個猶太教的宗教團體，其卑劣本質永遠不變。1887年，大學教授同時也是哲學家保羅・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曾把猶太人比擬為「病菌」，都是必須要消滅的東西。這種不把猶太少數族群當人看的觀點，和自然科學的進步有著很密切的關係。
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是英國自然科學家查爾斯・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發現無心插柳的結果。達爾文認為物種起源奠基在環境的最佳適應性之上，物競天擇，適者生存。這個理論在19世紀末被引用到人類社會上，但是原本的適者生存之義，卻被引伸為存者最強。
那些新種族理論的附隨者寫道，現代社會因為飲食、衛生保健和社會福利的改善，不幸讓原本的生存定律失去效力。他們認為現在不只是強者，連弱者都有辦法生存下來。結果就是國家必須讓「天擇」繼續運作，要想辦法處理掉那些「劣等人」。只有消滅「弱智者」、「反社會者」和那些不受歡迎的人，還有猶太人當然也要全部驅逐，「日耳曼種族」才能保有其良好特質，通過生存鬥爭的考驗。
這些論述經常和德國人要向東歐或海外拓展「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訴求連結在一起。德意志帝國首相俾斯麥好不容易用一套複雜的聯邦系統把法國隔離在外，同時聲稱，德國不會再有其他的領土訴求。1890年，年輕的皇帝威廉二世（Wilhelm II）受夠了這位權傾一時的宰相在後面下指導棋，他想要自己親政，因此宣布罷黜俾斯麥。
威廉二世主張德意志帝國是一個世界強國，他認為德國應該在非洲和亞洲殖民。隨著科技進步，開啟了一個軍備競賽的時代，戰爭的風險也不斷地升高。為了和最大的殖民地強權相抗衡，德國打造了一列龐大的軍艦艦隊；和英國與法國的緊張關係也逐漸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法國、英國和俄羅斯相互結盟，德國則獲得奧地利和義大利的奧援。
上述的發展其實不局限於德國，在某些歐洲國家之中，其激進的民族主義和反猶的種族主義也風起雲湧，甚至比德國還要激烈——例如奧地利。維也納當時是歐洲成長最快的城市。1850年的時候，那裡只有50萬的人口；到了1910年，足足成長四倍之多。每兩個維也納人當中，就有一個是外來者。同時猶太族群的人口數也明顯上升。1857年時，只有大約三千名居民是猶太教信徒；到了1910年，增加到17.5萬人，占當時城市人口的9％。
這些猶太人部分來自奧匈帝國的其他地方（匈牙利、波希米亞〔Böhmen〕、摩拉維亞〔Mähren〕、加利西亞〔Galizien〕），另一部分則來自俄羅斯。1980年代開始，俄羅斯的猶太人就遭遇了多次暴動騷亂和屠殺。他們的祖先是在中世紀的時候，為了逃避基督教十字軍的屠殺，從德國遷徙到這裡；當時的十字軍在前往耶路撒冷途中，一路對德國的猶太人居住地燒殺擄掠。很多東歐的猶太人彼此是以源自中高地德語的意第緒語（Jiddisch）交談，身著深色衣服和帽子，讓人一眼就可看出是少數族群。他們從事小商販為生，很多是帶著日用品挨家挨戶兜售。
由於奧地利的工人階層對於政治很熱衷，所以他們的利益代理人─社會民主黨成長得很快。和德國不同，當地的勞工運動之所以能升級到集體運動，是因為和民族問題綑綁在一起。奧匈帝國是個多民族的國家，這表示帝國境內的各個民族，說著不同的語言，有著不同的歷史發展。在這個多瑙河王朝裡，所使用的語言包含匈牙利語、波蘭語、捷克語、克羅埃西亞語、斯洛伐克語、塞爾維亞語、斯洛維尼亞語、羅馬尼亞語、烏克蘭語和義大利語。
在希特勒成長的那個年代，鄉間流傳著一個謠言：王朝即將土崩瓦解，因為各個不同的民族都要求要建立自己的國家。不只是斯拉夫人想要脫離帝國出走，還包括一部分講德語的奧地利人；他們深怕時日久了，恐怕要屈於人口優勢的斯拉夫人之下。
奧地利的種族民族主義者也被稱為「泛德國人」，他們希望德意志奧地利能和德意志帝國統一，藉由這種方式，1848年那個建立「大德國」的失敗願景，最終能夠實現。這些泛德國人把社會民主黨人都視為馬克斯主義者，聲稱這個黨是被猶太人所操控。泛德國人都是俾斯麥的熱情支持者，其中很多人還是華格納的粉絲。這些人和他們的德國同志一樣，深信「同文同種」和「血濃於水」，他們主張所有「德意志子孫」都應該在一個共同的國家中一起生活。只有透過統一，才能從斯拉夫的洪流當中拯救奧國的德意志道統。
奧地利的德意志民族主義首先從市民階級開始。德意志民族主義者愈往右走，他們就愈能吸引俗稱的小市民群眾：工匠、零售商人、小店店主、旅店老闆，以及小公務員或雇員。這些人當中很多是因為現代世界而感到不安，害怕他們經濟上的既得利益受到損失，也害怕外來移民。即使到了今天，世界日益縮小，懼外和仇外心理仍然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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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阿道夫・H：希特勒，一個獨裁者的一生》，麥田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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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托馬斯・桑德庫勒（Thomas Sandkühler）
譯者：林繼谷
本書用七個階段，以「魯蛇」、「新星」、「領袖」、「統帥」、「屠夫」、「地鼠」、「亡靈」為題，將希特勒的一生起伏，穿插在納粹德國的前史與歷史當中介紹。
這不只是一部傳記，更記錄了二十世紀上半葉，德國和奧地利的社會變動和進展，以及戰間期各地發生的重大事件與其影響。作者桑德庫勒的文字縝密精鍊，帶點歷史嘲諷，每一句解釋的背後都是大量的資訊，所有當前最新研究的結果皆消化在敘述之中，毫無模糊不清的分析。書中更包含了多達六、七十張媒體上少見或根本不曾看過的圖片，期望能為讀者開啟一個不同的視野。
Photo Credit: 麥田出版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