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俊華（徳籍華人政治學者，在德國生活三十餘年。他曾就讀於德國法蘭克福大學，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此後曾執教於柏林自由大學等高校。現為法國Ecole Universitaire de Management客座教授）

在1月24日，世界衛生組織頭一次開會討論武漢疫情後，決定暫時不把中國事件定為全球緊急事態。國內的一個學者在獲知這個消息後，在一個我也在內的全國學者微信圈內發簡訊，把這事看成中國外交的一大勝利，認為真是因為中國決定對武漢及其他城市的封城，才贏來的世界衛生組織豁免了全球緊急事態之「惡名」，也就說，似乎避免了世界對中國經濟以及其他各方面的打擊。我看到此簡訊後即刻便對其做出反應，指出真正的故事還在後面呢。我的理由是，中國政府是否能通過封城有效控制疫情的擴散，還是個未知數。其次，一旦嚴重擴散，如何向全國乃至全世界交代，也是個頭疼的問題。

果然過了不到四天時間，中國疫情明顯惡化。與那些充滿信心，以為一封城，傳染高峰很快就會過去，中國很快就會度過難關的人預測相反，武漢肺炎正在以香港大學管軼教授預料的那樣，不僅控制成本會以幾何級數上升，感染規模亦將比SARS時期大很多（可能是其10倍）。

之所以造成這樣一個局面，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國的訊息透明問題。什麼叫訊息透明？訊息透明對一個國家來說就是一個政府（地方層面和中央層面的）與公民之間對現實存在的問題一種開放性的真誠的交流。在危機時期，或危機即將到來前夕，作為一個政府有這個義務和責任告知公民他們將面臨的危險。只有這樣，才能讓雙方獲得理解，並共同有效地去解決問題。 不管是什麼政治制度，並非所有的政府領導人（出於某種原因）都願意以開放和真誠的態度向百姓交代存在的問題。但是，如果是一個民主制度，那就有法律的約束，有媒體或者是公民自己組織的平台的曝光，並對當事人施加壓力。但是對一個威權國家來說，訊息透明似乎是政府對平民的一種施賞。願給你多少，你就接受多少。即便這樣，威權政府的最高領導層心裡也知道，這種做法是無法持久的。

中國的透明度問題實際上是三個層面的。首先，地方政府對中央提供的訊息就有不透明的問題。為了保住自己官位或得到上級的讚賞，地方力爭把好事多報告給中央，或者摸揣上級的愛好，投人所愛。在這次武漢疫情中，中央不斷重複對「緩報、瞞報、漏報的要嚴肅追責」，就是說明了中央無法始終如願從下級得到足夠可靠的訊息。一般認為，武漢肺炎去（2019）年底爆發時，當地政府就是以「所有問題都在掌控中」為由拖延了急救措施。當然，武漢市的市長在最近一次講話中暗示，是中央方面的規定限制了他能夠披露的有關病毒威脅的訊息。尚不知這是他在推卸責任還是確鑿的事實。究竟如何，還有待進一步證實。

中國透明度另一個層面是各級政府對公民的訊息透露問題。眾所周知，中國共產黨透露訊息的唯一標準是是否有利於政權的穩定。而對穩定的認知又是非常主觀和動態型的。由於政府官員以「父母官」態度看待公民，公民當然就無法期待能平等地獲得跟官員同樣得訊息。這在網路時代實際上很難操作，但是政府卻依然以「造謠顛覆政府」的名義，強力懲治威懾那些「公民記者」。上面提到的社會科學領域的學者， 如果不說他在助力這種訊息政策的實行，至少也是這個政策的犧牲品。

最後一個層面是中國政府對國際有關組織，比如說世界衛生組織。 由於當代的威權國家很重視國際舞台上的面子，所以，中國力爭要表現出其政府給國際組織的數據是可靠和透明的，這種表現的慾望在當前中國領導由於華為事件以及與美國的貿易戰困境下，顯得更為強烈。但是，這種透明由被「講好中國故事」的原則約束，勢必在數據的品質和可靠性上要打折扣。順便說一下，講好中國故事本身不是壞事。但講好故事的前提是努力保證有一個確實令人讚嘆的故事。如果故事本身的內容有問題，卻非要努力把它講好，這豈不有點自我糟蹋。

2003的SARS事件已經過去，那時國內微信之類的社會媒體尚未普遍。今（2020）年情況則大有不同。但即便這樣，在強力的威懾下，人們都學會了自我審查。只有極個別實在憋不住的，才會像當年的蔣彥永醫生一樣，不顧一切大喝一聲。我不知道這次會出現幾個蔣彥永。但我想，上面提到的三個層面的中國透明度問題，在現有的威權制度框架下，很難會有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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