庫德族（Kurds）被視為剿滅伊斯蘭國（Islamic State；IS）的重要力量之一，打擊伊斯蘭國的軍事行動期間，許多被捕捉的伊斯蘭國外國恐怖主義戰士（Foreign Terrorist Fighters；FTF）被安放在庫德族的居住地，然而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港譯「特朗普」）2019年10月6日閃電宣佈從敘利亞撤軍，向來視庫德族為心腹大患的土耳其終於找到「良機」，在10月9日發動「和平之泉」（Operation Peace Spring）向庫德族組成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ic Forces；SDF）宣戰。

土耳其空襲期間，庫德族從當地撤離不少人馬，被關押的伊斯蘭國戰俘趁著警備不足逃脫，據統計，785名恐怖份子在這次騷亂中逃離，此外，截至今日仍有超過1萬2000名聖戰士受到庫德族監禁，突顯一個嚴重性，為何當地還有這麼多戰俘？事實上，這些被俘擄的恐怖份子大多來自歐洲國家，自川普2018年12月宣佈擊垮伊斯蘭國已十多個月，歐洲國家沒有積極地將犯人引渡回國，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RFI）10月19日報導，60位法國聖戰士被關押其中，其妻小家屬三百多位也受困於此，讓家屬與律師聯合上書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港譯「馬克龍」），希望將其引渡回國，引起不少討論，未來，歐洲要如何處理伊斯蘭國戰俘，他們又會有什麼樣的命運，將是本文的探討重點。

歐洲的態度

2018年12月川普首度表態撤軍，自那時刻起，川普已經多次籲請歐洲夥伴減輕庫德族的壓力，從庫德族拘禁所將各國公民引渡回國，然而情勢不如川普所願，讓他多次抨擊歐洲國家置身事外，逼迫他恫嚇歐洲：「再不將人領回，就要釋放被捕捉的伊斯蘭國犯人」，從這語氣能看出兩件事，第一，川普想持續貫徹美國優先理念，他不想再花更多心思於中東事務上，多次敦促歐洲盟國到失去耐性就是最好的證明，唯有歐洲介入，川普才能將注意力轉回美國2020年的總統大選或美中貿易戰；第二，川普氣急敗壞的另一項原因是歐洲展露「能拖一天是一天」的心態，但是歐洲真的不介入引渡問題嗎？

其實歐洲有將公民接回母國受審，第一個執行引渡工作的是北馬其頓共和國，該國早在2018年8月帶回7位外國恐怖主義戰士，讓他們接受應有的司法審判，不過歐洲聯盟（European Union，以下簡稱歐盟）會員國就顯得有些「賴皮」，法國在2019年1月聲稱引渡130位男性與女性回國審判，不過一個多月後，法國在引渡工作上沒有實質進展，法國外交部長勒提昂（Jean-Yves Le Drian）甚至於2月中指責伊斯蘭國聖戰士是法國的敵人，應該在敘利亞或伊拉克當地受審。

確實，法國在這些日子中已送部份公民到伊拉克，交由巴格達當局審判，不過基於人道考量，法國外長勒提昂在2019年9月宣佈啟動逐案審查機制，有意接回部份法國外國恐怖主義戰士的小孩，這些孩童會交給親戚或社福機構安置，比利時的作法與法國相同，僅考慮引渡小孩，透過個案分析判別雙親仍被拘禁的孩童與孤兒是否能回到比利時。德國外長馬斯（Heiko Maas）曾直言引渡工作難度極高，不過柏林自2019年3月起，已陸續引渡小孩回國，孩童通常沒有選擇性而跟著父母前往伊斯蘭國，或是在伊斯蘭國威權統治下出生，因此德國當局認定孩童是受害者，必須回到國內妥善照料。

至於丹麥也有引渡外國恐怖主義戰士後裔的案例，根據《哥本哈根郵報》（The Copenhagen Post）2019年6月報導，一位13歲男童背部受到槍擊，經搶救後，丹麥當局在母親同意之下安排孩童返回丹麥，然而這位男童的父親是丹麥籍虔誠的伊斯蘭國外國恐怖主義戰士，母親也是公開支持伊斯蘭國的激進份子，引渡男童也造成不少討論，有洞見的丹麥當局先前考量會發生類似事件，早於2019年3月擬定新的引渡規範，未來，若有丹麥恐怖份子在國外繁衍後代，其孩童將不具備丹麥國籍，也就是說，當法規正式上路後，部份孩童無法踏上丹麥國土。

回到最近的空襲事件，有鑑於土耳其空襲帶有「引蛇出洞」的效果，川普面對百位人犯脫逃，再度發揮口無遮攔的嘴上功夫，川普重申不會將戰俘帶回美國，要求馬克宏與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執行遣返計劃，若不聽從他的建議，川普表示：「只好讓這些戰俘在你們該死的邊境上遊蕩。」（Let them go right on your damn border）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外國恐怖主義戰士的未來

回顧這一年內歐洲國家的作風，被庫德族控制的外國恐怖主義戰士想回到歐盟境內的機率相當低，儘管與伊斯蘭國接觸過的小孩仍有風險性，但遠遠比不上這些受過軍事訓練、激進化程度相當高的成年人，因此這些戰俘就像是被母國拋棄，只能繼續待在敘利亞，茲將推演未來五種外國恐怖主義戰士的命運：

一、釋放

根據國際人權法規定，戰爭一旦結束，必須立即釋放戰俘、引渡回國，所以庫德族有權不插手管事，卸下看管的責任與壓力，全心全意躲避土耳其的空襲，無奈的是，國際法沒有約束性，它無法強迫庫德族釋放犯人，也無法規範歐洲國家應啟動引渡機制。再者，歐洲的態度相當明顯，他們不願接回成年戰俘，倘若釋放恐怖份子，意味著他們再度擁有自由之身，勢必對區域與國際安全情勢造成威脅，多國耗費數年才瓦解的伊斯蘭國或許又要東山再起，另一方面，這些恐怖份子或許還會燃起報復心理，偷渡回歐盟對棄他們不顧的母國展開攻擊。

二、剝奪國籍

事實上，這已經是部份歐盟會員國採取的措施，根據庫克（Joana Cook）與薇兒（Gina Vale）的數據分析，法國（1910人）、德國（1268人）、英國（900人）、比利時（602人）、荷蘭（432人）與瑞典（341－351人）是歐盟外國恐怖主義戰士最多的國家，其中法國、德國、英國與荷蘭已通過剝奪國籍的法律，換句話說，等待這四個國家一一查明待在敘、伊地區內的國內公民，一旦證實部份民眾從事恐怖主義活動，這些人將成為無戶籍國民，歐盟會員國連引渡的程序都省下來了，這行為形同將他們丟在荒漠中自生自滅。

其實司法途徑不見得能起訴每位被引渡回去的返國者（Returnee），如何驗證哪些人曾經執行攻擊或奪取他人性命，對司法體系是個嚴厲的挑戰，因此在歐洲，讓他們在荒野中求生存的想法也越來越普遍，有些歐洲人認為引渡外國恐怖主義戰士回國僅徒增安全上的疑慮，然而在看管人力不足的狀況下將他們置於敘利亞北部，就如同本次土耳其空襲事件，只會重複上演犯人脫逃的戲碼。舉例來說，根據《尼斯晨報》（Nice-Matin）報導，法國聖戰士圭阿爾（Adrien Guihal）在空襲混亂中逃脫，他是尼斯卡車恐攻、聖愛蒂安德胡佛赫市（Saint-Etienne-du-Rouvray）教堂恐攻的背後主使者之一，逃亡消息曝光後，讓不少人擔憂他將回到家鄉執行攻擊。

三、送交敘利亞與伊拉克政府

由於敘利亞內戰爆發後，不少外國恐怖主義戰士蜂擁至敘利亞聯合反政府軍對抗主政者阿塞德（Bashar al-Assad），最後還在2014年6月29日「建國」，敘利亞自然對外國恐怖主義戰士有司法管轄權；此外，面對伊斯蘭國的侵略領土行為，伊拉克也是有司法管轄權，若將被庫德族囚禁的外國恐怖主義戰士轉交給大馬士革與巴格達當局，是合乎常理的作法，是故，百餘名囚犯已經送到伊拉克，其中包含少部份的法國公民。

悉知，前往敘利亞與伊拉克的戰俘可能不會有太好的下場，第一，兩國最嚴格的法令為死刑，而死刑恰好是主張人道、人權的歐洲國家反對的刑責，因此法國許多外國恐怖主義戰士家屬向馬克宏陳情的原因在此，即是希望透過政府力量將他們遠在敘、伊兩國的親人引渡回國；第二，阿塞德的人權紀錄聲名狼藉，他曾被指控犯下戰爭罪，也就是虐待、謀殺罪犯或平民，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廣角鏡」（Panorama）節目以專題報導調查、分析敘利亞境內的化武攻擊，認為大馬士革當局在2013年9月簽署化學武器公約（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CWC）後仍破壞協約規定，至少發動106起化武攻擊，根據英國廣播公司的調查，受攻擊的省份大多是反政府軍所在地。

四、由庫德族無限期拘禁

顯然，這是維持現狀的選項，西方國家提供金錢援助庫德族建立拘禁所，或升級監獄設施，讓裡面的戰俘更難突破監獄的高牆，用金錢換取時間的作法，讓外國恐怖主義戰士繼續待在當地等待地主國的司法審判，然而國際情勢瞬息萬變，庫德族先是遭華盛頓背棄，又面臨安卡拉的空襲，自顧不暇的狀態下，庫德族可能不會接受這種作法。

五、建立國際法庭當地受審

鑒於聯合國（United Nations；UN）在盧安達大屠殺後建立國際法庭，因此庫德族提議實施相同措施，受到比利時的支持，事實上，瑞典內政部長丹柏格（Mikael Damberg）也提出同樣的見解，認為這些恐怖份子不該引渡回國，而是必須在犯罪地點接受司法判決。

Photo Credit: Reuters/達志影像

遭拘禁的婦女與小孩

追逐權力、慾望不只是男性的權利，不少女性因為受到伊斯蘭國的宣傳而慕名前往，婦女大多是從事影片製作、宣傳招募等工作，吸引更多相同理念的人加入伊斯蘭國，另一方面，女性在伊斯蘭國也具有輔佐丈夫的功能，為其生兒育女、打理家事，只有部份女性從事戰鬥工作，不過在伊斯蘭國被肅清後，他們進了庫德族設立的監獄，或被送往敘利亞或伊拉克，更多的婦女則是住進庫德族管理的難民營內。

據統計，伊拉克在2018年審判616位與伊斯蘭國有關連的人士，罪刑高低不一，最重甚至被判處死刑，值得一提的是，受審人士中有466名女性，比例高達75％；另有108名未成年人，大多數女性來自土耳其與前蘇聯共和國。

根據2019年3月路透社（Reuters）報導，約1100名孩童已送交伊拉克司法體系審理，由於當初不少婦女遭拘留時懷有身孕而在當地產子，悉知有兩百多名孩童在這段期間出生。至於年紀較大的孩童則要面臨司法調查，伊斯蘭國認定9歲以上的小孩必須接受軍事訓練或參與處決活動，所以伊拉克當局以9歲為基準點，只要是滿9歲的孩童便要為過往的行為（例如參與恐怖攻擊、處決俘虜）負責，因此已有不少男童或女童遭到判刑，監禁時間輕則數月、重則15年。

在敘利亞民主力量監管的阿霍爾（Al-Hol）難民營中收留約7萬3000人，其中4萬9000人是未成年人，95％是12歲以下的幼童，被關在難民營的孩童短期內面臨司法刑責問題，但是人口稠密、衛生環境欠佳，不少孩童已在裡頭死亡，此外，還傳出庫德族逼迫孩童招供而動用私刑（伊拉克也有相關案例），這種行為對小孩未來重新融入正常生活沒有任何助益。

結語

伊斯蘭國戰俘的未來是歐盟會員國不想去觸碰的議題，原因是會員國只能透過入出境紀錄得知公民到達敘利亞或伊拉克，該如何證實公民參與戰鬥或曾發動恐怖攻擊的難度相當高，除非曾有錄影畫面佐證參與犯罪而處以重刑，在嫌犯矢口否認的狀態下，就是考驗著警方、檢察官的辦案功力，即使成功讓恐怖份子嘗到監禁苦果，等到這些外國恐怖主義戰士出獄後，對歐洲內部安全又是一大威脅，因此以靜制動看起來是歐盟會員國的處理方式。

回顧上述伊斯蘭國戰俘的五種命運，在歐洲國家引渡程序牛步化的背景下，交給敘利亞與伊拉克審判或國際法庭應該會是較好的選擇，讓這些外國恐怖主義戰士為自己的行為得到應有的司法懲罰，不過這些措施仍舊是亡羊補牢，我們該注重的是恐怖主義的源頭。

換句話說，世界各國應該重點防範國內的熱區，意即可能散播激進化思想的場所，或是加強宣導軟性措施，讓民眾透過熱線諮詢協助身邊有激進化跡象的人，將其導引回日常生活，並且嚴格管制歐盟邊境，嚴加審查旅行目的地為敘利亞與伊拉克的乘客，而不是透過剝奪國籍的方式防止民眾返國，尤其歐盟《里斯本條約》（Treaty of Lisbon）前言與第2條都載明尊重人性尊嚴、平等、法治、基本人權等精神，歐盟還是2012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以剝奪國籍的政策是否真能達到反恐效果，值得令人思考，假使更多歐洲國家施行類似政策，這些伊斯蘭國戰俘或許還要在中東地區漂泊多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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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羅元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