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黃品學

你有聽過「微型信貸的鄉村銀行」嗎？此種在第三世界貸款給窮人，以讓他們創業的計畫，讓尤努斯（Muhammad Yunus）在2006年得到諾貝爾和平獎，但後來2010年開始有許多反對的聲音，指出高利貸反而使貧窮女性處境惡化。

1976 年，孟加拉經濟學家尤努斯造訪了他任教的大學附近的一個貧窮村落，他考察了這些窮人的狀況後，花了一筆小錢借給村落裡的數十位以竹編維生的婦女，在這筆錢的幫助下，這些婦女各自賺到了一些收入。

這次經驗後，尤努斯意識到第三世界的窮人之所以難以翻身，是因為他們即使有企業才能、想要自立事業，也無法找到願意以合理利率借貸給他們的銀行。於是，他開始積極推動一項對全世界影響深遠的計畫：提供微型信貸的鄉村銀行。

一開始，包括尤努斯自己所創立的葛拉敏銀行（Grameen Bank）都是以非營利的非政府組織的方式運作，提供小額貸款給鄉村的窮人協助他們創業；而後來隨著微型信貸的不斷擴張，越來越多不同的組織提供各式不同的金融服務，包括微型信貸（microcredit）、微型儲蓄（microsaving）、微型保險（microinsurance）等。

這些微型金融機構（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MFIs）遍及全球，其中很多也轉以盈利企業的模式運作，甚至成為上市公司。

到了2000年代，微型金融成為世界資本主義的新希望——既是前途無量的新產業，又是協助脫貧的利器。而微型金融的最大客戶，正是鄉村女性——她們最需要也最缺乏財務自主獨立的資本。舉葛拉敏銀行為例，從1990年代開始，女性就佔他們所有客戶的九成以上；而且到了2010年，葛拉敏銀行的服務已經觸及孟加拉八成以上的貧窮家庭。

利富濟貧又能達成女性賦權，這種樂觀的想法在2006年尤努斯得到諾貝爾和平獎時達到高峰——又有哪裡可以出錯呢？

誰才是那些「優秀的」借貸者？微貸的企業家想像

微型貸款的全球爭議，大約始自2010年左右，因為其高額利率迫使借貸者揹負沈重貸款。其實，微型貸款利率多在20%以上，印度有數十名農民因無力償還微貸而自殺。也有漠南非洲的研究顯示，微型金融對鄉村地區窮人的收入根本沒有一致且顯著的提升，甚至常常有負面效果。

微型貸款的客戶以鄉村女性為主，而微型貸款的爭議自然也就成為一項階級與性別交織的議題。

有全球的研究顯示，微型金融機構不只是以女性為主要對象，女性的還債率也顯著地較高——事實上，早期葛拉敏銀行的成功，便是歸諸於超過九成的極高還債率。微型金融機構常以此說明：借貸給窮人是可行的，也代表借錢的窮人可以透過小額資本成功創業獲得資金。

然而，除了數據上無法證實微型金融一致的有效性以外，許多田野研究與新聞更顯示，微型金融其實惡化了貧窮女性的處境。

微型金融的理論認為，窮人之所以窮，是因為他們沒有工具可以脫貧。只要有了資本，這些窮人就可以發揮他們的「企業才能」，進而脫貧。然而，這種對窮人的「企業家」想像，無非只是將西方新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理想主體，套用到多元多樣的文化與社群身上；而且把貧窮的原因歸諸於僅只是資本的缺乏，相信市場競爭與企業才能是「所有人」過更好生活的「最好且唯一」方式。

也因此，研究常常顯示真正透過微型貸款得利的女性，常常是鄉村的中層階級，或者是少數能符合「企業家」想像的女人——他們常常就已經是家戶長，或者本來就有比較開明的丈夫。尤其在1990年代微型金融機構紛紛自非政府組織轉型至盈利企業之後，這些機構更開始張著利益極大化的大帆，鎖定能讓他們賺錢的客戶。

反之，許多極貧窮的女性為了過活，把這些微型貸款當作救急用的提款機，輾轉在各個借貸機構間以債圓債，陷入惡性的債務循環；甚至也有些鄉村女性是被丈夫要求去借貸。

羞辱經濟如何塑造危殆的女人？

人類學家Lamia Karim指出，孟加拉鄉村的微型金融機構成功地「融入社群」，將傳統的羞辱機制當作討債工具；例如：言語羞辱無力償還者，或甚至毀壞家屋、動員其他女人到倒債者家裡搶走可抵押的物品來還債，甚至是肢體暴力。而遭到羞辱卻無力償還債務的女性可能會被認為「為家族帶來蒙羞」，而被視為是外人，不再被接納。

透過這種「羞辱經濟（economy of shame）」，微型金融機構主動地把債務的成本轉嫁到社群身上，並利用當地社群的傳統文化，加劇了對貧窮女性的壓迫。除了孟加拉以外，其他地方也可見類似的方式，例如在尼日，違約女人的照片會被貼在銀行的門口；在玻利維亞有些金融機構則會標記倒債者的家屋，並在他們居住的社區裡張貼公開張貼告示。如此嚴厲的治理方式，化為數據，也不過是將近百分百的成功還債率。

此外，也有其他研究指出微型金融機構也時常使得家庭裡的男人得以透過女人得到貸款，或者在債務人員的監控下加劇對女性的家暴或控制，又或者得到貸款而出去打拼的女性，時常仍得繼續負責家務工作，甚至使得不同群體（可能是階級、種姓等）女人之間的不平等加劇。

結語

前面提到的人類學家Lamia Karim提到他在2009年田野調查時的一個故事：1976年受到尤努斯的貸款，並接著被寫入他的著作《窮人的銀行》而使得微貸大紅大紫的Sufia Begum已經過世，而當Karim見到他的兩位女兒時，發現他們都是行乞者。而他的女兒認為尤努斯既然得了諾貝爾獎，就應該對他們的家庭負有道德責任，但這想望終究沒有成真。這或許是微貸發展了數十年之後既諷刺又哀傷的一個側面。

很多人仍然認為，微貸機構的問題在於管理方式而不是機構的本質，無論如何，其問題之所在恐怕比各種樂觀的看法都還要深層——其中糾葛的龐大商業利益、對貧窮女性困境過於單一的理解都有待修正。

拉回今日，最近在約旦——中東是微型金融相對新的領地——就出現女人透過多重的借貸來勉強度日，卻因為約旦入罪化倒債者而入獄或遭威脅的情況，這些女人受到刑罰後常常面臨家庭破碎、被離婚的課題。許多貧窮的女人仍持續陷入「微貸／危殆」。

話雖如此，過去從1990年代以來，在墨西哥、孟加拉、印度與波利維亞等地方都有抵制微貸的不償還運動，而且這些運動常常由女性領導。這些人的處境與抵抗，都仍有待我們繼續關注。

參考資料

  • Lamia Karim, MICROFINANCE AND ITS DISCONTENTS: WOMEN IN DEBT IN BANGLADESH, 2010. Introduction & Conclusion.
  • Silvia Federici, “From Commoning to Debt: Financialization, Microcredit, and the Changing Architecture of Capital Accumulation”, RE-ENCHANTING THE WORLD: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THE COMMONS, 2019.
  • 苦勞網，20150810「一顆包裹糖衣的毒藥 為何微型貸款不是扶貧的好選擇？」
  • 紐約時報，20200408,“Microloans, Seen as Salvation for Poor Women, Trap Many in Debt”
  • C. van Rooyen, R. Stewart, T. de Wet, “The Impact of Microfina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Evidence”, WORLD DEVELOPMENT, Vol. 40, Issue 11, 2012.
  • C. Milana, A. Astta, “Developing Microfinance: A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 STRATEGIC CHANGE, Vol. 21, 2012.
  • Bert D'espallier, Isabelle Guerin & Roy Mersland, “Focus on Women in Microfinance Institutions”, 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9:5, 2013.
  • Isabelle Guérin, Santhosh Kumar & Isabelle Agier, “Women's Empowerment: Power to Act or Power over Other Women? Lessons from Indian Microfinance”, OXFORD DEVELOPMENT STUDIES, 41:sup1, S76-S94,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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