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Geoffrey Wawro
譯：劉松宏

一百年前的星期五，27個國家代表齊聚法國的外交部召開巴黎和會。法國總統雷蒙・普恩加萊特別選定了這一日期——1月18日，因為正是在1871年的這一天，德國人統一了德國同盟國，不是在德國新的首都柏林，而是在巴黎郊外的凡爾賽宮，此舉同時也放大了法國在普法戰爭中的戰敗恥辱。過去在該處，法國君主長期以來可以左右德國弱勢分裂的命運；而在普魯士國王威廉一世和俾斯麥宣布成立德意志帝國前48年的「鏡廳」中，1919年戰敗的德國等同盟國與協約國也在該處簽訂了條約。

普恩加萊總統於1919年1月18日對在此集結的各國代表演講：「你們掌握著世界的未來。」而這些代表的確如此。兩個月前擊敗德國的百日戰爭粉碎了一支軍隊和整個世界。1914到1918年的激烈爭鬥徹底顛覆了戰爭形勢、外交和政治等等層面，並創造出了一個更像我們今天所居住的世界，而不是戰爭之前的世界。戰爭帶來的技術創新為戰後改進坦克、飛機和學說播下了種子，也預定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軌跡，以及從那時之後專業軍隊的設計模式。戰爭中四個帝國的崩解——俄羅斯、德國、奧地利、鄂圖曼——造就了全球政治的不穩定性，並出現了要美國這樣的世界大國來領導的聲浪。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高昂成本——超過4000萬的死傷人數以及2000億美元的花費（換算成2019年幣值約為5萬億美元）——在政治上興起了一個令人悔恨的新時代，這個時代言辭尖利、民粹主義至上、虛偽而影響深遠。這個時代只會找尋代罪羔羊而不是解決方案，甚至時至今日彼時代的遺毒仍影響著我們周遭。

在外交方面，美國在1914年發揮的影響力並不大，當時世界在兩個大集團之間取得平衡：英法俄協約國對抗德奧義同盟國。在亞洲，那些彼此競爭的聯盟夥伴與一個新興大國日本，瓜分了從印度到韓國的殖民地，並口頭上支持華盛頓在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美國在1898年擊敗西班牙並併吞其殖民地、在1899年為中國主權辯護、於1905年結束了日俄戰爭並於1914年開放了巴拿馬運河，但其他大國直到1918年才知道美國是一個保守、完全依賴海軍作為國防武力的國家。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的美國軍隊是如此可悲的渺小——僅僅只有15萬人——甚至在1916年龐丘・維拉襲擊新墨西哥城並殺死了23名美國人之後也沒能抓住他。

所有的一切都在1918年有了急遽的改變，當時美國向法國部署了200萬軍隊、救出了搖搖欲墜的英國和法國、粉碎了德國軍隊的後援部隊，並且正如一位英國高級官員所言：「為同盟國建立了一座橋樑。」從可能的戰敗扭轉為勝券在握。

1918年的勝利使美國在世界舞台上和1919年的巴黎和會中取得了嶄新的影響地位，同時也為美國前景的縫隙注入了光芒：成為理想主義者和現實主義者之間的橋樑，也是全球主義者和孤立主義者之間的和事佬。

伍德羅・威爾遜總統認為，這場戰爭是為了「殺死普魯士軍國主義的野獸」——他認為軍國主義是未來任何擴張主義勢力的前身——但他來到巴黎時帶著能夠治癒戰爭的美好幻想：組成一個國家級聯盟，能匯集各大國的軍隊來打擊潛在的侵略主義者。抱著這樣的想法，他可以從英國和法國那邊獲得一定程度的支持——但只是為了安撫威爾遜臭名昭著的虛榮心——威爾遜還需要美國參議院批准包括成立聯盟的所有戰後條約。1919年1月的預兆並不那麼令人滿意，甚至因為威爾遜未能將任何共和黨人納入其建立的和平代表團而顯得更加糟糕。參議院共和黨核心小組主席亨利・卡伯特・洛奇在他評斷民主黨總統的聯盟提案「形勢複雜」時，為他的同事和美國大部分人發聲，並宣稱：「我喜歡單一一面旗幟，並且無法將這份情操分享給為聯盟創造的雜牌布條。」

人們只需要看看1919年的巴黎和會以及它引發的辯論，就可以知道美國引發了多大爭議。

在參議院中，共和黨人只以兩席之差位居多數，共有十幾位共和黨參議員自稱「不願輕易妥協」。他們是驕傲的孤立主義者，他們拒絕加入聯盟，因為他們肯定美國加入聯盟後會陷入其他國家的戰爭中。三十多名共和黨「異議份子」決定跟隨參議員洛奇，他準備批准凡爾賽條約，甚至是國際聯盟，接受關鍵的「保留意見」，例如對門羅主義和國會戰爭權力的切割。威爾遜非常不願意介入衝突——他曾以「美國第一」的口號競選總統，也曾在1917年向國會要求宣戰後在內閣的桌上哭泣——當下願意以最國際主義的條件結束它：「十四點和平原則」和一個為和平、民主、自由貿易與大小國家安全的大同世界，透過以國際聯盟和多國艦隊軍隊為中心、有組織的「新外交」政策。

參議院最終拒絕簽署凡爾賽條約，美國也永遠不會加入國際聯盟。然而威爾遜不切實際的理想主義掩蓋了某些強硬有力的東西，一些威爾遜認可的思想以及他的繼承者，從羅斯福總統開始採用的思想：美國價值——法治、民主、新聞自由、自由貿易、海洋自由、反貪污政策和人權——鞏固了美國成為全球領導地位的競爭力。如同共產主義或法西斯主義一樣，美國價值是領導和繁榮的論據，而且與其討厭的競爭對手不同的是，這種價值觀對所有人都毫無惡意。作為一項政策，美國價值具有普遍性，可以與任何政治對手在優越條件下競爭。如果美國價值失敗了，洛奇在1919年說：「人類的最大希望與他們一同失敗了。」

美國價值作為一項政策也很實用。威爾遜深知這一點，從此以後就有了明智的歷任總統。因為美國富裕、人口眾多、富有影響力——經濟具有規模、國界安全、美元財富豐厚、擁有優秀軍隊以及身為英語體系國家——美國將主導民主、自由貿易、全球自由旅行。日本在1919年認為美國價值為基礎的政策不是一種濫情的自由主義理論，而是一種艱難而極具威脅的政策：是一種「道德侵略」，一位日本部長稱「十四點和平原則」和威爾遜在巴黎的國際主義立場為「一個披著正義與人道外皮的偽善怪物。」

但至少美國的政策是以正義和人道為名——相較於法西斯主義、共產主義及其專制分支，甚至沒有假裝重視正義與人道。

雖然凡爾賽條約經常得承擔起這些殘暴政權崛起的責任，但凡爾賽條約不是引發希特勒納粹黨崛起的嚴厲條約。相反地，是1929年華爾街崩盤和全球經濟大蕭條引發納粹黨興起。凡爾賽條約——德國戰爭罪、賠償、領土損失、主權限制——由美國和其盟國主持。因而引發德國經濟大蕭條並且難以改善，從而為希特勒提供令人噁心的煽動言論，不久之後，希特勒在德國國會中贏得了230個席位。

這位德國領導人像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者尋求靈感。墨索里尼在1922年，希特勒崛起之前十年，透過憲法手段奪取了政權—透過詆毀義大利的建國基礎、承諾消滅資本主義、將布爾什維克主義視為存在主義的威脅並要求一種特殊的"trincerocrazia"——一種戰壕政治（trenchocracy）——這使得退伍軍人（如墨索里尼、希特勒）和其他有價值的「生產者」團結起來，在一種新的政治形勢中反對「奪取者」和社會精英，這些人在戰後經濟受損的土地上奪取利益。，這種在義大利和德國新興的法西斯主義政治最為討厭的是偽善。假裝為那些「被遺忘的人」的利益謀福，同時與大企業家和土地所有者勾結，以保證他們的財產和利潤。

納粹和法西斯主義者完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產物。兩派份子在一戰後歐洲各地流離失所、失業困苦的退伍軍人群眾中發現了他們的「暴風突擊隊」——這個詞彙本身有一個偉大的戰爭出處。他們的制服發想源於一戰。墨索里尼的黑衫軍穿著阿迪蒂突擊隊的制服，為義大利軍隊中的特種部隊；希特勒的褐衫隊則穿著德國海外帝國的舊制服。民粹主義、法西斯主義的成功不僅傳播到中東歐的新興國家——1930年代的獨裁國家波蘭和匈牙利正是這兩個國家的現任領導人正在尋求重建的目標——甚至是傳播到法國這個民主的搖籃，當時法國中間左翼勢力建立黨派，正常試著以「不干涉政策」和裁軍來應付社會救急計畫，與法國共產黨人和法西斯主義者相比，這些民主勢力作為看起來更為消極，而法西斯主義的廣闊願景和積極奮鬥早已利用報紙傳播到每個街頭巷尾。

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扮演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相同的角色，精準地做出干預、支持萎靡不振的盟友並為戰場提供強大的戰鬥力。美國獨立於戰爭及對國外政權展現一貫冷漠的政策——顯然在各個層面來看都是個錯誤——在華盛頓總統執政後創造了一個新的決定，並基於美國價值的政策營造一個有利於西方民主繁榮成長的環境。法西斯主義在一段時間內被摧毀，共產主義受到遏制並最終消失。但是，新的「修正主義」勢力已經出現，對伍德羅威爾遜在100年前的巴黎和會上首次提出的美國價值提出了挑戰。就算沒有從從1919年的經驗中學習到任何教訓，那麼那些挑戰者必須以西方的堅定、團結和「人類最美好的希望」作為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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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潘柏翰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