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 / 文：空間迷。迷空間

多久沒到新公園走走了呢？現在提到「新公園」，大概只有「舊人類」知道了。

雖然位於老台北的中心地帶，自1996年更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後，這片隱身在台北車站附近的園林好像也隨著二二八走入了歷史。每年只有在二二八紀念日當天，總統蒞臨憑弔，這片園子才重新回到人們的記憶中。

身為土生土長的老台北人，我對這片園林的印象始終停留在「新公園」時代，上一回踏入園區恐怕是上個世紀的事了，每次經過附近總是過門不入，只依稀記得…

聽說那裡常有同志出沒、聽說建了紀念碑、聽說改名成二二八和平公園、聽說臨襄陽路的圍牆拆了…隨著時代不斷蛻變，這座見證台北百年歷史的古董公園漸漸漸漸消失在我的地圖上。

永恆的歷史回收場

「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原名「台北公園」，日據時代起建於1899年，到1908年初步落成，是台灣第一座歐風都市公園。由於興建年代比1897年落成的首座大型公園 -「圓山公園」來的晚，一般俗稱「新公園」。

記憶中，伴隨我們成長的新公園是個歡樂的所在。

大人帶著孩子在大門口的銅牛上拍照、博物館看展覽、逛公園、看蒸氣火車頭、聽露天音樂表演、喝酸梅湯、吃冰淇淋。

睽違二、三十年後再踏入園區，突然驚覺整座公園內四處散落著從別處遷移過來的遺跡，活像個大型歷史回收場，所有時代安適地並存在喧囂都會中這靜謐的一隅。

臨襄陽路的圍牆已經拆了，園區和人行道之間的界隔完全消失，但我仍習慣性的從正門入園，彷彿一定要看到大門口那兩隻銅牛，才能確認這是記憶中的「新公園」無誤。

有趣的是，入園後，以最醒目的地標「國立台灣博物館」為中心。

沿著右邊小徑走，是日據時代的遺跡： 蒸氣火車頭、拱橋、蓮花池、露天音樂台；沿著左邊小徑走，是中國治台的遺跡： 天后宮遺址、貞潔牌坊、孔子像、中式亭閣。

兩徑交會之處，正是「二二八紀念碑」。是巧合？還是必然？

日本 vs 中國 = 悲劇

依照官方說法，當時1995年選擇這個地點建紀念碑是有其時空意義的：「以紀念碑為中心，將前方日本時代興建的台博館，與後方清代興建的南門，連成一軸線；向北延伸到台北火車站，向東延伸到台大醫院，向西止於西門、中山堂，清楚代表著三個不同統治時期的建築，將時間、空間、歷史壓縮成易讀、易懂的呈現方式」。

若參照日據時代的老照片，可以發現公園落成初期，除了露天音樂台和中央噴泉，整個園區幾乎空蕩蕩的。當時正對噴泉不遠處有一尊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雕像，就是現在228紀念碑的位置：

最早期的露天音樂台長得有點像涼亭，觀眾席的座椅就360度環繞在四周：

從音樂台往北可以看到後來才興建的「兒玉·後藤紀念館」（台博館前身，1915年完工）：

有沒有發現音樂台的屋頂改了三種版本？瞧瞧當時表演的盛況：

直至1935年舉辦「台灣博覽會」時，原本像個小涼亭的音樂台才進化成較適合觀賞的半圓形舞台，讓觀眾不至於有只看到表演者背影的遺憾。我兒時記憶中的露天音樂台就是這個版本：

現今的音樂台已非當年樣貌，算一算應該是第五代了。從舞台現代化的流線造型可以看出，這個版本是戰後晚期才改建的：

博覽會本是十九世紀工業革命時期，歐洲先進國家展現政經實力的大拜拜。日本為紀念治台四十週年，也仿效西方國家舉辦「台灣博覽會」，藉此展示日本帝國在海外殖民的業績。

台灣博覽會是「新公園」在日據時期的最高潮，園中除了台博館、右側日式庭園、中央噴泉及改建的音樂台之外，左側的體育場和後方大片綠地，幾乎塞滿了臨時搭建的各式展覽館：

博覽會結束兩年後旋即爆發七七事變，台灣被迫加入中日戰局，直到二戰結束國民黨接收台灣後，台博館左後方仍作為體育場之用。

圖為1948年在體育場舉行足球賽的場景：

1949年國民黨政府遷台後，台灣成為反共復國的基地。為強化與中國的連結以凝聚向心力，透過都市意象重建，展開一連串去日本化、抹除本土認同的努力。

這片體育場也在1963年被改建成五座中國宮廷式水池亭閣，中央是紀念孫中山的「翠亨閣」，其餘四座分別為紀念鄭成功的「大木亭」、劉銘傳的「大潛亭」、丘逢甲的「滄海亭」，以及連橫的「劍花亭」。

圖中左側對稱排列的大紅中式亭閣，與右側綠蔭濃密的日式庭園形成強烈對比：

這種富麗堂皇、紅吱吱的亭台樓閣，在我的成長過程成為對威權中國的主要連結：

當年一方面引進古典中國元素，另一方面也加快西化的腳步，所以中式庭園理直氣壯配上西式草皮和剪成幾何圖形的植栽，成為庭園造景的主流，沿用迄今：

不過在那個戒嚴的年代，防堵是唯一的思考模式。

堤防、圍牆、柵欄、鐵窗……都是身邊最孰悉的景物，連草皮也要圍起來插上「請勿踐踏」的標語。圖為當時大紅八角亭落成後隔年的景象，和現今幾乎沒兩樣，除了無所不在的圍欄：

即使解嚴28年後的今天，同樣思維依然存在。位於台博館正後方，日據時代的西式噴水池（上），如今成了困在圍柵中的「龍池」（下）：

空間作為改造文化的工具

一百多年前，台灣是沒有公園的，公園是伴隨現代都市化才興起的公共空間。當時富貴人家擁有私人園林，一般常民的聚會空間則多集中在廟埕或市集裡，所以「公園」一詞，完全是西化後的產物。

日本自明治維新即全力西化，殖民台灣之後更把台灣當成現代化的實驗櫥窗，引進西方都市計畫的概念，企圖透過城市空間重塑，對被統治者進行文化改造，才有了所謂「公園」的規劃。

拱橋流水是日本文化貴族的象徵：

運動場、噴泉、露天音樂台都是模仿歐洲公園的設計，反映出日本西化後追求歐美休閒風尚的趨勢：

國民政府反改造的方式，則是在和洋混血的庭園中，直接植入中國封建元素：

這兩股力量形成台灣社會的兩道潛流，糾結纏鬥，無止無休。

漫步在園中，走過兒時熟悉的八角亭、拱橋、小徑來到不熟悉的二二八紀念碑前，過去懵懂不明的疑惑突然有了新的領悟。人世間一切都是巧合，也是必然吧！

站在兩徑的交會處，我只祈願，這是個悲劇的終點。也或許，可以是一個起點，放下仇怨，接納一切存在。好讓我們繼續向前。

＊

台灣自古是個移民社會，無論來此討生活、或據地收刮資源、或不得已退守待機，來來去去乃家常便飯。

每一次改朝換代，總會在空間中留下痕跡，但似乎沒有任何一個空間像二二八和平公園這樣，包容了每一個時代，所有淘汰的記憶都被丟進這個文化回收筒，成為台灣一百多年來坎坷身世的縮影。

（李乾朗教授手繪台北天后宮復原圖，原址位於台博館後方，圖片左側街道為石坊街，今衡陽路。）

空間：政治角力的場域

在十九世紀清治時代，台北城是全臺灣最晚興建的城池，從1879年開始規劃到1884年才竣工。建城之初人口並不多，時任台灣巡撫的劉銘傳為加速城內繁榮，在1888年籌資興建了一座天后宮，也就是俗稱的媽祖廟，位置就在現今二二八公園台博館的後方。

從老照片中可以看出，這是一座形制龐大壯觀的廟宇。「台北大天后宮」不僅是當時人們的信仰中心，更成為地方官紳名流的聚會場所，蔚為一時。

可惜榮景維持不了幾年，1895年日軍據台後，天后宮立刻被軍隊徵收充作兵營，後輾轉改為台北辦務署的臨時廳舍、醫學院學生宿舍，1905年又成了公園預定地，歷經數次風災任其荒廢，凋敝殘破無人聞問。

當時「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公園）從1899年已經開始整建，到1908年初步落成，不過那時還沒有博物館，由於已移作他用的天后宮尚未拆除，早期園區只有在天后宮南側，約為現今範圍的一半。直到1913年實施市區改正，拆掉天后宮、興建「兒玉‧後藤紀念館」（今台博館），新公園的範圍才開始往北擴展並形成現今的規模。

僅僅風光七年，這座有史以來最短命的媽祖廟從此消失在人們的記憶中，只剩下廟裡的礎石、柱珠四處散落在公園內，成為遊客歇腳的石椅，從數量可以推知，這座消失的廟宇當年規模一定不小：

散置林中的柱珠，在烈日下和樹影交織成奇異的風景：

這些柱珠，應該算是二二八公園的原住民。

因為整個園區裡到處都是和公園不相干，從別處遷入的「移民」。它們的身世同樣坎坷，有些來歷甚至不可考。

老生代移民：清治遺跡

最早的移民是入門左側小徑上的「黃氏節孝坊」。這座被列為三級古蹟的貞潔牌坊，1882年本落成於東門街，是台北市難得一見百年歷史以上的古蹟。日本據台後，1901年要在東門街建總督官邸，就把它拆了，移到當時尚在闢建中的新公園：

同樣是三級古蹟，位於公園南側的「急公好義坊」是台灣巡撫劉銘傳為表揚清代聞人洪騰雲熱心公益而興建的。洪曾於1878年捐出土地興建考棚，讓北部考生不必遠迢迢趕到台南應試。牌坊原位於於衡陽路上，1905年為了拓寬道路被總督府拆下重建於現址：

「急公好義坊」前面的那對石獅則另有來歷，它們和牌坊可不是一夥的。

這對石獅本來鎮守在清朝台北府衙門前，大約在今天的重慶南路和懷寧街之間。日本佔領台灣後，曾駐軍在台北府衙，後來府衙也拆了，這對石獅才流落到新公園：

至於「急公好義坊」後面的小廟，和牌坊也不相干。

最早是清朝時代那附近有塊巨石被奉為「石頭公」，鄉民燒香奉敬、祈求平安。1931年，日本當局把它改建成神社，名為「台北天滿宮社」；1945年，日本投降後，神社被毀，再改奉石頭公，即俗稱的土地廟。

別小看它，這座「二二八公園福德宮」可是北台灣最有名的土地廟之一。

除了清治時期的遺跡被日本人移到園內，象徵台灣現代化的蒸汽火車頭，也在退休後被移置到公園裡安享天年：

入門右側小徑上陳列著兩台古老蒸汽火車頭，是台灣鐵路第一號及第九號蒸汽機車。

第一號（騰雲號），是台灣鐵路史上第一部蒸汽機車。1887年劉銘傳興築台北至基隆鐵路時自德國購入，用了37年，1924年除役。

另一部第九號，則是台灣最古老的蒸汽機車，1871年英國製。這一部是二手貨，日本使用30年才送給台灣，來台後又用了24年，服役超過半世紀才總算在1925年退休。

中生代移民：日治遺跡

到了日治中後期，日本為積極推行文化及意識型態上的改造，1930年在公園南側興建「台北放送局」（今二二八紀念館）。

這幢淡黃色牆面搭配茶褐色花紋磁磚的建築，是臺灣第一個廣播電台，也是日人推廣日語及宣達政令的重要管道。落成時館內設有管絃樂團，二樓的第一演奏室供音樂演出用，第二演奏室供演講用：

1934年又在園中設立放送亭，也就是廣播用的喇叭。因為在那個年代，收音機還不普及，一般人都聚集在新公園收聽廣播。

當年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戰敗投降時，台北就是由這座放送亭播放消息：

二戰結束後，改朝換代，又來了另一批新移民。

鎮守在正門襄陽、館前路口的那對銅牛，一般都認為是1935年舉辦 「台灣博覽會」時，日本扶植遜帝溥儀建立的滿州國送給台灣總督的賀禮，後來被安置於台灣神社。光復後，台灣神社被拆毀，這對銅牛才移置到公園內：

不過也有人主張這兩隻銅牛其實並非一對，西側那隻是旅台日商川本澤一訂製獻給台灣神社，東側那隻則遠來自北海道小樽仔。最早銅牛也是放在台灣神社，光復後才轉給台博館收藏。

另一個新移民是坐落於公園內兒童遊樂場附近的銅雕駿馬。

這座銅馬的身世，迄今仍是個謎。

日據時代新公園裡並沒有這匹馬，據《台灣舊事-歡迎有閒來坐》部落格版主考證，銅馬左右腹側都有模糊的櫻花徽記，神似台灣護國神社的標誌。再加上銅馬當年是從大直忠烈祠前的圓環遷移過去的，大直忠烈祠的前身正是台灣護國神社，所以這匹銅馬極可能是來自戰後被毀的護國神社：

青壯世代移民：戒嚴遺跡

終戰後的台灣慶幸回到「祖國」懷抱，但過不了兩年就發現，回不去了。

一方面是日本統治台灣達半世紀，不但積極灌輸日本文化，也將日本西化的成果引進台灣。另一方面是台灣並未參與中國大陸推翻清帝、建立民國的過程。

在中國刻骨銘心的八年抗日戰爭中，台灣甚至成為日方的馬前卒。

如何讓台灣人重新與中國連結，這對國民政府是個棘手的問題。1947年爆發228事件、1949年政府遷台後，這個問題益形迫切。唯一的方法還是只有重新來個大洗牌，政治上頒布戒嚴令以收威嚇之效，文化上禁絕日語、抑制方言、推行國語、加強儒家思想教育、推廣中華文化復興運動。

於是，公園裡又來了另一批不速之客。

1963年，五座中國古典大紅八角亭浩浩蕩蕩進駐園區。

中央是紀念孫中山的翠亨閣，其餘四座是所謂的「開台先賢」鄭成功、劉銘傳、丘逢甲，以及連橫。猜得出來誰是誰嗎？

「至聖先師」孔子也被迎入園區，鎮守在東北角。

那個角落，在日治時代原本有一座央行總裁柳生一義的銅像，戰後被改成陳納德將軍銅像，1975年，又改成「杏壇」，矗立孔子銅像，由台北市獅子會與日本群馬縣高崎獅子會共同捐贈：

解嚴後新生代移民

1987年蔣經國宣布解嚴，噤聲四十年的台灣社會慢慢開始鬆綁。兩蔣過世後，為戰後政治受難者平反的呼聲日高，全台各地紛紛建碑紀念二二八事件。

台北也選在新公園當年豎立後藤民政長官銅像的地方設置「二二八紀念碑」，那個位置戰後銅像被拆毀曾改立一座鐘塔。1995年紀念碑落成，翌年2月28日正式揭碑，在當時台北市長陳水扁主導下，新公園正式易名為「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

為何選在新公園設立「二二八紀念碑」呢？

據載，1947年二二八事件爆發當天下午，大批憤怒群眾衝入公園中的「台灣廣播公司」（即日治時期的台北放送局），對外播音發出控訴，成為全臺反抗活動蜂起的開端。這層與二二八事件的歷史關聯，也成為五十年後公園改名的緣由。

立碑後隔年，也就是1997年，位於公園南側的「台灣廣播公司」，也被改為「二二八紀念館」：

在社會氛圍丕變下，1998年，國際獅子會中華民國總會捐贈了一座和平鐘，位置約在二二八紀念館的右前方，該地在日治時代原本是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的紀念銅像：

園中另有一座白色「和平雕像」也是獅子會捐贈的：

這些解嚴後的新生代移民，為公園憑添了另一層色彩。一座建於世紀交替的年代，立意展現西化成果、追求現代風尚的歐風庭園，歷經百年滄桑，最終成了一座「追溯歷史、撫平傷痛的紀念公園」。

以上，是闢建107年後這座公園的最新版本。

但肯定不會是最後版本。隨著時代向前推進，這座公園仍將不斷演化，就像台灣社會的縮影，來來去去、雜七雜八、兼容並蓄。

一部活的台灣百年史

不管先來後到，這些新舊移民因為世局變化、政權更迭而齊聚於公園內，安身於不同的角落。它們象徵著台灣各個時代的主流價值觀，這些紛雜的價值觀歷經時間淘汰、洗滌、沉澱，最後匯為構築今日台灣文化的主要元素。

畢恆達在《空間就是權力》一書中曾說：「空間是身體的延伸、自我認同的象徵，更是社會文化與政治權力的角力場。」

透過這座充斥著各式文化icon的公園，終於看到活生生的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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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原文發表於空間迷。迷空間

責任編輯：羊正鈺
核稿編輯：翁世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