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登上埃爾貢山那時候,他仍然可以與他的新女伴露絲.貝利一起陶醉在狂喜中。埃爾貢山讓他可以完全擺脫作為「萬惡之母」的歐洲。「這裡沒有電報、沒有電話、沒有來信、沒有訪客。我的心靈力量獲得了解放,可以幸福地傾注回太初的廣大中。」
文:羅賓森(Michael F. Robinson)
不過,佛洛伊德卻有一個門人走了另一條渠徑:瑞士心理學家榮格為了搜尋潛意識,決定走入田野。榮格自一九○六年開始與佛洛伊德通信,很快成為精神分析運動的要角。佛洛伊德本認為榮格會是自己的繼承人,但兩人卻在一九一二年鬧翻——主要是因為雙方對於力比多(the libido,有時翻成性欲,指人接觸到性相關的事物後,身體產生的快感)和潛意識的看法大相逕庭。儘管如此,榮格繼續相信潛意識是心靈的核心結構,起源和功能上都相當原始。
他甚至進一步主張,心靈的這個隱晦領域同時包含「個體潛意識」和「集體潛意識」,前者是個人所獨有的思想和記憶,後者則包含著整個族群自古以來的記憶和形式。他就像佛洛伊德一樣,相信歐洲人不只生而擁有原始心靈的結構,還生而擁有這種心靈的內容,即古代記憶的形式和符號。這一點增加了榮格前往尋找所謂的原始人的誘因,因為他們不只可以提供一個未被文明心靈結構束縛的活生生潛意識心靈模型,還可以用於觸發潛藏在他本人「集體潛意識」裡的記憶。他在自傳《記憶、夢和反省》裡寫道:「看見一個小孩或一個原始人會喚起一個成年文明人的某些嚮往。這些嚮往和人格中那些被塗抹掉和未得實現的渴望及需要有關。」
他顯然相信,田野工作會比待在維也納或蘇黎世研究潛意識更成果豐碩。他也漸漸相信,文明世界的所有奇蹟都會向人類靈魂索要代價。在這一點上,他道出了自己時代的心聲。這種心聲的一個代表人物是高更:為甩掉「一切造作和因循的東西」,他在一八九一年帶著畫具遠離巴黎,在大溪地度過餘生,藉由為土著生活作畫的方法遠離「文明病」。同一時期,許多美國家長因為擔心孩子染上文明病,把他們送去參加童子軍,接受山林、營火和「野蠻遊戲」的洗禮。波士頓插畫家諾爾斯把這種精神表現得最是極致:他在一九一三年脫掉所有衣服,一絲不掛走入緬因州森林,揚言要活得像「一個原始人……撇下文明,回到太古的森林」。
在奧地利和德國興起的「民族運動」同樣讓年輕人急於找回已經被大城市奢華生活和人種雜交所稀釋的日耳曼人身分認同。他們很多人加入討論日耳曼神話的祕密會社或攀爬阿爾卑斯山的登山俱樂部,希望藉此找到自己所穿的亞麻布襯衫和皮短褲後面的純真雅利安人心臟。榮格寫道:「歐洲人斷然已不再相信他們是原來的歐洲人,但又不知道自己變成了什麼人。」他相信,歐洲人在人種進步的階梯上因為爬得太高,已經看不見地面。
一九二五年,他計劃從這道階梯往下爬,前往非洲探尋原始心靈。一小群精神分析師和病人將會陪他前往肯亞,和他一起打獵,然後乘坐火車進入內陸,最後再到埃及,乘船遨遊尼羅河。這支隊伍取名「布基蘇心理學遠征隊」。在蘇黎世主持完最後的討論課之後(參與者被要求分析哈葛德的小說《她》),榮格踏上征途。他對非洲的興趣和非洲人本身無多大關係。非洲人只是他達成目的的手段,是他追求個人發現的催化劑:他此行是為了理解自己心靈那些仍然處於陰影之下的部分,是要找出「我人格裡那些因為身為歐洲人而變得看不見的部分」。
一九二五年,榮格一行登上德國蒸汽輪船「萬戈尼號」,航向非洲。輪船沿著蘇伊士運河而下,進入紅海。隨著離海岸愈來愈遠,榮格和他的同伴也愈來愈清醒,開始思考非洲內陸的危險。「可能會有嚴峻的困難等著我們是顯而易見的。」但這些可能的困難沒有嚴重得讓他們打消主意。畢竟,榮格前往斯瓦希里的旅程不是《黑暗之心》裡的馬洛的克難蒸汽船之旅可比。「萬戈尼號」重七七六八噸,搭載兩百名乘客,設備舒適豪華。遠征隊睡頭等艙,平常可以和其他歐洲乘客交際、玩甲板遊戲和在吸菸廳閒晃(榮格抽菸斗)。到達蒙巴薩之後,榮格一行轉搭窄軌火車「瘋子特快車」前往奈洛比——這城市在一八九九年還不過是英國一個鐵路車廠,但此時已晉身為英屬東非的首府。
這些「探險家」走的是充滿前人腳跡的路線。在榮格抵達蒙巴薩的七十八年前,德國傳教士克拉普夫和雷伯曼便到過這個港口城市,由這裡進入內陸,成為頭兩個看見非洲最高兩座山(吉力馬扎羅山和肯亞山)的歐洲人。在榮格登上「瘋子特快車」的十八年前,阿布魯齊公爵也坐過同一列火車前往維多利亞湖,成功攻上甘巴拉嘎拉山山頂,把它重新命名為史坦利山。就連心理學遠征隊不是走在早期探險家舊路的時候,他們一樣是身處這些探險家的身影之下。例如,在奈洛比,他們住的是豪華寬敞的新史坦利飯店——這飯店有著帶拱列柱、紅瓦屋頂和高架遊廊,名字是紀念五十年前那位辛辛苦苦探勘過大半個湖區的探險家。
不過,這種處處落於人後的情況並沒有讓榮格和他的同伴們感到苦惱,因為他們此行畢竟是一趟心理學遠征,不是地理學遠征。他們比史坦利晚幾十年到達東非高原無關要緊,因為他們要追溯的是人類心靈而非尼羅河的源頭,最終目的是理解歐洲人被掩埋起來的原始性,不是非洲人本身。所以,遠征隊沒有人覺得他們有必要走出新史坦利飯店的大門,到處看看。更何況,飯店裡的舞會接二連三。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四日,榮格一行參加了飯店的停戰紀念日舞會。參加者有專獵大型獵物的獵人、戴太陽帽的觀光客、初次亮相社交場合的名門閨女和富有地主,大家飲酒跳舞直到深夜,用不著「原始」非洲或非洲人的協助便把歐洲的行為規範拋到九霄雲外。
在舞會上,榮格認識了年輕英國護士露絲.貝利。她將會成為榮格的一生密友,「榮格女人幫」(Jung frauen,指一票崇拜榮格和與他過從甚密的女人)的一員,終其一生都照顧好他的思想和情感需要。她後來寫道:「我不知道是我把CG(榮格)釣到,還是他把我釣到。」榮格有把這件事視為心理研究的一部分嗎?他有視之為一種回到野蠻人的「兒童心靈」的方法嗎?《東非旗幟報》對這場舞會的報導略有不同:「顏色處處喧囂,它們在主舞廳和休閒廳的每個角落變換、滿溢和混合,一些年紀太大的小孩一直跳舞至深夜。」榮格已經開始從階梯往下爬。
在「瘋子特快車」的包廂裡,榮格有過另一次與「原始性」的邂逅。有一天早上,他從車窗看到,一個非洲男人站在高處,身體靠在一根長矛上,向下望向火車。這景象顯然觸發了榮格的集體潛意識裡面的記憶。「我有一種以前便看過這一幕的感覺,感覺這裡是一個我熟悉的世界,而一直以來把它與我隔開的是時間。在這一刻,我就像回到我年輕時代居住的土地,就像知道那個皮膚黝黑男人等我來已經等了五千年。」
等他去到阿西平原之後,他得到了一個日後被榮格迷稱為「發現自我」的啟悟。這也是他的非洲之行被討論得最多的片段之一:
站在這個廣闊稀樹草原的一座矮山上,一片壯麗景觀在我們面前展開。放眼望去是一大群一大群的動物,連綿不斷,直到天邊,有小羚羊、大羚羊、角馬、斑馬、疣豬等。牠們吃著草,晃著腦袋,像小河流一樣慢慢向前移動。除了一隻猛禽的悲鳴外,幾乎鴉雀無聲。這寂寥是天地初開時的寂寥,當時世界還處於一種非存在(non-being)狀態。因為在此之前一直沒有人出現在這裡,知道它是世界。我走到看不見同伴的地方,品嘗完全孤獨的滋味。這時,我成了知道這裡是世界的第一個人類——但雖然他知道它是世界,卻不知道這一刻事實上是由他創造。
許多同時代的思想家認為,這個頓悟代表了榮格對人類意識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但我們很難不回想起佛洛伊德夢中的非洲——一個還沒有非洲人和尚待發現的國度。榮格把這個國度帶到了另一個層次。創造的行為是意識的行為,而站在阿西平原上的榮格是唯一有這種意識能力的人類。非洲的其他部分在他親眼目睹過之前並不存在。
登上肯亞西部的埃爾貢山代表著榮格旅程的另一個高點。在這裡,置身於埃爾貢人中間,他希望找到真正「原始性」的源頭。幾乎正正好五十年,史坦利曾站在維多利亞湖的另一邊眺望甘巴拉嘎拉山,好奇這座山對人類歷史會有什麼涵蘊。「沒有人贊成我們到埃爾貢山去,但我們還是去了。在住在山坡的部落中間,我們發現了一種非常原始的心靈宗教(psychological religion)的新形式。他們表面上崇拜太陽,但實際上不是太陽,而是黎明的時刻:那就是上帝。我認為這是相當了不起的。它是埃及人的荷魯斯(Horus,埃及法老的守護神,也同時與許多神祇的形象結合,例如太陽神)觀念的源頭。」
榮格將會在埃及找到這種宗教的證據,並以此斷言,非洲人的宗教信仰一度向北滲透,影響過法老王時代的埃及文化。這種說法相當於把皮特里等人主張的「含族假說」顛倒過來。
不過,明顯的是,榮格的主要興趣是發現非洲心臟地帶的白色心靈。他對雅利安人種心理學的興趣一直維持到一九三○年代,然後才因為對國家社會主義(Nationaler Sozialismus,指二十世紀上半葉在德國境內崛起的政治思潮。此思潮的實踐即為後來的納粹黨,因此納粹黨成為此思潮的代表,其黨名亦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ational 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 Partei〕)的崛起感到不安,開始疏遠這方面的研究。不過,在登上埃爾貢山那時候,他仍然可以與他的新女伴露絲.貝利一起陶醉在狂喜中。埃爾貢山讓他可以完全擺脫作為「萬惡之母」的歐洲。「這裡沒有電報、沒有電話、沒有來信、沒有訪客。我的心靈力量獲得了解放,可以幸福地傾注回太初的廣大中。」在這裡,榮格可以縱情想像,自己和同伴(就像史坦利想像裡的甘巴拉嘎拉人那樣)是一個住在深山裡的白色部落。
相關書摘 ▶《非洲失落的白色部落》:《人猿泰山》、《黑暗之心》的文明與野蠻
書籍介紹
本文摘錄自《非洲失落的白色部落:探險家、科學家與一段改變人類命運的假說》,貓頭鷹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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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羅賓森(Michael F. Robinson)
譯者:梁永安
一個來自聖經的故事,
一個你從未聽聞的假說,
如何讓無數知識分子、探險家、納粹領導者著迷不已?
最終,對二十世紀的人種屠殺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 非洲刮起的「白色」旋風
傳教士李文斯頓失蹤了!一八七一年探險家史坦利到非洲尋人,一舉成名。其後意外「發現」土生土長的白色人種。那幾個面貌、膚色近似歐洲人的當地居民,為何會出現在「黑暗大陸」?一股在非洲尋找白色部落的風潮由此而起,繼而蔓延到世界各地:從北極、巴拿馬、北海道、紐西蘭,直到二十世紀都持續傳來發現白色部落的消息。
- 高貴的白色人種控制了全世界
這些驚人的「人類再發現」其實和十九世紀的白色人種假說相關。科學家透過世界各地傳來的「好消息」,努力產生出一個有關人類演化和遷徙過程的推論。人類學、考古學、語言學和生物學全都牽涉其中。甚至,更成為社會達爾文主義下,優勝劣敗的完美演繹。以此作為殖民論述的基礎,他們認為人種有高低等級,而白種人是最為高等、血統最純和最古老的一支。
這個說法,透過世界各地殘留的「白色部落」傳說得到證實,他們推測,這些遺民必然是遠古四處征服的白色人種的後代子孫。
- 西方文明的焦慮和尋找自我的渴望
二十世紀初,隨歐美出生率下降,有色人種移入。西方正在「種族自殺」的說法甚囂塵上。在人種科學之下,是西方在工業化時代起揮之不去的不安全感,從冒險小說到榮格的精神分析都是此一表述。尋找消失的白色部落固然代表科學家與探險家的研究興趣,但也同時反映著西方世界在這股不安的氛圍下一個更深層的渴望:發現自身的渴望。
本書是這段人種假說的傳記,以許多探險家與科學家的人生為血肉,寫下這部引人入勝的作品。我們看見它如何左右非洲大陸的命運,甚至影響世界各地少數民族的認同與定位。從殖民時代到二十世紀民族主義興起,本書帶人重新反思種族、民族究竟是什麼?
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